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连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村镇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特色，服装产业兼具“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永不衰退的生活必需品”两大特征，广州村镇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价值。以广州康鹭片区和南村镇片区的服装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半结构化访谈与文本分析方法，结合城市机制理论，有助于构建“多阶段多主体动态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两大片区服装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路径差异，主要是由不同阶段参与治理的主体行为差异所造成的。政府在两个片区均采取了一种审慎包容的产业治理模式，但在康鹭片区更偏物质空间整治的审慎介入，而在南村镇片区则更像宏观维度的审慎调控。康鹭片区村集体能动性强但过度逐利，导致空间失序；而南村镇片区村集体则通过与企业模仿学习，具有规划理性。主体互动模式的差异，导致康鹭片区形成了以“小档口、小作坊”为核心的松散自由的生产模式，而南村镇片区则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不断调整适应的国内国外双轨服装产业发展路径。

　　[关键词]  康鹭片区 南村镇片区 服装产业 城市机制 转型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快速城镇化和快速工业化背景下，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导致村镇产业集群空间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形态。珠江三角洲地区早期的工业化过程，正是依托村镇空间承接港澳台资的产业转移，形成了一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１]“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种遍地开花式的产业空间形态，是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代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集群经历了多次且显著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２]传统行业受到市场转型和新兴技术的影响，不断进行着产业升级和价值链跃升。[３]作为广州村镇产业集群发展的代表，服装产业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有学者从广州市域层面分析了服装企业的空间演变过程，发现服装产业的各个环节从高度集聚向着分散化方向演变。[４]有学者关注了信息化对于服装产业的影响，认为淘宝村镇的形成是多元主体影响下的结果。[５]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特定服装产业集群的内部特征，例如康乐村和新塘镇的服装制造环节，但大部分研究仅仅关注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６]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形成了众多的服装产业专业镇和产业型城中村，海珠区的康鹭片区和番禺区的南村镇片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广州康鹭片区形成了布匹批发与服装生产相组合的产业系统，整个片区基本以中小企业为依托，形成以国内生产网络主导的产业体系。而南村镇片区则与康鹭片区不同，形成了以超大规模企业如比音勒芬和希音等为核心的国内国外双轨生产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村集体和外企在广州村镇服装产业集群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７]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国家愈发重视经济效率、环境保护等要素，政府、民营企业在服装产业中的作用不断提升。[８]因此，本文试图厘清在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广州的不同村镇区域形成了差异化的服装产业发展路径的成因，以及有哪些主体和行为影响着两个片区的产业治理过程。

　　本文基于半结构化访谈与文本分析方法开展广州康鹭片区和南村镇片区服装产业研究，在城市机制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发展的动态性与主体角色的多样性，解释了广州村镇服装产业的演化过程与产业治理逻辑。广州服装产业作为传统优势制造业，其转型升级过程与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的总结梳理对于推动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服装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牵涉并影响着村集体、村民个人、城市政府、企业等多种利益相关者，集群治理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具有一定意义，也为后续的产业型城中村改造和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二、城市机制理论进展与中国在地化研究

　　随着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不断丰富，城市的复杂与综合程度越加深入，城市治理问题也逐步凸显。[９]城市机制理论应运而生，关注“与谁合作”“如何合作”来开展城市治理，研究如何在公共领域实现治理与多主体合作。[１０]城市机制理论将公私互动的逻辑、过程与结果进行概念化，更加关注城市管理者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研究地方管理者如何通过治理同盟来弥补自身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１１]城市机制理论总结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对城市空间、社会结构的塑造。政府和商业资本的联盟是重要的基础，并且通过各类非正式、非制度性的合作，形成不同城市机制以实现城市利益的最大化。[１２]经典 “城市机制”模型包括维持型城市机制、发展型城市机制、中产阶级进步型城市机制以及低收入阶层机会扩展型城市机制四类。有学者深入解读了亚特兰大城市治理关系，发现治理联盟选择性的激励措施是维系城市机制的重要因素。[１３]城市机制理论逐步结合时代发展与不同国家和地域特色，提高其普遍适用性。[１４]

