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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2016-3-17 20:51| 发布者: southacademic| 查看: 6652| 评论: 0|来自: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

摘要: 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15年7月18—19日在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 ...
    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15年7月18—19日在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由“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和福建省统计科学重点实验室承办。本次论坛共计收到国内外青年学者投稿的论文450多篇,其中英文投稿49篇。不仅投稿论文的数量大大增加,论文质量也有明显提升。最终通过评审参会的论文为150篇,其中英文参会论文21篇。来自国内外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0多名青年经济学者共聚一堂,就现代经济学和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
    自2012年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第一届学术理事会成立以来,按照理事会章程,在每届论坛举办之前,理事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2015年7月17日召开了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2015—2017)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经济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杂志社社长王诚研究员主持,来自全国20多家理事会成员单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论坛理事长裴长洪研究员,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淼教授分别致辞。论坛秘书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代表秘书处向理事会汇报了一年来论坛的相关工作,包括上届论坛入选论文评选和发表情况,理事会章程修改草案的讨论,本届论坛征文工作和本年度“论坛优秀论文”评选工作以及新增理事会成员单位等事项。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2015)”获奖名单,并审议通过了《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入选论文推荐进入〈经济研究〉审稿流程方案(草案)》,讨论了《学术理事会章程(修改草案)》,并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大学以学校名义加入理事会的决定。最后,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下一届论坛的承办单位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7月18日上午,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开幕式在厦门大学经济楼举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雷根强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厦门大学副书记、副校长李建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裴长洪研究员和厦门大学洪永淼教授分别致辞,郑红亮教授做论坛工作报告,宣读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成员单位名单。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雷根强教授宣布“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2015)”获奖名单,并由李建发教授和裴长洪研究员为获奖作者颁奖。
    王诚研究员主持了随后的主题演讲环节,裴长洪研究员、田卫东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吴德胜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及洪永淼教授为本次会议带来了四场精彩的主题演讲。
    裴长洪研究员演讲题目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扩大开放”。他首先强调了理解“一带一路”的十个关键内容,具体而言:(1)“一带一路”强调各国的共同建设;(2)“一带一路”强调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均衡和普惠;(3)“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不局限于经济层面;(4)“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是互利共赢与和谐包容的,同时也是市场化运作的;(5)“一带一路”强调陆海统筹的协调发展;(6)“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单纯为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应当是市场选择的结果;(7)“一带一路”强调务实与民主的合作机制;(8)“一带一路”建设是举国响应;(9)“一带一路”体现了大国责任;(10)“一带一路”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的竞争优势。裴长洪研究员随后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问题。以亚投行为例,未来需要处理好以下五个问题:(1)治理结构的安排如何体现亚投行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2)如何转化绝对需求为有效需求;(3)风险评估问题;(4)金融设施和生态环境问题;(5)如何与既有的国际规则相协调问题。
    最后,裴长洪研究员专门提到了当前社会上关于“一带一路”的一些片面认识,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1)“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它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开发,而不是财政援助;(2)“一带一路”不是为国内过剩产能找出路的制度安排;(3)“一带一路”是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和美元国际地位的挑战。
    田卫东教授的演讲题目为“Modern Risk Management Problems”。在回顾了传统的分散、对冲和风险共享这三类风险管理模式后,田教授重点讨论了现代风险管理问题,认为现代风险管理包括交易对手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灾难风险、系统风险、金融法律风险和模型风险等七类风险,并就对手交易风险、罕见灾难风险、金融法律风险等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最后,田卫东教授总结了现代风险管理领域仍待解决的前沿问题以及最新的解决办法:(1)关于最新处理无法分散风险的方法,包括压力测试与CCAR等;(2)如何为各类风险进行价值调整,特别是XVA的概念;(3)如何运用传统的保险理论去应对系统风险;(4)如何发展新的计量工具去识别重要的风险因子。
    吴德胜教授的演讲题目为“Internet Sentiment and Stock Price Volatility”。他首先从“1870—2010年S&P指数”和“NASDAQ指数和苹果公司股票价格的关系”这两点出发,说明了经典效用理论预测能力的不足,信息的集聚和增长使得股票价格的波动难以得到完全解释。现有文献主要是基于经典效用理论、行为信息和行为经济学三个方面,而他则运用计量模型和数据挖掘方法对多元异构数据进行处理,建立了WOERM Model对风险不确定性、风险动态性、风险互联性、风险冲突性和风险复杂性进行分析,并继而考虑情绪分析,在情绪分析的基础上进行GARCH模型回归,从而形成了sentimentbased GARCH以及sentimentbased asymmetric GARCH两种方法。在案例展示部分,他介绍了其在数据挖掘上的三项主要工作:(1)基于新浪财经论坛用户数据,从用户的活动数据分析用户情绪;(2)基于中国官方的主要财经媒体数据,获取文本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3)通过对119股灾、530股灾等重大股市事件的分析进行回测。
