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维度。现实个人的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和无产阶级反抗现存统治的社会运动，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观念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演变的历史制高点上，不仅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拒斥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试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历史的理论本质，而且批判了它代表德国小资产者反对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阶级本质。《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 历史意识 阶级意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１]（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深刻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对当时德国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批判。《形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阐明了社会主义批判的两个基点即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运动；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颠倒现实的历史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虚幻观念出发解释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历史唯心主义。《形态》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演变的历史制高点上，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惧怕和拒斥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历史的反动的理论本质，批判了它反对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解决现代社会冲突、实现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阶级立场，以及它所反映的德国小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对于我们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目标，以及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逻辑，从而阐明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主义批判的有机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运动：《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两个基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是在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过程中诞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及其交往形式、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冲突出发，对现代德国哲学和现代德国社会主义思潮展开了深入批判，并由此构成了《形态》社会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结构。《形态》社会主义批判的两个基点，一个是作为社会历史发源地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其交往形式，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现存统治以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运动。

　　（一）物质生产实践和交往形式：《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

　　《形态》中的历史概念包含着丰富的多重规定和具体的理论内涵，它从社会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出发，去解释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动力，以及由它们所决定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的诸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德国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有其共同的哲学前提，那就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出发去考察国家、法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带有神秘和思辨色彩的历史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个人与物质生产活动贯通在一起进行考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社会生产的相互联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２]

　　历史唯物主义把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发源地，并以此解释它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３]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社会历史的序列形式是物质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国家和意识形态，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却完全颠倒了这一基本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绝不是源于精神的精神而消融在鲍威尔式的自我意识中，而是源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物质生活条件：“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４]但迄今为止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却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的物质基础，而把它仅仅看成与社会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复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得出结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５]

　　（二）无产阶级反抗现存统治的社会运动：《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阶级意识

　　《形态》不仅把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看作是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且把社会现存的物质生活条件与被统治阶级反抗现存统治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强调各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强大与否，构成了历史上周期性重演的革命动荡能否摧毁现存制度的物质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与共产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而言，如果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生产力和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革命的群众条件尚未成熟，那么就“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６]德国历史编篡学完全不关心现实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只关心纯粹的无现实意义的思想、概念和词句，但全部问题却在于如何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并通过革命实践来改变环境，消灭这些理论观念。“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７]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哲学的过程中所阐述的革命主张，对于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同样适用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８]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现代德国哲学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基础，所以也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彻底地改变现存统治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

　　《形态》一方面从现代物质生产方式和作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出发，强调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由于不理解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与人们的精神、观念和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必然禁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心主义中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从英法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运动出发，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由于颠倒了人们的社会物质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必然颠倒英法无产阶级反抗现存统治的社会运动与英法共产主义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英法的共产主义文献不是看作无产阶级反抗现存统治、变革现代社会的结果，而是完全看作纯粹思想和观念的产物。

　　由此可见，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和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运动，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德国现代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共同的理论基点，构成了《形态》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意识与追求无产阶级的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阶级意识的有机统一。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和非历史的反动的思想本质

　　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民国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神圣家族》等一系列早期著作中，已经初步确立了社会批判和哲学批判、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方向，为社会主义批判初步奠定了深厚而广阔的理论基地。在这些早期的批判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初步展示了基于历史意识进行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威力，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奠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准备了理论条件。[９]

　　《形态》深刻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阐明了它惧怕和抗拒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试图停留在以手工业为物质基础的落后生产方式中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历史的反动的思想本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是《形态》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站在现代生产方式历史制高点上的批判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历史唯物主义才成为一种全新的历史科学。[１０]

　　（一）“非历史主义的抽象”观念：“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

　　《形态》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及其交往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深入批判了德国社会主义者颠倒现实的历史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并从虚幻的观念出发解释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非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

