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院）。

　　[摘 要]  鉴于法西斯从兴起之日就以共产党为死敌，而无产阶级的分裂使之趁乱夺权，进而疯狂镇压共产党，共产国际很早就重视反法西斯主义并建立包括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以及法西斯化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其主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从属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东方战线。尽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定性经历了从和平阵营对抗法西斯到帝国主义争霸，再到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生死决战的认识变化，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始终处于反法西斯主义一方。而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共同继承了法西斯反共的衣钵，成为战后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依托。

　　[关键词]  反法西斯主义 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五、帝国主义争霸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来一般认定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标志性事件。就在当天，并不知道大战爆发更无从知晓后来被认定为二战起点的毛泽东，在延安就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主题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毛泽东认为，英法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执行不干涉政策，目的是纵容侵略，从中取利。他们拒绝苏联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英法苏三国谈判进行了4个多月，最终因为英法不肯平等互惠、提供安全保证而破裂。张伯伦的政策必然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目前国际时局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片面状态，今后势必由全面性战争取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入新的阶段。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迫在眉睫。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另一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以便将来出来争取资本主义的领导地位。[１]对于战争性质的看法已然发生根本变化。

　　9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询问欧洲各国共产党对欧战应持什么立场，以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２]当天就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回电，答案为：

　　目前的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参战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有罪过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不会支持这场战争，更不要说共产党了。资产阶级进行这场战争，不是像张伯伦及社会民主党首领们所保证的那样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国际无产阶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保卫拒绝苏联援助并正在压迫其他国家人民的法西斯波兰。各国共产党曾为反对慕尼黑分子进行过斗争，因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有苏联参加的真正的反法西斯阵线，可是，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进行掠夺性的战争，排斥了苏联。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把国家分成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做法，现在失去了以前的意义。因此，必须改变策略，所有各参战国共产党在当前这个阶段的策略，就是反对战争，揭露它的帝国主义性质……与这些方针背道而驰的共产党，必须立即纠正自己的政治路线。[３]

　　这一判定，与中国共产党稍早前的转向高度一致。由于转变的幅度相当大，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他把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至1938年德国占领奥捷两国东西方的各种侵略战争，称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阶段，而将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的战争称为第二阶段。这个新阶段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其目的是用重分世界的战争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结果却是造成更大的危机。许多人以为德国固然是非正义的，英法却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国家，波兰则是民族自卫战争，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种极端糊涂的见解，是由于没有弄清战争的目的，没有弄清战争第一、第二阶段的不同特点。第一阶段，德意日法西斯疯狂侵略各弱小民族，侵犯各民主国的利益，全世界人民都有反对侵略保卫民主的要求，希望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出来干涉侵略，苏联则屡次提议愿意与各民主国家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如果民主国家当时出来干涉侵略，发生战争，就是正义的，有进步性。可是这些民主国家采取不干涉政策，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所以只有被侵略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才是正义的。

　　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存在，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第一阶段的两个特点。这个阶段的革命政策，是组织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统一战线，组织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间的反侵略统一战线。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组织到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内，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内部法西斯的袭击。统一战线内有四个可能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统一战线，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统一战线，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的苏联；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其中主要力量是苏联，如果苏联同各民主国政府能够组成真正有效的统一战线，配合各国的人民统一战线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进一步侵略，延缓大战爆发的，如果发生战争，是能够战胜各法西斯国家的。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既怕法西斯国家侵害其利益，更怕革命势力的发展，怕苏联、本国的人民解放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拒绝了苏联参加的真正反侵略统一战线与反侵略战争，自己单独组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进行掠夺的强盗战争。

　　大战爆发后，情况根本改变，“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在现时，按照性质来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苏联、同各国人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其中少了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战争的两个营垒之一，结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由片面变为全面，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组织成分由复杂变为单纯。

　　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是：第一，在各帝国主义交战国，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对英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第二，在各中立国如美国，揭穿政府名为中立实际上赞助战争大发洋财的政策。第三，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是民族统一战线，或抵抗侵略，或反对宗主国，以达到民族独立的目的。现在世界上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一切直接间接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资产阶级都是反动派，组成反动营垒，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大反动派的冲突，这是世界反动阵线方面。另一方面，苏联、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组成革命的战线。要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推翻世界反动营垒。进行了两年抗日战争的中华民族属于世界革命营垒中的一个重要有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定会在世界改造过程中起到其伟大的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４]

　　不久，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叛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５]这种关于战争性质的基本判断一直持续。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指出日本和德国加紧侵略战争以达到重新分配世界与奴役世界人民的目的，英美法帝国主义在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与对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下，使法国遭受亡国惨祸，英国遭受严重失败，美国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帝国主义大战现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而由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正在袭击全人类的生存，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革命危机正在一切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中间深刻的酝酿起来，我们是处在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屠杀人民的战争，惟有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６]