    洪永淼教授的演讲题目为“Optimal Selection of Window Length in Rolling Regression Models”。样本外预测作为一种重要的预测方法,在以往的研究当中一般是运用迭代估计或者滚动估计两类方法。使用滚动估计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所估计模型不具备稳定性的担忧,同时滚动估计的参数具有时变性,然而滚动估计方法对于具体使用多少样本点进行滚动估计缺乏理论上的讨论。他考虑了一个时变参数的预测模型,相关参数本身就是关于时间t的函数。时变参数的缓慢、连续变化的假设特性使得其在非参数估计方法的使用上具有了可操作性,同时采用映像的方法则大幅度地减少了非参数估计的偏差。在此基础上,他具体讨论了如何选择最佳窗口长度,以使得样本外预测误差达到最小,进而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演变为UMSFE、CMSFE、GMSFE和CV等四种方法。最后,利用对美国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预测,他比较了不同预测方法在不同预测样本情况下的优劣。
    在主题论坛后,陆续举行的25个分论坛(其中英文论坛4个)几乎涵盖了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参会代表就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做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下面分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理论与应用、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等几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同时各个领域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交叉。
    一、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税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
    税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本次论坛研究的热点之一。谢贞发等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通过比较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营业税与增值税对应产业的比重变化,识别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税收分成激励差异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差别税收分成激励的确对相应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范庆泉等构建了包含动态环境税、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采用Shooting方法计算鞍点路径,分析了动态环境税的外部效应,认为渐进递增的动态环境税政策通过对资本过度积累的纠正,不但体现了促进经济增长与降低污染水平的双重红利,而且实现了整条鞍点路径上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李明等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检验了经济波动中企业实际有效税率(ETRS)的变动规律。采用1998—2007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与地级市匹配的样本,他们的研究发现,地方经济每低于潜在产出1%,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就上升约012%—019%。范欣等则基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这一工具开展税收竞争的视角,检验了税收、税收竞争是否有利于打破国内市场分割,并基于极大似然方法、拟极大似然方法和矩估计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以邻为壑”现象在中国仍长期存在。
    童健等构建了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产业转型的理论模型,采用2002—2012年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机理。他们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技术效应大于资源配置扭曲效应,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能够促进工业行业产业结构转型,而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扭曲效应与技术效应大小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变化,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则呈现“U”型关系。黄晓芬等构建了一个基于要素密集度差异的两部门(脏部门和清洁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了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环境政策对经济结构变迁和生产侧CO2排放的内在影响机制。理论和数值模拟发现资本深化、脏部门技术和减排技术进步诱致的结构效应不利于CO2减排,而清洁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水平上升诱致的结构效应利于CO2减排。崔静波等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引入碳排放和低碳技术升级,构建了污染企业技术选择、贸易和气候政策三者之间的理论联系机制。数值模拟发现国外单边碳减排和碳关税气候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和技术升级的影响各异。张文城等以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序列及其环境卫星账户作为共同的数据基础,采用11种碳核算方案对1995—2009年28个发达国家和12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碳排放责任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的消费侧排放责任普遍高于其生产侧排放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恰好相反。
    (二)房地产、金融政策与经济增长
    谭海鸣等以房地产这一代表性的资本品为纽带,结合库兹涅兹长周期理论和城市层级体系理论,构建了适合中国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同时基于日本战后的人口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对中国2015—2050年经济增长、城镇化和房地产价格的中长期影响。周华东等探讨了住房财富效应问题,引入关于家庭收入预期、地区金融自由度及地区生产率冲击等控制变量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基于中国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背景,研究表明中国显著存在正向住房财富效应,即房价上涨促进了居民消费。唐茂钢等使用随机动态最优化模型,得出考虑单位建设用地产出不确定性时的土地出让价格的表达式,再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冯明等通过构建商业银行寡头竞争模型并引入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制度设计,从微观机制上刻画了定向降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定向降准能够降低定向部门的贷款利率,但与此同时传统部门贷款利率也会下降。只有当贷款需求利率弹性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定向降准才能起到收窄定向部门相对于传统部门贷款利差的效果。王博等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1999—2009年持续存活的19000多家企业,分析企业商业信用使用与存货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危机时期的新特征,并通过划分企业产权性质,分析面临不同银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不同表现,试图以此更全面地了解企业存货的管理行为,以及了解经济波动的原因。