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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脉络中的“中国”

2014-4-28 17:53| 发布者: southacademic| 查看: 10329| 评论: 0|原作者: 许纪霖|来自: 爱思想

摘要: 过去史学界过于沉湎于中原文化中心论,将清朝的成功视为中原文明同化了满族的结果,事实上,作为最后一个王朝帝国,清朝所留下的众多政治、文化遗产,有的是中原文明的历史传承,但更多的却是满清作为北方民族自身的 ...

过去史学界过于沉湎于中原文化中心论,将清朝的成功视为中原文明同化了满族的结果,事实上,作为最后一个王朝帝国,清朝所留下的众多政治、文化遗产,有的是中原文明的历史传承,但更多的却是满清作为北方民族自身的独创。

   古代史的许多概念已成常识,然而常识习以为常,一般学人潜移默化,不去推敲深究,比如中国、天下、中华帝国、王朝国家、朝贡体系等等,难道真的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当把这些烂熟的概念用来解释历史、运用当下时,常常会遇到暧昧的困境。

   我们是谁?何谓中国?何谓中华民族?中国是华夏,抑或包括蛮夷?华夏之天下等同于今日之世界吗?古代中国的认同,究竟以何为中心?以朝贡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真的是古代中国世界关系的全部?我虽不治古史,但在研习现代中国的时候,不得不回溯这些与中国传统无法剥离的问题,概念的背后是一个有争议的真实,有争议的真实背后,更是一个多元脉络的“中国”。

   先从天下说起。何谓天下?在中国文化当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组体现了自然、社会和人类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价值;体现在人间秩序,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礼仪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仁义价值与礼乐规范。天下之价值来自于超越的天道,而从西周开始,天就被认为是内在地具有德性的,而天道与人道相通,天意通过民意而表达,天下也就因此拥有了既超越,又世俗的伦理价值。

   天下的另一个含义是地理意义上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秦汉之后,在这样一个同心圆的“差序格局”之中,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由内到外,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层是大一统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如汉人的主要居住区域本部十八省;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如明朝时期的西藏、云南和东北;第三层是关系或远或近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暹罗、琉球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化内之地;最后一层则是化外之地,即四周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没有关系的蛮夷。这个空间意义上的天下,始于西周,完成于隋唐,形成了以中原九州为中心,向东亚乃至世界呈同心圆辐射的结构。古代中国的天下空间,不像现代的世界各国版图那样固定不变,内圈与外圈之间、化内之地与化外之地,经常处于弹性的变动之中,中心清晰,边缘模糊。在战国时代,天下只是方圆三千里的九州,而到了汉代,天下则成为包含夷狄在内、方圆万里的帝国辽阔之疆域。

   天下的政治秩序与宗法的家族秩序同构,都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邢义田先生指出:天下的同心圆结构与周代封建的亲亲、内外完全一致,亲亲之义在差等,由亲而疏,由内而外,无限可以放大。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中国在中心,可以推广到每一个角落,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

   与天下所对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夷夏。何为华夏、何为夷狄?在古代中国并非一种族性概念,乃是一文明性分野。夷夏之间,所区别的是与天下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之有无。中国历代有明确的夷夏之辨、胡华之别,华夏是“我者”,夷狄、胡人是“他者”,但彼此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可变动和转换,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夷夏之间,虽然有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华夏的骄傲与自大,并非血缘性、种族性的,而是一种文明的傲慢,而对夷狄的鄙视,也同样如此。反之,如果胡人或者夷狄臣服于中原的礼乐政教,那就被接纳为天下中国中之一员,哪怕成为统治者和皇帝,在历史中也并非个案。

   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所需要辨认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因此,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为常态,也是中华帝国文明扩张的使命所在。华夏是“我者”,夷狄是“他者”,但许倬云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天下有绝对的敌人,即那些没有或拒绝接受中华文明教化的夷狄,需要夷夏之辨。但作为具体的夷夏,却都是相对的,可以教化,化“他者”为“我者”。天下是普世的、绝对的,而夷夏却是相对的、历史性的。