　　城市机制理论在国内的发展适用已有诸多探索，为研究我国城市更新、产业发展、城市经济增长等过程中的合作博弈提供了分析框架。有学者基于城市机制理论，探讨广州天河村级工业园改造过程的各方博弈对于更新结果的影响。[１５]有学者以城市机制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西安回坊社区更新治理的机制，提出社区治理的优化策略。[１６]城市机制理论对于合作联盟构建与形成的分析，可以说明各方主体之间的互动对空间的形成与演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从城市机制理论的“政府—社区—市场”视角跟踪研究佛山市南海区联滘地区更新过程，突出了政府和村集体在地方治理中的核心作用。[１７]

　　除了上述对城市机制理论的实践外，部分学者也在原有框架上对于理论进行补充与延伸。有学者在滕州市高铁新城发展分析中将外部环境引入到案例分析中，完善了高铁新城的发展机制。[１８]在国内研究中，城市机制理论不只是关注城市机制形式，更是在探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符合特定现象发展的利益平衡点。[１９]特定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不同尺度的环境因素、非地方因素等都是国内在研究和应用城市机制理论时需要重视的方面。[２０]

　　政府对城市经济、社会现象有深刻影响，在借助城市机制理论分析政治行为时，需深入考虑中国政府的体制与行为。而中国城市有别于西方国家，村集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在利用城市机制理论分析产业经济现象时，需要在“政府—企业—社会”分析中更多考虑村集体的作用。最后，企业作为经济现象的主体，其作用者内部关系的变化也会显著影响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过程。

　　三、基于城市机制理论的理论分析框架

　　城市机制理论提供了“政府—市场—社会”的经典理论分析框架，对于城市各类社会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框架认为三大主体通过构建利益联盟来开展非正式的公私合作以达到共同目标，理论自发源起均强调政府和市场主导下的非正式制度的构建过程。而针对城市中的产业经济现象，特别是产业型城中村的治理，需要对原有理论框架进行修正。区域产业的治理并非静态的，产业发展不同时期的主体互动行为，为区域后期的产业治理提供基础性条件。产业演化过程中，不同主体不断开展着利益博弈，共同推动着产业的空间治理。

　　本文构建了“多阶段多主体动态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区分萌芽阶段、成长阶段和转型阶段（图1）。本文重点关注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关系与治理角色变化，总结梳理导致康鹭片区和南村片区的服装产业发展路径差异的原因。

　　在产业研究领域，政府的强管治角色已经受到关注。政府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角色，促进型的产业政策与环境安全管制政策均可以推动产业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特定产业也可以采取一种审慎包容的行为模式，维育和引导区域的产业发展。在康鹭片区和南村镇片区，政府均采取一种审慎包容的模式促进着产业发展，但政府参与的模式也有所不同。

　　针对服装行业的企业主体，企业规模与服务领域的不同会导致企业治理关系的差异。在康鹭片区，小档口和小作坊是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关系与治理结构主要是一种自由松散的状态。而对于南村镇片区来说，发展的不同阶段均有龙头企业作为核心。针对发展趋势的差异，企业在进行着不断地调整适应。

　　针对介入到产业集群发展的村集体主体来说，面对政府不同的治理模式与企业发展状态，村集体的角色差异显著。在康鹭片区，由于政府初期的放任与小微企业的蓬勃发展，村集体和村民为了满足诉求而形成了极致逐利的发展模式，这也导致了政府需要不断介入开展整治与改造。而对于南村镇片区，大型企业的生产模式导致其对于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要求。村集体在与企业的协商学习过程中，同样具备了“规划理性”，促进了区域空间秩序的形成。

　　四、康鹭片区多主体动态互动与转型过程

　　（一）萌芽阶段（1987—1996年）：村集体的能动选择与政府的无为而治

　　这段时期康鹭片区布匹销售产业能够逐步发育，既是政府“放松管治”的结果，也是村集体与布匹商贩互动的结果。村集体的能动选择为区域导入了布匹销售行业基础，也为后续的产业集群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于各类经济现象的发展总体呈现一种审慎包容的态度，通过有意图的放松管治来促进产业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市海印桥底形成了初期地摊形式的布匹商贩。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与保障社会就业稳定，政府虽然在1987年以市容整改方式进行整治，但却没有追究其商品倒买倒卖的责任以及货品走私渠道的风险。“广州本地的部分下岗职工、知青，要解决就业的问题。这些人员只能开始做生意，当时社会上什么都缺，做衣服都缺布料，他们就开始卖这些布料。他们就跑到潮汕普宁那边去进货，普宁的那些货是哪里来的，其实很多也都是走私进来的。那边走私是很厉害的，人家进口回来的都是很时尚。”（康鹭片区某服装协会成员）