　　《形态》通过对德国与英法思想界的对比性考察，作出了一个反映德国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总体性判断：如同德国自由主义与英法资产阶级运动之间存在着必然关系，德国社会主义与英法无产阶级运动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共产主义者和著作家接受了英法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与德国的哲学前提混合起来：“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像他们自称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是纯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像他们想象中的德国哲学体系一样，完全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１１]如同德国哲学家从观念出发解释现实一样，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思想出发看待英法的共产主义运动。《形态》通过剖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几位主要代表的思想主张，深入而具体地批判了德国社会主义者与现代德国哲学家的共同的哲学基础，即在概念与现实、观念与行动相互关系问题上采用的历史唯心主义。

　　《形态》首先点名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是海尔曼·泽米希。像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泽米希常常把丰富的哲学幻想与客观存在的现实等量齐观，把一切现实存在的矛盾和分裂都看成是概念的矛盾和分裂的产物：“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像所有德国的思想家一样，经常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而混淆起来。”[１２]但是，由于同现代德国哲学家有着共同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所以德国社会主义者认为，英法共产主义文献不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而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泽米希从人的本质的历史唯心主义概念出发，批判法国社会主义者关注社会现实的唯物主义性质：他“责难法国人，说他们本来应当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而他们却正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实际的社会状况。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法国人的一切责难就在于：法国人没有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整个运动的最高原则。”[１３]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概念与英法国家的现实的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德国人是sub specie aeterni〔从永恒的观点〕根据人的本质来判断一切的，而外国人却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们和关系来观察一切的。外国人思考和行动是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德国人思考和行动却是为了永恒。”[１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那里，“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１５]德国社会主义从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出发，不仅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总是非历史地看待现实的社会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尽管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德国哲学不得不面对“粗暴的现实”，但由于其唯心主义基础而始终与现实保持着很大距离，并且无论在理性上还是情感上都保持着与现实的深刻对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像德国哲学所主张的那样，把物质生活条件和交往活动与自由活动颠倒地割裂开来，他们所理解的自由活动是“‘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活动；这就是说，自由活动是actus purus，纯粹的抽象的活动，只不过是活动的那种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它又被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幻想。”[１６]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发表自己的抽象的一般体系，而不去费力研究共产主义体系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基本原因。而这样一来，全部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的历史，就只存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抽象的非历史的人的概念和人道主义哲学中了。

　　《形态》批判的德国第二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鲁道夫·马特伊。由于从根本上颠倒了概念与现实的相互关系而又意识不到这种颠倒，所以马特伊发表在“莱茵年鉴”上的论文，“整个开场白是幼稚的哲学神秘主义的典型。‘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从必须消灭生活和幸福之间的二重性这样一种思想出发的。”他断言：“在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二重性……因此人也不应当有这种二重性。”[１７]马特伊不仅把自然神秘化，而且颠倒了人的意识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他不仅把思想强加于自然界，而且还希望在社会中看到这些思想的实现。“由于作者满足于这种空洞的类比，没有深入去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不清楚为什么在任何时代社会都不是自然界的正确的反映。”[１８]由于马特伊不是从人的受到制约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去考察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发展趋势，而是颠倒了意识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他甚至在表达方法上与德国的哲学家都没有什么区别：他“标榜一种‘以对内在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的真正社会。因而，这种社会是以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为基础的。”[１９]正是由于马特伊展示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德国哲学的内在一致性，所以他才天真而自负地以为，“德国科学最彻底地解决了一切问题，而使其他民族只是扮演执行它的指令的角色。”[２０]马克思恩格斯对马特伊的妄自尊大的虚幻民族主义自豪感，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所进行的批判、揭露和讽刺，可谓入木三分而直透事情的本质。