杨经国等在一个带有金融摩擦的两国开放DSGE模型中,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探讨了危机传染下一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于另一国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通过贸易联系进行跨国传染,其传染效应又通过金融摩擦被进一步放大,在此机制作用下,本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效果会受到国外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李一民等研究了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在经济转型阶段对国民经济各行业信贷资本配置的效率影响,发现利率市场化程度与信贷资本行业配置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银行效率的提升更多地来自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张琳等分析了货币化(M2/GDP)、居民储蓄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居民储蓄存款可能是中国高货币化水平形成的同时并没有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蔡伟毅分析了利率冲击与流动性冲击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基于VAR的实证结果表明,大宗商品价格与实际利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短期实际利率比长期实际利率更具代表性,全球流动性冲击与全球利率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特征并不相同。孙传旺等分析了新常态下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与代际补偿核算问题,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核算了1991年至2013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预测了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变化轨迹,并讨论了代际间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的责任划分。刘海明等利用担保数据,建立了上市公司之间的信用担保网络,并基于企业之间内生互动的网络视角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发现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企业担保圈的形成,而担保圈放大了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担保圈对于货币政策周期效应的放大机制源于其传染效应和顺周期杠杆效应。
    (三)国民储蓄、公共负债和公共产品供给
    郭玉清等建立了一个中央地方互动博弈模型,研究发现传统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模式隐含着三种可分离的救助预期激励机制(政绩竞争压力、成本分担份额和中央救助倾向),驱使地方政府以策略性举债拓宽预算,试图将偿债压力通过公共池转嫁给其他地区。曲兆鹏等利用中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借助中国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及2003年以来住房价格迅速上涨所形成的“自然实验”,使用双差分模型对子女性别是否会影响家庭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住房改革和房价上涨都没有使男孩家庭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女孩家庭。郭凯明等利用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连洪泉等利用策略型和实际决策型公共品实验研究不同情境公共品自愿供给多样化行为的异质偏好基础,并讨论了不同情境变化挤进或挤出偏好的自愿供给效应,发现自愿供给水平及类型在不同情境呈现多样化,不同情境的条件性合作行为和占比最大的条件性合作者是序贯公共品实验的两大特征事实。
    二、 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人口、性别、劳动力迁徙和供给
    谢慧华等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分析青少年逆境与长期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慢性疾病和心理问题的困扰,这一结论与青少年的性别没有关系,且拥有兄弟姐妹越少,影响程度更深。胡枫等通过使用CHARLS数据分析了成年子女迁徙和年迈父母在家里的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结果表明已婚女儿的迁移对中国农村年迈父母的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很小,而该效果在父母的性别、年龄、教育、家庭财富等方面差别也很小。蔡澍及其合作者分析了为什么微型贷款在有些地区十分成功而在别的地区却不成功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贷款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摩擦的理论模型,并随机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选取村庄的贷款普及度数据做了检验,发现贷款普及度的外生性增加会显著加大贫穷家庭的移民行为。胡志成等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了文化观念对女性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女性发展的影响,认为文化对生育行为和女性发展有显著影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传宗接代观念是导致男孩偏好和阻碍女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梁超等基于CFPS的2010年数据,研究计划生育对家庭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教育水平)的影响,认为计划生育有效减少了生育子女的数量,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同时,由于家庭收入约束、地区教育供给差异等原因,同样的生育政策对于偏远地区、低人力资本和农村家庭的作用更大。
    陆方文等研究了新经济时期的子女性别和父母幸福感关系,并分析了不同成长阶段对幸福感的影响。李烜等研究了女性是否较男性有更强的利他性,以及男性、女性和中国人、外国人的两种特征是否对人们做出利他行为产生影响。王春超等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重点从职业性别隔离的视角分析劳动者性别收入差异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发现近十年来性别收入差异在不断扩大,并且随着收入的提高,性别收入差异更大。于丽等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的全国城市数据,对不同家庭结构的适龄退休老年人再就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虽然养儿防老现象存在,但老年人的子女数量和再就业概率与父母对子女的净转移支付呈正相关关系。任继球等对比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变动趋势的差异,归纳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市场性别差异之谜,结合中国服务业发展数据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从服务业发展滞后和技术进步率低的视角对“性别差异之谜”进行解释。
    (二)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邹薇等建立了含有企业家管理才能、管理知识存量、投入技能和非技能劳动数量几个相关变量的生产函数,从理论上说明了企业利润最大条件以及企业家精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家精神水平越高,则企业需要的劳动越多,产出越大,利润越高,劳动也会向企业家精神高的企业转移。钟建军等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借助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总体为上升趋势,本土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普遍高于外资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可借助“学习效应”和研发“替代效应”机制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张伊依等比较了中美细分行业平均相对质量的动态变化,以及中美两国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三类行业的平均相对质量的差异,利用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了技术引进陷阱与门槛效应。张勋等在基准的明瑟收入方程中加入基础设施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从而有利于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收入较低的群体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
    (三)资源、市场结构、所有权结构与经济效率