　　以五凤联社为代表的村集体也是该时期产业治理的关键角色。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潮流是开展“三来一补”产业，当时的政策都是鼓励村集体与外资合资办企业。而康鹭的村集体认为合资办厂的模式不受管控，村集体缺少启动资金，因此决定从布匹销售出发走另一条发展道路。村集体看到政府在推动海印桥布匹商贩的搬迁，因此就主动将商贩们引导到中山大学南门的瑞康路附近，村里的菜市场也改造为布匹销售市场。“当时的背景是号召组建合资企业，把外资引进来，做港资品牌。但村书记认为合作模式不合理，村集体出钱又多，很多东西都不受管控。因此村书记决定走另外一条路，就是去办市场。以前海运桥底的那些商铺，因为广州市要改造，村集体就主动把他们引入过来。”（中大布匹市场管委会某工作人员）

　　在与村集体的良性互动中，摊贩有了固定的生产经营空间，在该区域逐步扎根，非正规的摊贩经济模式也开始转换为铁床货架式、固定摊位制铁棚市场。至1996年，商铺档口数量增加至2100多档，从业人员也超过6000人，整体建筑量超过4万立方米，区域年经济总量超过3亿元。

　　康鹭片区产业发展萌芽阶段，政府的“放松管治”给予了布匹销售行业发展的空间。村集体作为关键主体主动引入商贩，并给予正规化的销售空间，促进了布匹销售商贩的扎根。三大主体的友好互动推动康鹭片区脱离珠三角惯有的外向型服装产业发展模式，为后续的产业集群发展奠定基础。

　　（二）成长阶段（1996—2012年）：政府的综合整治与市场的竞争提升

　　康鹭片区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政府以一种审慎治理的态度，不断地以“整治物质空间”的形式介入到区域发展进程，避免了区域的过度无序发展。政府的整治行动，为规模化的民营资本进入创造了条件，也为该区域构建了更优质的物质空间载体，促进了布匹销售产业的规模升级。

　　该段时期，海珠区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对于中山大学商圈的整治行动，推动了中山大学商圈的正规化过程。在经历了10年的村集体主导下的自由发展过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档口密集、治安混乱和消防存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

　　1996年5月，海珠区政府正式决定开展中山大学商圈的整治、改造，开展了一系列违建拆除行动，并增设永久性建筑引导商户入室经营。2004年3月，海珠区政府成立中山大学布匹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凤阳街道成立中山大学布匹市场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于当年6—8月启动地区整改行动，大量违法建筑被拆除。“咱们政府在这个商圈的发展中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主要就是对于环境的提升很大，1996年的时候海珠区政府就开展过一系列的拆违活动。到了2004年的时候，建立了这个管委会，然后开展了这种整治行动。瑞康路也被重新打通了，这个为咱们后面几个大的市场的建设有很大的帮助。”（康鹭片区某服装协会成员）

　　政府的整治行动实际上和重点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2004年的政府整治行动为凯华集团广州国际轻纺城的招商引资和物流运输扫清了发展障碍。2001年，凯华集团拿下了瑞康路附近广州电机厂的土地，启动广州国际轻纺城的建设。政府2004年的整治行动为2005年广州国际轻纺城投入使用提供了前置条件，大量清理的档口被招商引入轻纺城中经营。

　　伴随着布匹销售企业的成长，区域产业也发生了多元化的现象。在中山大学布匹市场周边的城中村内部，受到了村集体和村民逐利诉求的推动，大量服装生产环节的企业开始集聚发展。而村集体和村民个人抓住了生产活动的契机，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大量建设生产空间，从而逐步在该区域形成了以小作坊为核心的服装生产模式。

　　在康鹭片区中山大学商圈的正规化和规模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和民营企业共同作用开展了产业治理。政府通过拆违行动与物质空间改造为产业的规模升级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政府的整治行动也考虑了龙头企业的核心诉求，遏制了小企业的无序竞争与村集体的过度逐利行动。

　　（三）转型阶段（2012年至今）：政府主动改造与产业集群升级

　　受到电子商务趋势影响以及服装产业品质诉求的不断提升，康鹭片区开始了复杂的转型过程。政府在该转型阶段仍然采取审慎包容的治理方式。一方面政府不断地通过空间整治规制着企业的无序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加强与中小企业的沟通联系推进着区域的新一轮更新改造行动。而企业在该阶段与政府的互动不断加强，大中型企业在政府帮助下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小微企业则通过加强合作来“延缓”政府的改造进程，试图融入政府的发展计划或者脱离区域寻找新的发展。