　　《形态》重点批判的第三位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卡尔·格律恩。作为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格律恩的德国民族主义的虚幻自负更是登峰造极。马克思恩格斯用大量的篇幅、文字和例证，栩栩如生而又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格律恩引以为豪的德国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自负：“‘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民族自豪感，对德意志作为‘人’的国家、‘人的本质’的国家而产生的自豪感——和其他平庸的民族相比——在他那里达到了顶点。”格律恩认为：“我想知道，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和北美人是否还应当向我们学一学”；“在我看来，北美人是十足的庸人，尽管他们的法律赋予他们一切自由，但是他们必须向我们学习社会主义”；“你是说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难道你认为他们所走的道路会有我们德国人所走的一半吗？”[２１]格律恩骄傲地自诩为“蒲鲁东的讲师”，并总是“不停地在肤浅的法国人面前夸耀德国的彻底性。”[２２]格律恩之所以指责傅立叶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从根本上是不彻底的，恰恰是因为他自己彻底颠倒了现实的物质生活与宗教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把宗教和政治说成是这些表现的基础和根源。……不言而喻，如果宗教和政治被当作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那末在最终的审判中一切都会归结为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即归结为人关于自身的意识。”[２３]为了对抗法国社会主义关注和描绘现实的唯物主义，格律恩总是把德国哲学家的思辨词句作为最高真理搬出来，竭力把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概念，同法国人对社会批评的结果联系起来进行批判。德国社会主义者这种虚假的自负，根源于他们的非现实、非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性质。

　　与把人和人的本质的概念解释为社会历史的发源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从哲学基础和阶级立场上说，是由于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基于现实的历史基础和社会运动，即始终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和交往形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地和方法论前提之上，建立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一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过程之中。[２４]而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与英法那些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的精神天国和情感天国中的变相形式。德国的“声称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首先就是一种秘传的科学；它的理论著作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批评德国社会主义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英法共产主义的著作是以它们的实际斗争的需要和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格律恩的东抄西摘的作品比施泰因的著作低劣得多，施泰因起码还试图叙述社会主义文献和法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的联系”，[２６]而格律恩却混淆和颠倒了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文献的相互关系。由于颠倒了社会运动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深信英法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所描绘的社会制度是最合乎理性的产物，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需要的结果。德国“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禁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不可能去考察现实的关系。”[２７]德国社会主义者对不讲科学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充满了蔑视，认为英法社会主义的文献不过是皮相之见和粗俗的经验主义，因而“德国科学”就负有“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２８]的历史使命。尽管德国社会主义者试图以德国科学代表的身份来完成这个使命，但他们对德国科学，就如同对英法的共产主义文献一样是非常陌生的，他们仅仅是根据施泰因等人所编的文献才了解了那些原著。德国社会主义者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谓真理，不过是“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无法解释的”。[２９]德国社会主义者停留在哲学概念中并颠倒了概念与现实的关系，却根本不知道英法的社会主义文献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土壤中孕育和形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无法理解英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既因为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一无所知，更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心主义前提，而从根本上颠倒和割裂了共产主义文献与反抗现存统治的生活运动的相互关系，并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任意地解释这些关系：“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生活领域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来衡量这个意识。”[３０]与此同时，德国社会主义者也混淆了一定的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与一般的观念的人的关系，混淆了法国人的思想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语言、共产主义运动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陷入关于人的问题的历史唯心主义窠臼中而不能自拔：他们“从现实的历史基础回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去，而且，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现实的联系，因而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别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虚构幻想的联系。”[３１]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总是试图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强加给每一位现实的个人，并把社会主义的实际的历史发展阶段置换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抽象（黑体为引者加——引者注）迫使格律恩先生宣布：内部的和外部的之间的任何差别都归于消灭，从而使人的本质的继续存在受到威胁。”[３２]用关于一般的人的本质的抽象的哲学概念置换和代替具体的、特定的和现实的个人，并以此消融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进程和发展阶段，这就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非历史的因而是抽象的历史唯心主义。[３３]

　　《形态》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最后一个代表是格奥尔格·库尔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的唯心主义者，无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和奇迹的创造者，从而把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都消融在哲学家的观念世界和理论抽象中。在库尔曼这样的“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３４]像德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库尔曼把“整个历史发展都归结为历史发展进程在‘当代所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头脑’中形成的理论抽象……这些头脑的锋芒的神圣的头脑，这个顶峰的、锐利的头脑就是各个愚钝的头脑的思辨的统一，就是救世主。”[３５]马克思恩格斯严厉而鲜明地点破了一切唯心主义脱离现实和实践的虚幻狂想，包括僧侣权势欲、宗教狂热、骗子行径、敬神者的虚伪以及笃信宗教者的欺骗等等所具有的有害性质，强调唯心主义者头脑中的“奇迹是从思想王国通向实践王国的驴桥”。[３６]自以为感受了天启而实际上害怕社会革命的库尔曼就是这样的驴桥，并用这样的幻想和奇迹作为回避物质联系而克服一切现实障碍的避难所：库尔曼“把一切现实的物质变成了观念，并宣布自己是它们的思辨的统一，因此他才有能力‘统治和支配它们’”。[３７]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深刻地批判了库尔曼试图以观念构造、支配和统治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本质。