    鞠晓生等建立了企业总部的迁徙模型,利用2004—2012年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情况的数据,使用Probit等计量方法对迁徙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地区要素交易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司总部迁移的概率,地区要素交易效率越低,公司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高。盖庆恩等在标准的两部门模型中,引入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安排,使用StoneGeary的效用函数从理论上说明了土地市场扭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发现若土地能够有效配置,中国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1.22倍,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下降19.99%,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1.87倍。邵明伟等基于汽车产业的邻近性等特征性事实,以垂直关联行业区位均衡模型为基础并引入税负水平因素,利用2002—2011年省域面板数据和(空间)动态联立方程模型,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中国当前汽车“整零”行业空间分布关系以及区域劳动力成本、税负水平的影响。赵国等提出了一个和有限理性的范式相一致的动态博弈模型,认为该模型可以解决一些经典理论长期存在的矛盾,如Arrow & Sen的不可能定理等。陈霄等利用UNComtrade和海关数据的研究发现,Pierce & Schott (2014) 关于关税不确定性对出口的显著影响的结论主要是由纺织和服装(ATC)产品导致的,剔除之后这个结果不成立,关税不确定性的影响很可能受到进入成本的制约。廖谋华等建立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性特征和自1995年以来的土地市场的模型,对经济中推进集中劳动分配演变的关键性产出资源的洲际垄断力量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模型的一大重要预测结果是,导致土地价格动态变化的政策会导致一个U型劳动分配时间剖面,同时劳动分配在初始状态是增加的,达到一个峰值后再下降。Paul Hubbard等用世界银行2005年至2012年公司账户数据估计了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和非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并用相同的数据与Dollar & Wei在2007年所用的模型做了比较分析。于佳等研究了中国在非洲的OFDI的特征和决定因素,并探究能源和资源获取能力对于OFDI的作用,是否中国更倾向于向实力弱小的国家进行投资,以及中国对于非洲的区域性投资的选择等问题。陆方文等的实验研究发现,领导服务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在班级中的受欢迎程度,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并提高了学生对成功的信心。
    王艺明等通过微分博弈策略分析方法,对两个国家间的贸易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合作降低了关税税率,提高了两个国家的收益。两个不对称国家间的时间一致性关税合作将有效地降低关税税率,但是自由关税协定(例如零关税税率)不一定具有时间一致性,在生产力和时间折现偏好方面的高异质性国家,常常达成不稳定的自由关税协定。魏春燕等通过2007年至2013年中国企业的销售目标大样本数据,检验了目标棘轮效应是否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发现了棘轮效应的大小和不对称性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证据,企业根据外部有利的变动相应地减弱了棘轮效应,而在外部不利变动的情况下相应地加强了棘轮效应。鲍小佳等对水资源缺乏的北方农村地区的2007年至2009年880户家庭调查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对数人均用电量(用水量)对温度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回归,发现每减少一个家庭成员,人均水电消费将增加20%。在控制家庭人口数目不变的情况下,女性比例越大,人均水电消费越大;气温每增加1摄氏度,水电需求量平均增加2%。钟腾等研究了房地产市场的资源错配效应,发现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对非房地产投资和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即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同时由于软性预算约束,资源错配效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
    马松等以成都、宜宾、自贡、营口和昆明等城市实地调研所得的414个民营非上市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贷款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主的政治背景在其贷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温军等在Dessi & Yin (2014)提出的风险投资剥夺行为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模型基础上,纳入增值服务机制并对剥夺行为的创新失败概率内生化,并基于2004—2013年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IPO前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进行了实证检验。张霖琳等利用手工搜集的2003—2012年央企、省属国企及市县级国企董事长、总经理或党委书记离任后的去向及升降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检验国企高管升降的潜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行政级别国企高管的晋升评价机制有交集,亦存在结构性差异,业绩好、年龄小、学历高则在晋升中占优。王玮等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引入金融摩擦和企业家精神,探究异质性个体模型中金融市场不完善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金融摩擦会加剧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但是与基尼系数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在金融摩擦较小的范围内成倒U型。杨道广等以媒体负面报道数量衡量媒体压力,从企业创新的视角对此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媒体负面报道数量与企业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支持了“市场压力假说”。在区分媒体报道的内容、来源、严重性及深入程度后发现,与会计相关的负面报道数量更可能与企业创新水平负相关,证实了短期财务业绩压力是抑制创新的主要原因。
    王凯等以2004—2013年A股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所处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随着金字塔层级的增加,地方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倾向和规模皆先增加后降低,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郭峰等通过对2001年至2012年12种中国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19000多篇学术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学期刊编辑部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爱该期刊隶属单位的研究人员,形成“关系稿”。李江一等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了“房奴效应”是否可解释中国居民消费倾向的持续下降。结果发现“房奴效应”显著挤出了家庭消费,其中购房动机使家庭总消费降低了7.9%—10.3%,且主要挤出了家庭的食品衣着、教育娱乐支出,偿还住房贷款抑制了13.8%—17.4%的家庭消费,且主要抑制了家庭的耐用品、住房装修维修支出。