　　政府在转型阶段通过三种方式开展着区域产业的治理。首先，政府同前两个阶段一样，开展空间的整治行动。海珠区政府清查“5类车”违规物流，派驻村书记开展环境整治。其次，政府加强与企业的互动。面对物流难问题，管委会搭建物流平台，开辟物流运输专业场地。针对用工复杂混乱问题，政府将村属足球场改造为招工场地。最后，政府充分吸收企业和村集体诉求，形成一种“共同缔造”的更新改造行动。政府的驻村干部以及市级的政府领导反复调研考察康鹭片区的产业发展，不局限于规上企业，也关注小微企业和摊贩档口。政府引导生产企业前往清远等区域考察转移园区，考虑通过工业上楼的方式容纳区域的小微企业。“管委会包括协会，花大力气招了一些比较有经验，专业的物流平台。定为一、二级点，把一些懒散的车队收集到咱们物流平台这里。然后政府有什么工作诉求或者要配合执法，我们都统一开展。比如说货物安全，还有一些易燃易爆隐患怎么样去杜绝，我们都统一完善。”（某物流企业负责人）

　　在政府的推动下，大中型企业向高附加值的领域拓展。例如原华南缝纫机厂和五羊本田（广州）分公司开展了旧厂改造。工业生产厂房被改造为广州联合交易园，大量的服装设计团队和商务办公企业被引入到该区域。原有的布匹市场空间也从布匹销售向着布匹研发、服装设计、总部办公、直播营销等功能转型。

　　而康鹭片区生产环节的中小企业，则因电子商务兴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小单快返”生产模式。虽然生产规模较小，几乎没有税收贡献。但康鹭片区的生产影响着广州“沙河”“十三行”等服装销售领域，区域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并没有被强制拆除重建。

　　康鹭片区将生产灵活拆解为20余个环节，集聚了超过10万的制衣从业者，灵活用工制度促使工厂可以通过不间断的聘用零工提升效率，从而不分昼夜地小批量且高速出货，从而达到“早上看货、中午定款、下午选料、深夜生产、次日出货”的效果，这是其他区域的“大厂”所做不到的。

　　沙河服装市场的档口老板和小电商主播，基本处在创业初期或者增长期。他们对于成本敏感且打版设计能力弱，其销售数量不足以交给大规模的生产厂家。康鹭片区生产网络的特征也正契合沙河批发市场等区域的需要，两个地区密切联系构成了一种自发的生产网络联系。

　　政府在该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治理的行为逻辑，没有因为税收贡献低而进行强制更新，而是通过整治行为和底层协商降低生产隐患并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康鹭片区的服装制造集群与中山大学商圈布匹产业是一种共生的发展关系，但集群的治理又受到外部市场、政府多种主体的耦合作用。

　　五、南村镇片区多主体动态互动与转型过程

　　（一）萌芽阶段（1987—2000年）：政府的规制与外向型生产模式

　　该时期南村镇片区服装产业主要是外向型发展模式，政府主要是一种“放松管治”的状态，促进片区开展原始的资本与技术积累。但在该阶段中后期，随着经济动力转换，政府加强了环境管治和劳动保护，导致区域外向型企业的破产重组，推动区域的转型成长。

　　由于该片区拥有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大量外向型服装加工厂被政府吸引前往了南村镇片区。这些服装厂以成衣制造为主，承接的多为季节性大单，订单量级高达百万。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劳动法等相关法律逐渐完善，大厂老板承担不起社保和涨薪，劳资纠纷比较严重。加之政府环境管制逐步增强，部分大型加工厂开始拆分为小工厂，聚焦于某个制衣工序。“以前都是那种叫什么三来一补，外资、台资、港资这种企业过来，利用这边的低的人力成本，建大型的服装厂，做衬衣的，做裤子的，做外套的。我知道的比较大的两家叫做‘万荣’和‘南兴’，现在万荣这家公司还没有注销，但也基本不行。这些大的服装厂在我们这里，留下了一批产业工人。这些服装厂就是不适应潮流发展，劳动法这些法规越来越完善，大厂就不行了，就会拆分成很多小工厂做小单。”（南村镇某招商部门工作人员）