　　《形态》第二卷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形态》第一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同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论战的必然逻辑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形成和创立的哲学基础，从而谱写了《共产党宣言》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先行序曲。

　　（二）“德国手工业者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历史的反动的社会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自觉的历史意识鲜明地体现在下面的著名论断中：“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黑体为引者加——引者注）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３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复修改手稿的过程中删去了这部分文字，但其依然有力地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意识：以自觉的历史眼光看待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在内的一切科学，并鲜明地赋予它们历史性的维度、性质和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形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已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展开了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由此成为《形态》社会主义批判的重要前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制高点上，不仅阐明了从封建地产向现代动产、从地产的地域性向动产的世界性过渡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而且通过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深刻批判，阐明了共产主义是对人的自我异化即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他强调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是通往共产主义社会必经的历史性中介，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由于缺乏历史辩证法的中介性思维，抽象地和非历史地对待私有财产，并试图简单而消极地消灭私有财产，否定整个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反历史的理论本质。马克思由此初步确立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之内在贯通的历史图式和理论形态。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恩格斯通过对现代社会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展望了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社会历史远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初步确立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相互关系出发，把德国尚未完成的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演变，作为考察英法与德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特征的历史基点之一。与英法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同，德国资产阶级还在为争取自己的阶级统治而同封建专制势力进行斗争，德国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都还处在从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英法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和党派斗争在德国还尚未发生。“由于德国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社会运动在开始时也就变成了纯粹文学的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备的社会文学运动，这个运动是在现实的党派利益之外产生的，而且在共产主义党派形成以后还想不顾它而继续存在。”[３９]德国从封建状态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演变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表现为脱离现实政治斗争的观念的纯粹文学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社会尚处在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状况出发，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恐惧和拒斥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试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历史的虚弱的历史观念和反动的社会本质。[４０]在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已经在英国确立并逐渐在欧洲大陆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库尔曼心目中的新世界却依然是“德国手工业者的（黑体为引者加——引者注）共产主义社会”，并以此来“迎合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４１]库尔曼既然看不到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前现代的落后生产方式向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也就不可能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之上。

　　《形态》站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制高点上，批判库尔曼反映德国手工业者（施特劳宾人）诉求的抗拒现代机器大工业、试图永远停留在小手工业时代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４２]凸显了马克思恩格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物质基础和历史性中介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研究和批判中，反复地使用“一定的个人的”“特定的”“现实的”“历史的”等形容词和修饰语，就是基于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反对和批判德国社会主义空洞地、非历史地和抽象地谈论包括人、事物和事件等在内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观念和范畴，深刻而鲜明地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非历史、反历史的理论观念和思想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德国社会主义者由于颠倒了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而不能认识现实的联系，就只能用意识形态的方法虚构幻想的联系，由此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实质：“他们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语言，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４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社会是以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为基础的。因此，是把理性和意识看作历史的基础，还是把理性和意识看作历史的产物；是从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出发，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虚幻观念出发；是站在以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基地上，还是滞留在以手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落后生产方式中而不能自拔，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上的根本区别。[４４]