    程杰等利用全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观察发现,养老金存在两种明显的扭曲效应:一是就业抑制效应,养老金激励尚处在劳动年龄的人口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养老金覆盖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51.0%。二是工资抑制效应,养老金作为一种经济补偿干扰了工资形成机制,倾向于压低市场均衡工资,被养老金覆盖使劳动者的小时工资下降43.5%。孙婧芳等对2001年至2010年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大幅提高,与相同学历的城市本地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相似。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与城市本地劳动力趋同。滕飞等以2006—2013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部分可观测Biprobit模型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公司违规(含违规倾向和违规稽查)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所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越激烈,则公司的违规可能性越高,但是其违规行为被稽查的可能性却越低。张帅等从食品需求角度,考虑中国消费者群体巨大、消费者收入水平低这一基本国情,认为中国现阶段食品安全问题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度的有效需求低,而消费者群体巨大和消费者收入低又是导致食品安全度有效需求低的原因。
    三、 金融理论与应用
    (一)公司金融和银行理论与应用
    倪骁然等分析了控制型少数股东冲突与公司库存现金之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利用中国2000年至2013年的金融数据,使用两阶段静态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控制型股东资金占用和公司库存现金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这一关系随着投资者保护的加强更为明显。同时U型的扩张点与投资者保护强度存在反向比例关系。王春飞等利用2008年监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机会发现,从总体平均意义上看,“半强制”股利政策可能会降低受影响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考虑公司异质性后,在代理成本较低或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公司中,“半强制”股利政策发挥的作用更明显;但在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溢价被明显削弱。张璇等基于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信贷腐败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决策和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的信贷腐败行为和融资约束都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对有信贷腐败行为的企业而言,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
    辛宇等系统地考察了民营企业创立时出资来源的主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对地区宗教传统和企业家个人宗教信仰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与从政文化和市场化程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探讨,发现宗教传统和宗教信仰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以及对企业家个人的信任水平和家族情感联结。陈霞等使用2005—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校友关系、工作经历、老乡关系、协会成员关系四个方面判断独立董事与CEO的私人关系关联,研究发现在中国制度背景下,独立董事—CEO私人关系关联程度越大,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魏志华等以2005—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207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避税、构建内部资本市场、大股东“掏空”以及盈余管理等四个视角系统考察了关联交易的潜在动机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关联交易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
    余靖雯等利用1999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从省级党代会召开的角度研究政治周期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省党代会召开前一年和当年,政治不确定性较高,企业增加现金持有,省党代会召开后一年,企业现金持有水平降低。陈文等针对小额信贷机构过度依赖动态激励强化借款人还款激励使得贷款机构容易遇到信念危机这一现象,在全局博弈框架下,探讨如何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强借款人对贷款机构持续经营的信念,认为在统一信息披露监管思路下,监管机构在强化杠杆率监管要求的同时应适度放宽信息披露监管要求。万晓莉等以商业银行为主线,结合相关金融监管措施与影子银行的业务数据,在系统性视角下对中国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套利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监管资本套利、存贷比套利、宏观调控套利以及市场与监管的博弈确实是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主要动因,且越受资本约束的银行越有动机展开影子银行业务。李欢等使用年基线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Tobit模型及Heckman两步法,实证分析个人早年特殊经历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对家庭金融风险态度的影响,发现特殊经历显著影响个人认知的形成,同时个体的能动反应会反作用于特殊经历带来的影响。
    陈海强等使用2011年到2014年的年报数据与分析师预测数据,通过考察国内A股上市公司在超预期与未达预期年报两种情形下异常融资融券交易的变化,来研究融资融券交易制度是否带来更多知情交易,发现融券交易与负面年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融资交易与正面年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罗煜等基于中国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各省政法委书记受法律相关教育的情况为工具变量剔除了内生性,分析了法治水平对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认为法治水平的上升对各地银行信贷市场的规模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金融业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较不显著。郭晔等运用2004—2009年美国2775家银行的微观经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面板Logistic方法,研究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的作用,同时将危机时期与非危机时期进行对比,探讨存款保险制度降低银行风险的有效性,并进一步探讨了杠杆水平和银行治理结构将对二者关系产生的影响。张跃文等利用2000—2012年的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数据和二级市场交易数据,运用时间日历组合法和配对法进行研究,发现现金分红可以稳定地创造股票长期异常收益率,对于大市值股票和高成长性股票而言,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宋夏云等以披露公开股权融资和公司债融资的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证监会推行公司债发行试点、公司债审核绿色通道和国有产权制度对公司融资的影响。研究结论不支持中国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国有股一股独大是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陈名芹等分析了股利承诺、信息透明度与投资者市场反应的关系,认为《公司章程》修订内容信息的透明度有利于投资者财富的提升,股利承诺的制度安排得到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认可。黄俊等基于行为短视的视角,考察了券商上市对其承销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上市券商,上市券商承销的IPO公司进行了更多盈余管理,而且当公司IPO募集资金越多且为民营企业时,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上市券商承销的IPO公司更易通过证监会审核,但这一影响主要通过实施程度更高的盈余管理所致。王存峰等基于1995年至2014年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整体处于风险承担不足状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与经营绩效具有抑制作用,且企业风险承担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陈丽芳等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所存在的影响。