　　南村镇片区初始发展阶段，外向型龙头企业是区域产业发展的核心。外企利用村集体的土地，建设了大量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的建设为区域产业发展形成了初始的空间秩序，避免了集体土地的无序发展。同时，外企也吸引和培养了大量熟练工人，劳动力基础为后续吸引外部企业进驻和企业衍生提供了支撑。外向型生产体系逐步衰退促使本地形成了多级配套的生产网络，又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村集体没有资金和产业运营经验，因此选择运用土地资源与企业协同。服装工业园建设初期，主要是以港澳台商为中介，从事“三来一补”贸易，形成了面向国外市场的以低端产品为主的外向型生产体系。村集体把集体建设用地租借给港澳台商，一方面直接吸引生产企业建厂房生产，另一方面也引入运营企业建设标准厂房用于出租。

　　南村镇片区产业发展萌芽阶段与康鹭片区类似，都是政府的“放松管治”给予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初始的技术和资本积累。与康鹭片区不同的是，政府针对南村镇片区的外向型经济进行了宏观的规制，导致龙头企业拆解为了中小企业，推动了后续的产业转型。村集体在康鹭片区的能动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南村镇片区的村集体则主要是在配合企业、政府完成空间秩序的构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成长阶段（2000—2015年）：政府的引导和产业向国内生产网络的转轨

　　随着外向型龙头企业的拆解和外向型经济的衰退，国内生产网络开展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政府在这一阶段总体呈现出一种“引导”的作用，并未对区域产业开展类似康鹭片区的整治行动。村集体经过第一阶段的产业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基础和园区运营经验，开始推动区域新的空间载体的构建。

　　到了21世纪初，部分村集体开始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自有工业园区，推动服装产业升级。2004年左右，塘埗东村村集体开始建设自有工业园区。园区打破港澳台商的中介，建立起与外资企业的直接联系，引入了部分优质企业。同时，“广交会”也为南村镇片区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提供了基础。

　　南村镇片区服装产业的第一轮升级，是由本地企业和外部迁入企业共同推动下的由外向型低附加值的生产体系向国内生产网络的转轨。这一阶段的产业升级，与第一阶段奠定的产业发展基础密切相关。南村镇片区外向型服装生产体系所形成的供应链基础和劳动力“池子”，是吸引外部迁入企业的重要因素。

　　比音勒芬作为番禺最知名的服装龙头企业，就是外部企业主体参与本地产业治理的典型代表。比音勒芬的创始人的服装产业经营销售经历，为企业拓展国内销售网络提供了基础。创始人创业前曾学习服装设计，重视研发与设计。反映在比音勒芬发展上，企业注重轻资产运营和研发环节。比音勒芬不仅带给南村大量的高端研发设计人才，也打通了与全球知名的设计团队的知识流动通道。类似比音勒芬等品牌服装商的发展，为本地服装产业带来了品牌运营商资源与优质的设计师资源，也驱动其他外部企业的集聚。

　　长期的服装产业发展也推动着本地劳动力的社会升级。有部分员工从原有企业跳出，创业成立新公司，成为了驱动该阶段产业升级的重要主体。服装企业A创始人2008年以前在南村镇江南村一服装企业工作，积累了管理与设计经验。2008年以后，创始人来到塘埗东村创业，从纯代工做起，逐步延伸到原创设计制造与实体零售。2015年之后，企业开始规模扩张，以塘埗村为总部和研发中心，在广州以及湖北设置生产基地。企业形成了20—30人的研发设计团队，营收规模最高时超过1亿元。“早期我也是在番禺江南村这边的服装企业里面打工，然后学习这个生产管理设计的经验。后面有一些积累了，我就去了番禺塘步东村去创业。最开始也是给别人做加工外协，后面有一些资源开始做线下销售，然后也开始做一些设计，相当于整个行业都有涉及。”（服装企业A创始人）

　　南村镇片区该阶段的发展与康鹭片区形成了显著差异，康鹭片区政府的整治行动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南村镇片区国内生产网络的成长则主要是企业和村集体互动的结果，村集体通过“模仿”企业的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促进了一批优质产业园区的建设。而南村镇片区的企业则通过利用原有的产业基础与外部资源的介入，逐步推动区域产业集群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着生产研发设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演化。