   由于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绝对的种族界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了周边的蛮夷,化夷为华。历史上夷夏之间、胡人与汉人之间有四次大的融合: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明代和清朝。在这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过程之中,不仅蛮夷被汉化,也有汉人被胡化的反向过程。汉人本身是农耕民族,而胡人多为草原民族,农耕中国和草原中国经过六朝、隋唐和元清的双向融合,华夏文化已经渗透进许多胡人的文化,比如佛教原来就是胡人的宗教,汉族的血统里面也掺杂了众多蛮夷的成分。所谓的天下,乃是一个不断的以夏变夷、化夷为夏的过程。夷夏之间,既是绝对的(有无礼乐教化),又是相对的(相互的融合与内化),随着每一次中原文化对外的扩张,华夏民族融合了原来的胡人,使得他们成为新的一员。

   天下以华夏为中心,也包含了蛮夷,而蛮夷又分为内蛮夷和外蛮夷,内蛮夷在中国疆域之中,外蛮夷不属于中国,却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天下与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与世界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天下所蕴含的空间,比中国的地理概念要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明确的主权、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国家。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却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做“中国”。但这个“中国”,在具体的年代里面,总是由某个正统的王朝所代表。不同的国家或王朝都想问鼎中原,争夺这个能够代表“中国”的正统。正统之所以重要,乃是与天下有关。欧洲乃是列国体制,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但中国是天下大一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一个天下,多个王朝,因此,无论是魏晋六朝,还是五代十国,不同的王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从地理概念而言,古代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域,包括直接治理的郡县,也包括那些间接统治的册封、羁縻、土司之地。在中国的疆域之外,那些朝贡藩属国,如历史上的越南、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缅甸、苏禄(菲律宾)等,虽然不属于中国,却是天下的一部分,通过朝贡体系参与到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然而,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在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国家,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在汉朝的北方有匈奴、鲜卑政权,与两宋王朝并存的,有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内,历史上各个时期除了正统王朝,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它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的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地理空间之中,始终存在着多民族、多地域、多种制度的王朝与政权。他们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拥有中央王朝的地位,获得历史上的正统。

   那么,古代的天下是否等同于今天所说的世界呢?二者有很大的差异。今天的世界,乃是由多个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所组成,但在古代,所谓天下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一旦与自我无关,便不再关心,不再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不等同于世界,只是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那部分世界,比如汉代人已经知道有罗马帝国,但不认为与天下有关。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在五服之内,五服之外与天下无关。

   这种自我中心论的天下观,是一种典型的“差序格局”,是内外有别的秩序。但这个内外,只是相对的,且富于弹性。只有相对的内外,没有绝对的敌我。蛮夷之国今天不属于天下的一部分,明天臣服于中央王朝,来朝示好,便被纳入天下秩序。古代中国之天下,理论上是无限的,现实中又是有限的。在理想形态上,天下等同于整个世界,天下是普世主义的价值,但在现实形态上,天下又无法等同于世界,总是有着王朝国威无法顾及的化外之地,有着尚未被中原文明所教化的蛮夷。

   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而是对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但这个“中国”,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由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所形成。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的。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认同”意味着什么?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nation-state。近代意义上的nation,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着自然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民族,比如汉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与state紧密相关的、与国家合二为一的民族。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人为建构因素,与近代的国家同时出现和打造,因此nation在中文翻译上,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翻译为国家或者人民。总而言之,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是一个整体性的人民-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与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传统民族是截然不同的。严格而言,古代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认同”,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只有文明的认同或者王朝的认同。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其出现不早于晚清,最早是由杨度和梁启超提出来。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一样,是与近代国家一起打造的国族(state-nation)。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吗?显然不可能。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古代中国有华夏-汉民族,却没有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这一经典性观点很有道理,“多元”意味着中华民族由汉、满、蒙、藏、回等多民族组成,所谓“一体”就是与近代民族国家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是由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所共同构成的那样。然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在古代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到了近代产生了民族意识之后,成为自为的民族,这一看法却有值得讨论的空间。我们不能将历史上的华夏-汉民族直接等同于中华民族,事实上在任何朝代里面,有具体的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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