    (二)资本市场理论与应用
    崔丽媛等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欧拉方程连续迭代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利用非参数二阶最小平方和估计来提高工具变量非参数估计方法的表现,并以此论证了这一方法在解决资产定价模型时统计上的可靠性以及估计量的渐进性,同时检验了这一方法在小样本条件下的有效性。赵宏飙等应用Hawkes过程和标普500指数的期货和期权的高频交易数据对两个市场中订货薄的动态行为和相互影响进行了建模,还分析了期货指数中的大的外生价格跳跃行为在两个市场中对订单到达的影响。研究发现期权及期货市场指数在经过大的夜间跳跃后,订单到达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结构变化,投资者对正向和负向跳跃有着不同的反应。许志伟等研究了12个亚洲国家和31个OECD经济体金融业发展和总量存款率的驼峰型关系,通过使用一种可以同时刻画异质家庭和异质企业的不完全市场模型,解释了这一特殊关系的成因。黄志刚等建立了一个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的动态模型,为中国短期利率波动性加剧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流动性冲击是引起短期利率大幅波动的直接原因,而货币政策和信贷市场的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因素加剧了流动性冲击对短期利率的影响,采用中国金融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上述结论。
    胡慧聪等探讨了大宗商品市场与股票市场联动性演变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大宗商品与股票市场的相关性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巨幅波动,流动性指数可以解释二者相关性变化的16%。孙凌霞等分析了中国12个部门的回报率与市场股票指数关系,基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之间的动态条件相关性,发现条件相关性在不同部门和危机中结果显著。王锦阳等利用Copula相依结构理论扩展了现有的系统性风险测度,用CoVaR方法来捕捉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潜在的非线性、非对称相关关系,以得到适用于不同类型常参数和时变参数Copula相依结构函数的动态系统性风险测度,并构建了严谨的后验分析框架。赵华等基于连续时间跳跃扩散过程,利用中国股票市场所有上市公司的高频交易数据,采用非参数跳跃识别方法检验股票的跳跃性进而建立股价跳跃幅度变量,并以此分析股价跳跃对资产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股票市场股价跳跃显著地影响股票收益率,影响方向为负。柴国俊等构建了一个具有住房消费的资产组合模型,说明风险资产回报与住房价格变化的相关性使得风险资产投资有利于家庭对冲住房价格风险。实证分析发现住房供给弹性每降低1个单位将导致城市家庭风险资产比重和股票资产比重提升大约12—18个百分点。
    黄振等利用固定利息债券与浮动利息债券的利差将货币政策目标利率分解成预期和未预期成分,探讨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特别是未预期到的目标利率变动对企业债券市场的信用利差产生的动态影响与非对称效应。陈彬彬等在市场分割框架下建立了知情交易者观察相关资产历史价格的理性预期模型,分析了交易者观察相关资产价格对均衡唯一性、市场流动性、价格信息含量及相关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交易者观察相关资产价格将降低资产内在价值的“残余不确定性”水平、多重均衡发生的概率、交易者期望效用以及市场稳定性,增加知情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的反应强度和净交易量。张海洋等分析了信息披露监管与P2P借贷运营模式问题,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发现对信息披露监管的差异是造成是否要对P2P借贷担保的主要原因,认为担保模式制约了网络借贷的创新特性,为促进该行业健康发展,应参照美国模式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尚玉皇等构建了一种混频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并结合中国各类混频宏观金融指标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与同频模型相比,混频仿射模型对国债收益率及期限结构因子表现出更好的拟合效果,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水平因子对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汪金祥等以2005—2013年间具有企业信用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信用评级及其变化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信用评级越高、债务违约风险越小,股价波动性越低;信用评级调高、债务违约风险下降,股价波动性降低。周颖刚等运用双变量两区制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刻画了我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跨市场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定价机制,发现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存在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两个区制,国债收益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是驱动区制间转换的重要因素。吴卫星等以2004年到2012年中国开放式基金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中国基金经理高离职率的独特数据所提供的自然实验,检验了基金经理、基金本身和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基金业绩主要是由基金公司的特征决定的,而基金经理特征和基金本身特征并不能决定基金业绩。付鹏等以2009—2012年16个季度的所有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是否存在利用媒体报道来获取超额收益的潜在动机。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符合“注意力驱动效应”,即媒体报道数量与股票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
    (三)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管理
    谢沛霖等运用Chen(2012)流动性折价模型及Geske(1979)复合期权定价模型来估计流动性折价水平与风险,通过分析中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折价图得出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流动性折价受国际金融环境(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希腊危机等)以及中国宏观政策的影响显著,发现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折价水平受债务结构及规模所影响,负债占比越多,债务质量越差,流动性折价越大。唐波等利用VAR模型检验了行业收益的汇率风险暴露,同时还使用NARDL模型去估计行业收益的长期和短期非对称汇率风险暴露,并计算了一单位正和负的汇率风险冲击下行业收益的动态乘子,非线性模型估计结果发现行业收益的汇率风险暴露是非对称的,非出口企业包括金融企业也存在汇率风险暴露。陈灯塔等应用一种新的套保方法,将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融为一体,简化了套保比率的估计方法,避免了拼接期货合约问题,并在针对黄金、股指、外汇和原油等四大类期货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如果将定价理论融入套保实践,套保效果将比简单套保更好。
    四、 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
    (一)国际经济学理论