　　同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第一个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第二个是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第三个是苏联和平阵线。两大帝国主义阵线的多数国家为着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生死斗争阶段，而苏联领导的和平阵线，则因苏联的强大国力与正确政策，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而超脱于战争之外，这是目前形势的最基本特点。”帝国主义阵线严重不均衡，双方都在重新组织力量，准备新的巨大冲突。欧战有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战争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大众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迅速革命化。据此，英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反苏反共，其导致了法国投降的悲惨教训。[７]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肯定中央“七七宣言”及“七七决定”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与我党政策的指示，经过两个月国内外事变的发展，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国际方面，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使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西方战争进到复杂的局面，太平洋上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日益严重起来。帝国主义战争必然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都有卷入战争灾难的危险，而抗日的中国将成为帝国主义双方争夺的对象。[８]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英美随之改变对日政策。针对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英美拉拢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以便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日趋积极，而国民党英美派积极活动加入英美集团的情况，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参加英美集团会改变战争性质，因此阻止与援救国民党这一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方针，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而主张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秩序。我们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两者都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为此，中央要求“在宣传中必须指出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与投入一派帝国主义怀抱两者的区别。前者是我们所赞成的，因此，我们并不反对站在独立战争的立场上，利用英美的借款。后者是我们反对的，因此，我们反对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政策”。中间派及民众一时会被所谓“英美援助中国抗日”“联合英美抗日”等错误口号所迷惑，必须说服解释，使之从国民党英美派的欺骗宣传中解放出来。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９]

　　不过，中共中央显然感到这样的路线并不一定适合国际国内的情况，遂于10月28日致电季米特洛夫，提出三国军事同盟签订和英美改变对日政策后，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积极促使中国加入英美集团，同时发起反苏反共宣传，不准讨论中国加入英美集团对抗战性质的影响，反对苏日谈判。中国共产党的估计和措施是：在日美战争不会很快爆发的情况下，尽可能防止国民党放弃解放战争加入英美集团的错误政策。基本态度是：既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新秩序”，也反对英美集团的旧秩序，主张中国实行独立解放的国民革命秩序，反对将中国人民变成日本或英美的工具。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不与其中一个集团结盟。考虑到广大民众难以想象为什么我们不能同英美一起抗日，而一些中间人士可能受“英美支持中国抗日”口号的欺骗，必须在团结一致抗日的口号下提出一个充分理由，揭露和反击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攻势。请共产国际对此作出指示。[１０]

　　中共中央的请示，实际上是对现行路线有所保留，又不便擅自作出调整。几天后，毛泽东就目前时局指示各地八路军、新四军首长并询问其意见：“一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战争，加入日德意同盟，前者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已到白热化。”蒋介石现在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准备加入日德意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加入英美同盟的，同时也会利用日德意同盟的声势与日本的让步，敲英美的竹杠。“如果带决战性质的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与此相应，“目前的反苏反共新高潮，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投降日本与加入德日意同盟的准备，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的联合英美是宣传，投降日本则是实际”。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主要是准备投降日本与德意的步骤。七八月间蒋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并做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蒋介石不论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将给中国共产党以大的打击。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有计划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１１]

　　仅仅5天后，毛泽东收到11月3日周恩来来电提供的重要情报，判断完全改变：“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根据三日来电，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周恩来利用时机，动员党内外多数人员出马，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１２]

　　当天及次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出指示，将相关精神通知各方，特别强调：“说话时不要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求大家注意自己的存亡问题，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１３]“就目前而论，蒋还站在国际三大阵线中国三条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团，或者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未下作贝当的决心”，所以还要尽力争取。要说明，“剿共”、投降就会亡党亡国，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我们共产党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爱护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员”。党内外积极分子作宣传时，不要骂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黄埔系、杂牌军、三青团、复兴社、英美与英美派，“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这不是目前斗争的中心”。要集中力量痛骂亲日派，并具体指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要用各种方法不点名地宣布何应钦的罪状，揭露其阴谋助蒋反共，以便投降，然后要求日本踢开蒋，自己充当中国的“贝当”。[１４]

　　在德意日成立三国同盟、英美苏加大援华力度的情况下，蒋介石反而以为局势有利于己，敢于发动反共高潮，可见国际国内形势息息相关。而共产国际同时反对两大集团的做法，在苏联的立场上可以理解，却并不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六、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建立

　　德国入侵苏联，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格局观再度生变。次日亦即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即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之一，“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１５]6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世界政治的新时期》，称“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的新的转折点”，“已经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此前欧战基本上还只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争夺殖民地和市场的战争，世界人民没有任何理由来赞助战争的任何方面。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方针是全力缩小战争而扩大和平。苏德战争爆发，战争的本质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全人类。其结果或者法西斯主义灭亡，或者人类自由灭亡。[１６]

　　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声明：“苏联这一反法西斯的战争，完全是和我们的抗日战争属于同一性质的，都是保卫独立、保卫自由、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德国法西斯则与日本法西斯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与苏联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正在全世界树立起来。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法西斯同盟对于全世界的威胁，西方与东方同时增长。惟有建立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坚决的斗争，方能制凶焰于已燃，挽狂澜于既倒。”为此，从外交以至内政，皆宜有新的改革与建树，其中第一条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胜利万岁！”[１７]

　　宣言发表的前1天，毛泽东向周恩来说明宣言的主旨是拉拢英美蒋反德日意，“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他认为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联，形势很好。因此，“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１８]