　　《形态》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主义批判携手并肩，共同指向德国社会主义的非历史的、抽象的历史唯心主义。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富有自觉而深厚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的马克思恩格斯，却一再强调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观念意识形态没有“独立性的外观”，“没有历史，没有发展”，“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没有政治史、法律史、科学史等等，艺术史、宗教史等等”呢？[４５]我们究竟应当在什么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诸形式没有历史和发展的哲学论断？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必然突出强调并凸显他们与现代德国哲学从概念、意识、思想出发解释世界、历史和人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深刻对立。就德国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生活领域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来衡量这个意识。他们始终一贯地把这些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就从现实的历史基础回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去”。[４６]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受物质生产实践及其交往形式之决定作用和根本性制约的特定意义上，并出于同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战的特定需要、策略原则和话语语境，才完全否定了意识形态诸形式的独立地位和发展规律，得出了观念意识形态没有其自身固有的历史的否定性结论；而德国社会主义由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心主义出发，从德国哲学关于非现实的、非历史的“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所以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同样只能是“没有历史发展”的观念的虚幻的社会主义。

　　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之前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已经通过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步揭示了现代社会关系和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阐明了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实现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走向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阶级立场，先行地奠基了《形态》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自觉的革命的阶级意识。[４７]这种自觉的革命的阶级意识始终贯穿在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并由此促成了三者的内在贯通和有机统一。[４８]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是一个密切联系、内在贯通的张力结构。正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中所具有的自觉而深刻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够既站在现代生产方式和世界历史的制高点上，又站在无产阶级的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阶级立场上，阐明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历史性地扬弃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状态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才能够彻底批判和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恐惧和拒斥无产阶级推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本质。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无论是诉诸德国“思维着的精神”，还是诉诸德国的“情感”，都由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前提和天生的阶级性格，而决定了它所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具体的“现实的个人”，而是虚幻的普遍的“观念的人”，从而必然敌视和排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并主张从根本上拒绝和否定消灭现代私有制的阶级意志和革命行动：它“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了。因此，它不是求助于无产者，而是求助于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求助于小资产者及其博爱的幻想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总之，它求助于德国现在流行的‘平常的’和不平常的意识。”[４９]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宣扬和求助于博爱的目的，就在于他们不仅反对人民群众同封建专制政体和社会关系的政治斗争，而且更恐惧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求助于博爱幻想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其所代表的小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

　　与英法的社会主义不同，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和历史阶段不同，尤其是它所代表和反映的不是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因此它也就不代表尚未发展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从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党派在德国产生的时候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将越来越局限于把小资产者作为自己的公众，并把那些委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作为这些公众的代表。”[５０]因此，德国社会主义的哲学前提是现代德国哲学从思想和精神出发的历史唯心主义，而它的阶级基础则是现代德国的小资产者及其意识形态家。[５１]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及其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意识形态本质，与它天生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格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一体两面而内在贯通。而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又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意识和无产阶级争取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阶级意识展开的。

　　（二）“真正的个人的所有制”背后的“通常的私有制”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所有制”与“私有制”两个概念的历史辨析，阐明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由此指明了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乃至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本质，因为他们所追求和钟情的所有制形式依然是通常意义上的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常常从“真正的所有制”“真正的个人的所有制”等所有制形式出发来谈论私有制，但“他们用‘所谓的所有制’来标志私有制。……这一术语最初来自圣西门派……不过，圣西门派中的大多数人的发展的最后阶段证明：‘真正的所有制’又多么容易地变成了‘通常的私有制’。”[５２]与此密切相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样不理解现代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对抗性质，不理解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所理解的‘外界的强制’不是一定的个人的带限制性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只是国家的强制，即刺刀、警察、大炮，而这些东西绝对不是社会的基础，只不过是社会本身分裂的结果而已。”[５３]德国社会主义者由于看不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也就不理解现代社会冲突的社会经济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库尔曼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英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存在着区别，仅仅在于他关于社会的物质王国和精神王国的肤浅的误解，而“误解的原因是由于他追求自己的实践目的……由于他目光短浅。他把天资和能力方面的差别同占有的不平等和由于占有不平等而产生的满足需要的不平等混淆起来，因而同共产主义进行论战。”[５４]