    孙莹等以拓展后的Melitz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浙江省企业微观数据,测算以ISO9000为代表的国际标准实施的出口效应。研究结果发现行业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相对于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及高技术的企业,低技术企业样本凭借ISO9000认证获得了更为显著的出口增长。杨小海等基于两国DSGE模型框架,同时根据经济的基本面对当下中国对外股权投资逐渐开放的过程进行了政策模拟,并评估了其潜在风险。模拟结果显示,当下若完全开放对外股权投资,中国可能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而且外汇储备将面临枯竭的风险。潘珊等在一个包含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异质企业模型中,引入李嘉图比较优势,研究了开放贸易对于企业出口以及部门间结构转型的影响,认为在比较优势的主导影响下,导致劳动力由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并且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剧结构转型。杨汝岱等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进行了分析,通过理论模型构建了价格和质量的对数线性表达式,进而以HS两位数分类为基础进行面板回归,选用企业层面产品进口国真实汇率作为价格的工具变量,并通过回归统计量证明所选的工具变量能够有效提高实证的结果。
    (二)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
    陈航宇等探讨了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多样性以及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单边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对于本国而言是一种“损己利人”的行为,而双边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将会使得本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福利均有所上升。彭红枫等将货币国际化的必备条件分为经济基本面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两方面,根据国际货币的三大职能,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货币国际化绝对程度指数和相对程度指数,并分析了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制于中国的政策制度和金融体系等结构性因素的不足,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始终较低,但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韩乾等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研究热钱对中国上市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热钱对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与企业所在城市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部分热钱通过虚假贸易进出中国银行系统造成的。张艳等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普查数,基于公平视角,测算可反映高低技能工人工资不平等的指标。通过区分不同的贸易方式,通过探讨不同技能劳动的需求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差异表现,分析其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能工人工资支付更加不合理,普遍存在高技能工人工资向下扭曲。一般贸易出口虽然拉大了高低技能工资的差异,但改善了高技能工人的工资扭曲状况。
    张烁珣等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年至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出口退税对职工工资的影响,并通过劳动密集程度以及员工的议价能力来探究出口退税影响工资水平的渠道。实证结果表明,享有高出口退税率的出口企业工资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但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内,工人工资受出口退税率的影响较小,而在员工议价能力高的出口企业内,工人工资受出口退税的影响较大。高凌云等研究了企业动态、产能与出口强度的关系,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发现在位企业效应是影响出口强度的主体,进入企业、退出企业的平均出口强度均低于在位企业。胡赛等通过对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比较了不同出口密集度的企业,并分析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因素,并探讨企业出口行为的转变对企业生产率、企业绩效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出口密集度的变化会导致企业生产率发生改变,金融约束是导致企业出口密集度增加的重要原因。邱光前等通过构建出口价格与最低工资标准的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性。总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对出口产品价格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出口产品价格将上升0.94%。
    倪红福等基于生产工序探讨了出口技术含量和结构的新测度方法,测算结果表明中国技术含量显著低于国外发达国家,但技术含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分产业而言,中国第二产业全技术含量高于第一产业和服务业。崔静波等基于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了研发收入、研发支出、新产品收入、专利申请、专利授权与科学论文发表等六类企业创新指标,并分别进行固定因子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出口能够使企业创新能力的各项指标有显著的提高。郝良峰等利用企业选择创新和出口的条件构建了企业创新与出口的基础模型,并分别采用出口拓展边际与出口集约边际两个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与企业出口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够显著提高出口拓展边际,但会显著降低出口集约边际。
    五、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
    (一)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改革
   黄凯南等探讨了演化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论证了“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存在的局限,在学理上阐释“个体与制度互动主义方法论”对准确理解个体与制度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古志辉等探究了儒家伦理能否降低关联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处的地区儒家传统越强,公司披露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选择市场定价机制的概率越大。在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儒家传统与市场定价机制选择的关系更显著。刘振杰等使用了2001—2012年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数据,利用混合面板OLS和Logit回归方法,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以及总部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显著减少了地方上市公司总部数量,对总部的外迁有显著促进作用。李书娟等采用1992—2012年间辖区外83个家乡县或84个家乡市样本,以夜间灯光亮度代理经济发展水平,基于倍差法实证分析发现,省委书记、省长上任后,其辖区外家乡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