　　（三）转型阶段（2015年至今）：政府的协调与双轨制生产网络的构建

　　国内生产网络在第二阶段迅速成长，形成了一批优质的服装生产企业。但随着电商时代的到来，企业均面临着生产销售模式转型。政府在这一阶段开始发挥“协调”作用，通过环境整治和城中村改造降低产业无序发展风险，通过设置“产业协会”的方式增强与服装企业的沟通联系。而希音等龙头企业的进驻，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智能化转型与环境品质的提升。本地形成了一种国内龙头服装产业生产网络与外向型“小单快返”生产网络的双轨发展模式。

　　政府在经历上一阶段“无为而治”之后，开始转向一种“协调”推进产业发展的模式。电子商务崛起之后，南村镇里仁洞村形成了以低端服装为核心的淘宝村。由于村子主要以宅基地为空间进行生产，产生了较高安全风险，因此政府开启了城中村改造以防止低端服装产业的无序扩张。与此同时，南村镇政府开始对小微服装作坊进行摸查和分类，设定亟需清除、有待清除、可引导转型、可进园区、提升保留等多种类型。针对无牌无证的、污染严重的、消防安全环保等不过关的小作坊，相关执法部门已进行整治清理，降低区域社会风险。

　　为了能够进一步吸纳企业，政府推动服装行业的商协会建立。协会运营资金以会员会费和政府扶持资金为主，区一级的工商联也会拨经费。原南村镇总商会秘书处的一个秘书，被推举为番禺区服装协会的秘书长，成为反馈南村镇发展诉求的中介。企业方面，需要协会联系政府、银行等，解决消防、环保、牌照、接单等单体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府方面，可以通过参加协会的活动，加强与企业的沟通。

　　南村镇片区外向型经济体系消亡而形成的大中小微精细化分工的生产体系，恰好与希音“小单快返”的业务模式所匹配。希音直接对接的供应商超过300家，这些企业基本都是中小型企业。希音的模式是主要经营供应链和研发设计，仅在广州的研发设计团队就超过400人。希音的发展与本地中小规模的服装代工企业发展阶段相契合，带给了本地生产体系以稳定的订单支撑。大量小微企业深度融入希音供应商的生产链条，它们进行着车缝、绣花、印花、钉珠、烫钻等工序，为供应商小规模快速的调整生产提供了支撑。

　　作为跨境电商企业，希音通过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和企业责任传导推动着南村传统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作为大型跨国企业，希音对供应商厂房面积、卫生环境、消防合规等方面有严格标准。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行业的社会升级，提升了劳工的生产生活环境。希音通过提升产品供应质量和效率的方式推动供应商进行生产工艺升级，并与服装制造设备供应商进行联合研发。与此同时，通过业务培训、资金补贴等方式，鼓励供应商进行生产环节升级，从而推动部分中小企业向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演进。

　　政府在南村镇片区发挥的作用与康鹭片区有所差异，采取一种“协调”的治理逻辑来顺应服装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过程。面对方向不吻合的低端服装产业环节，政府通过更新改造与整治予以清除。对于希音带来的服装产业的生产模式转变，政府不干预整个生产链条的变化，而是通过协会应对企业的诉求。有别于比音勒芬带来的大型服装产业升级过程，希音与初始机会窗口阶段形成的本地中小微企业的多元生产体系相耦合，利用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和企业责任传导推动着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六、结论

　　村镇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服装产业为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快速带来了“第一桶金”，当前则是亟待转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代表。虽然同处广州，不同村镇地区的服装产业发展出现了显著的转型路径与发展模式差异。本文认为，不同阶段参与治理的主体行为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转型路径不同的核心要素。

　　在两个片区发展过程中，政府均采取了一种审慎包容的产业治理模式。在康鹭片区，政府对物质空间开展了一系列的整治行动，以一种审慎介入的形式不断给产业发展方向纠偏，但又不会影响核心企业主体的生产经营模式。但在南村镇片区，政府则采取了一种审慎调控的模式，从法规执行等维度规制了早期“三来一补”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在转型期间不断引导、协调，从而催化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形成。在村集体角色方面，两个片区村集体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导致区域空间秩序呈现显著不同。康鹭片区的村集体是一种“逐利”的模式，村集体和村民都通过能动选择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从而也导致区域产业不断出现空间失序的状态，需要政府介入整治。而在南村镇片区，村集体则在与龙头企业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了“规划理性”，通过模仿外企的园区建设，为区域长期的龙头企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奠定了空间基础。两个片区在不同主体多阶段的互动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康鹭片区以小档口和小作坊为核心，形成了一种自由松散的生产组织模式。而南村镇片区则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在不断调整适应中形成了国内国外双轨运营的服装生产销售模式。