　　库尔曼肤浅而荒谬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其反对无产阶级变革现代社会的反动的阶级意识携手并肩：“他的学说是一切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势欲的基本信条，是一切伪善地掩饰起来的享乐欲望的神秘外壳，是对一切卑鄙行为的装饰，是无数丑行恶事的根源。”[５５]库尔曼看不到或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变革现代社会的巨大革命功能，而把实在的社会变为观念的社会，用空洞的田园诗式的笔调主张从现代的社会孤立状态向未来的团体生活过渡，“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世界上的一切有产者和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了。对唯心主义者来说，现实不过是现实事件的理论抽象，不过是这些事件的观念象征，而现实事件只不过是‘旧世界走向灭亡的象征’。”[５６]马克思恩格斯这段文字所揭示的，不仅是库尔曼，而且是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出发，去考察德国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产生的现实根源和哲学根源，考察这些派别所具有的阶级性格和理论特征，阐述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对立。

　　四、结语

　　《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与对德国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相得益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事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觉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的有机统一，决定了《形态》必然反复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取决于哲学的、宗教的和观念的批判，而是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和无产阶级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社会革命。它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自觉地把物质生产实践及其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视为社会历史发源地的社会历史理论，而且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为向共产主义演变的历史性中介，把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作为彻底扬弃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

　　《形态》中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与革命的阶级意识是马克思恩格斯展开“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乃至整个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的两个基本维度，构成了科学地考察社会主义思潮的充满历史辩证法张力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形态》对于我们反思和批判当代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非历史的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民粹主义思潮，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以当代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深刻变革，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依然具有重大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释  

　　[1]本文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的引文，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收入的内容外，其他部分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中文第1版第3卷，特作说明。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5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530页。

　　[9]《德意志意识形态》表现为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之双重批判的有机统一。以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为主干的意识形态批判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仅仅立足于哲学理念来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存在问题的。马克思在此实现的思想变革远不是单一的线性哲学视域转换，离开经济学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价值旨趣，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无法实现的。”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72页。

　　[10]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大量阅读并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塑造了洞察世界历史本质及其规律的哲学智慧和方法论意识，而且还大量阅读、摘录和批注了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历史著作和经济学著作，并高度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和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奠基了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54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8-54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6-57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8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9页。

　　[24]竹内章郎一方面强调《形态》的共产主义理念与运动的统一，认为“共产主义理论是在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克服中开始，在‘理念’和‘运动’的相互关联中得到深化，经过反复完善才最终形成的。”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在共产主义观上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区别开来：“这种观点是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认为恩格斯‘还停留在理想图景上，这种理想图景是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缺陷的翻转物’；而马克思则是在对巨大的生产力与普遍交往、世界市场的出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性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充足认识的基础上来谈理想图景的。……我并不是完全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体说……尽管他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造、共产主义观以及对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等问题都存在着差异（包括赫斯），但是，笔者将把他们共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整体，并将讨论的焦点放在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日]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梁海峰、王广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21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8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6页。

　　[33]费尔巴哈也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但由于他看不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而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社会历史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历史，既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特别是现代工业实践及其交往形式基础之上的历史，又是无产阶级批判和反抗现代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运动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共产主义的这种内在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哲学史上革命性变革的基本原因。

　　[3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519页，页下编者注。

　　[3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0-591页。

　　[40]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把“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列入“反动的社会主义”一节中。参见刘敬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批判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5期。

　　[4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7页。

　　[42]“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意识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于他们总是基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演变，阐明他们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分歧。

　　[4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9页。

　　[44]恩格斯强调必须用财产公有的主张排斥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体谅的态度，排斥蒲鲁东的股份公司、保留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585、58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9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争取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阶级意识，不仅反映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而且同样反映在他们支持并参与无产阶级反抗现存统治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实践中。他们始终同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总是以各种方式声援和参加欧洲各地工人反对现存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自觉的阶级意识与革命的阶级行动总是如影随形。这也是他们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之一。

　　[48]《形态》这一著作应该“使群众具有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直接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说明，第XI页。《形态》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都指向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表达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批判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的行动意志。

　　[4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1页。

　　[51]恩格斯写道：“我所要做的主要就是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对格律恩那种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加以驳斥，指出它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施特劳宾人的东西。”《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9页。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阐明了它抗拒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试图开历史倒车的落后的反动的社会本质。

　　[5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5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8-639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9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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