    李世刚等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政府与企业雇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度量一个地区的人才配置状况,对中国地级市2001—2010年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经验研究显示,政府-企业间人力资本差异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低。杨光等研究了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如何通过合约的设计和调整,避免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实现中央目标的最大化问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三次财税制度的大变革,都是中央政府作为合约的设计者考虑到外界条件与自身目标的变化所选择的最优安排,其本质是内生最优合约的变迁。苑德宇等基于Behrman & Craig(1987)提出的KohmPollak形式的中央政府效用福利函数构建中央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提出了效率、公平、政治势力等因素影响中央政府投资跨区配置的理论假说,并利用中国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总体上效率因素和政治因素均一致显著正向地影响了中央政府投资。
    黄策等针对污染物不同程度的跨界性及不对称性,探讨了政府层级间污染治理责任划分与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当污染物存在显著的跨界外溢性且各地区污染物的外溢性程度差别不大时,中央集中治理污染更有效。相反,当不同地区在污染物的外溢程度上呈现出较大差异时,地方治理则更有效率。陆明涛等建立了一个包括非位似性偏好和生产率差异的三部门结构变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特定假定条件下得到了资本、劳动、消费和产出在不同产业间的分配比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态变迁路径,为理解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长期动态演进的视角。黄昊等从生产角度构建了多部门增长模型,以探讨三部门技术进步率的增长率不均衡性所带来的相对价格效应,推导出存在一条唯一的广义均衡增长路径,经济沿该路径增长的同时会实现结构的转型。在此基础上,运用结构转型数据从结构转型和各产业技术进步率两个维度来分别探讨30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特点和趋势,以检验是否符合世界各国结构转型的Kuznets特征事实。
    刘瑞明等在行为法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分析了食品安全治理问题,发现企业的“短视认知偏差”会放大“造假冲动”,使得企业生产更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并且企业的造假行为具有“自我强化效应”和“互动传染效应”,而在法律、信息披露机制等不完善的环境中,这些效应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大。蔡卫星等研究了企业集团、政府干预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利用2003—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企业集团和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集团降低了非效率投资从而提高了投资效率。黄寿峰等通过构建腐败、公共投资影响基础设施质量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省际公路基础设施相关数据和2012年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腐败、公共投资在基础设施质量发展中的宏观表现及微观影响。
    尤济红等分析了环境规制能否促进R&D偏向于绿色技术研发的问题,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并采用动态面板的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的R&D投资显著有利于工业的绿色技术进步,表明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符合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桂林等分析了社会稳定、社会道德与分权治理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权治理措施如法治分权、财政分权、监督分权以及社会分权,来规范权力运行并限制权力寻租与滥用,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陈学政等建立了一个分而治之的理论模型,用以阐释为何盗贼统治政权可以通过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均衡状态中得以维持,以及这种策略会对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影响。
    叶兵等构建了一个具有存款利率管制的世代交叠(OLG)模型,定量分析了提高退休年龄对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数值模拟显示,如果不进行改革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长期稳态的养老保险替代率较初始稳态下降5702%,而提高退休年龄能明显减缓替代率下降的趋势。韩超等分析了规制治理、公众诉求与环境污染的问题,对环境规制决策、环境污染结果以及环境达标效果的系列检验,表明当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策略性行为。蔡东玲等分析了集体声誉视角下的医患冲突与治理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影响医患关系的内在机制,从集体声誉的角度考察医患关系,并且结合医生和患者的集体声誉进行了考察。王海等分析了老乡情结如何影响地方官员的决策,研究表明老乡情结对省委书记的隐性决策有所影响,表现为离家越近,隐性决策的影响越大。
    年猛等从户籍限制的角度分析了行政等级与大城市拥挤之困,认为由于城市间行政地位在中国不平等,导致资本、教育、医疗、优惠政策等资源向行政等级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这种公共或非公共资源的集中必然吸引人口向行政等级高的城市迁移。顾振华等分析了生产安全、政治关联与官员晋升机制的关系,发现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加容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对于轻微的生产安全事故而言,企业的政治关联会减小事故对公司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政治关联并不会对事故的影响产生作用。
    (二)经济史研究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林友宏等分析了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对边疆文化异质性地区有效管理问题,认为“改土归流”所导致的统治方式转变,通过移民、公共物品提供的途径,提高了改流地区的人口密度和进士数量,促进了改流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土归流”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持续到了当代。代谦等分析了为何相对于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对外贸易更为发达,在“商业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认为南宋经济的这一变化与其要素禀赋紧密相关。“靖康之乱”彻底改变了宋朝的要素禀赋结构,这种逆转,对宋朝经济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海外贸易对宋朝经济的影响更深,进一步促进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
    此外,基于计量经济学理论,Zhonghao Fu等提供了一个可以在真实非线性经济结构中区分假的非线性的非参检验方法,这一方法避免了维度的问题,允许存在外生性和非连续的回归参数。进一步地,模型的检验统计量对于可能的高维的时间变化动态是稳健的。
    六、 结语
    青年经济学者是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希望所在。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自2001年成功举办以来,已成为全国青年经济学者的年度学术盛宴,成为中国经济学学术交流的最高端平台之一。不少曾经的青涩学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栋梁之才。本届论坛不论是从投稿数量和论文质量,与前几届相比较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基于中国经济生活现实的选题、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研究视野的国际化,以及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都得到显著提高,成为中国青年经济学者又一次高水平的交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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