　　广州村镇服装产业发展过程中，萌芽阶段构建的产业基础、空间秩序以及各个阶段的主体互动显得格外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西方城市机制理论对于特定经济现象解释的逻辑，需要考虑历史时期动态的发展基础与主体互动模式。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村集体、政府在产业治理中发挥着多样且动态的角色作用，这模糊了经典城市机制理论中的三元主体的边界。村集体融合政府、社会、市场等不同城市机制集团的多元属性，具备空间规划、利益追逐、村民权益保障的三重属性。政府与以往发展型政府角色有所区别，始终以一种“审慎监管”的模式介入到产业的治理过程，但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又通过行动逻辑的差异影响产业发展的方向。政府没有激进开展城中村改造和产业转移，而是通过环境整治、协会治理的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府的审慎治理推动着地方产业的升级和外部高品质企业入驻，营造中小企业孵化加速的低成本空间，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权利，也催化了劳动力的社会升级。除此之外，经典城市机制理论忽略了外部主体对于本区域社会经济现象的影响，特别是在产业治理过程中外部迁入企业的介入显著影响区域产业的演化方向。南村镇片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转型，均受到了外部企业主体的影响。发展初期外资构建了相对规范的空间秩序，后期带着外部知识基础的企业又分别推动了国内生产网络构建，以及跨国电商平台与本地中小微服装生产企业的耦合，从而推动着产业集群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

　　注释  

　　[１]薛凤旋、 杨春：《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3期。

　　[２]王保林：《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改造、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对东莞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思考》，《管理世界》2008年第5期。

　　[３] Liu Yi, “The Dynamics of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izing Latecomer Regions: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Regional Studies, vol.51, no.6, 2017.

　　[４]冯汝状、沈静等：《后福特方式下城市产业空间格局和结构的演变——以广州服装产业为例》，《人文地理》2022年第1期。

　　[５]张小英：《服装批发市场发展电子商务的转型战略探讨——以广州为例》，《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32期。

　　[６]夏丽丽、赵耀龙等：《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地理研究》2012年第7期。

　　[７] Yang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Induced ‘Exo(Genous)-Urbanisation’ Amidst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Urban Studies, vol.57, no.3, 2020.

　　[８] 丁俊、王开泳：《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地理研究》2018年第1期。

　　[９] [美]乔纳森·S.戴维斯、戴维·L.英布罗肖：《城市政治学理论前沿》，何艳玲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年，第335页。

　　[１０]陈文：《西方城市政治学的理论演进与研究视阈》，《社会科学家》2023年第7期。

　　[１１] Jon Pierre, “Can Urban Regimes Travel in Time and Space? Urban Regime Theory, Urban Governanc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Urban Politic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50, no.6, 2014.

　　[１２]黄徐强：《城市、权力与治理：城市政治学的论域、脉络与启示》，《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１３]定光莉：《城市政体分析回顾：核心问题、发展适用和理论地位》，《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年第8期；曹海军、黄徐强：《城市政体论：理论阐释、评价与启示》，《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5期。

　　[１４] Clarence N. Stone, “Looking Back to Look Forward: Reflections on Urban Regime Analy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40, no.3, 2005; Clarence N. Stone, “Reflections on Regime Politics: From Governing Coalition to Urban Political Order”,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51, no.1, 2015.

　　[１５]戚芳妮：《基于城市政体理论的村级工业园改造研究——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小城镇建设》2023年第6期。

　　[１６]杨琨：《城市政体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更新治理研究——以西安明城区回坊为例》，《城市建筑》2021年第15期。

　　[１７]袁奇峰、钱天乐等：《重建“社会资本”推动城市更新——联滘地区“三旧”改造中协商型发展联盟的构建》，《城市规划》2015年第9期。

　　[１８]李震、于涛：《基于城市政体理论的小城市高铁新城发展机制研究——以山东省滕州市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20年第9期。

　　[１９]梅杰：《城市政体理论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 Kevin Ward, “Rereading Urban Regime Theory: A Sympathetic Critique”, Geoforum, no.4, 1996；程宇：《英文文献中的城市研究评述》，《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4年第1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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