　　毛泽东的说法，应该是得到共产国际认同的统一口径。共产国际于7月9日给各国共产党下达指示，要求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以及英美着手组织民族统一阵线，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建立联系，不管政治倾向和性质如何，而且不提出民族阵线的领导权问题。“唯一正确的标准是：有助于摧毁法西斯战争机器和法西斯匪帮并保证红军取得胜利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相反，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一切行动，都是错误的，都是有害的。”[１９]如此简洁明了地区分敌我友的语句，在后来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通知、指示和文件中反复出现。

　　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格局划分的变化，一时间未能为全党同志完全领会并遵照贯彻执行。5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明确指示，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内称：

　　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对于中国各党派各阶层的态度，亦以此为标准……目前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基本观点，中央在六月二十三日决定中，在六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社论中，在七七宣言中，已迭经指出，但尚未为全体同志所完全了解，兹再明白指出，望全党同志一体遵照。[２０]

　　为了共同抗击纳粹德国，苏英两国于7月13日订立协定，次日中共中央的政治情报进一步明确指出：“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与苏联为保卫祖国的反德战争，是目前世界政治转变的枢纽。过去两大帝国主义营垒互相冲突的帝国主义战争及苏联采取和平中立政策的局面，从此改变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局面。一方面是以德国为主体、以意大利和日本为帮凶的极端反动势力，另一方面是苏、英、美、华及其他为民族自由独立而奋斗的反法西斯势力。”法西斯阵线过去因为张伯伦政策及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大资产阶级的无能与投降叛变而坐大，成为苏、英、美、华和一切自由民族的劲敌。反法西斯阵线苏联红军成为主力，中国起着钳制日本的作用，英国决定联苏反德，美国决定援英援华并可能援苏，欧洲各国的反德斗争，都是为着保卫自由独立，都是正义的，都已经成为全世界总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而七月十三日订立的苏英协定更将是整个国际联合的枢纽和反法西斯胜利的保障，今后世界政治将环绕这一协定而支配着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均是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促成各反法西斯国家的政府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要促进中苏及国共关系好转，积极拉拢英美在华人员，促进国际统一战线，同时打击反苏反共言行。[２１]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确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从独立于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之外、从属于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民族战争，变成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年8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宣言，并提议在莫斯科召集三国会议，中共中央随即发表声明，称此举“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此事显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完全有利于苏联、英美、中国和世界，因为过去与现在的最大危险，是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企图接受法西斯和平，或主张隔岸观火，让苏联独负消耗法西斯的重担，以便将来乘机取利。只要英美承认“解除各侵略国武装是必要的”，主张“纳粹的最后崩溃”，同意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便保证了苏联、英美、中国与全世界的胜利。此事还特别表明美国下决心参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显示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而莫斯科会议则将在组织上完成之。法西斯侵略阵线已经处于孤立状态，失败的前途已经确定。这一形势在1939年秋季欧战爆发之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虽然力主组织保障国际安全的反法西斯阵线，但英美方面还存在害人害己的慕尼黑政策。由于残酷战争的教训，由于苏联红军和中国阻止了德日法西斯的攻势，使得罗斯福、丘吉尔敢于拒绝法西斯和平的引诱，决定了英美苏三大强国坚固联合这种具有政治远见的政策。英美宣言和行将召开的三国会议，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中国有资格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而且成为一个有力的方面军。全中国与全人类的命运关系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决斗。[２２]

　　从苏德战争爆发到罗斯福、丘吉尔宣言，本已清晰划定国际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不意日美谈判一起，又使太平洋上疑云密布。中国共产党担心美国是否会步张伯伦的后尘，牺牲太平洋各国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换取对日妥协，呼吁英美全力援华，不再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质，以封锁代替谈判，以制裁代替妥协，消散疑云。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２３]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依然强调今天的世界是法西斯德意日向全世界一切自由民族进行最野蛮最黑暗的侵略战争，和世界三大最强国苏英美组织联合战线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时候，中华民族站在拥护苏英美反法西斯联合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个战争只有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团结与中国抗日的团结这个基础之上才有胜利的可能”。[２４]后来毛泽东又发表广播演讲，呼吁英美用一切方法援苏援华，美国应立即对德宣战，以实力制裁日本。[２５]

　　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反应，指示周恩来等：“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２６]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宣称“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已经抗战5年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战斗到完全胜利。[２７]

　　同日，中共中央又就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连续作出指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与英美合作消灭日寇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２８]英美的胜利，“就是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必经路程”。太平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是英、美、荷、印、中及南洋各民族的各阶层、各政党，包括英、美、缅、印、荷、澳、菲的政府，与日本国内反战人民及其殖民地被压迫民族——高丽台湾等等”。太平洋各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应当既是上层又是下层的，既是政府合作又是民族联盟，应当达成中、英、美及南洋各国的军事同盟共同对日作战。“我们利用此机会向英美人士特别是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希望争取英美政府同情八路军、新四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改进中国对日反攻的准备。[２９]

　　几天后，周恩来就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发表专文，指出“日寇从‘九一八’以来，就是世界侵略战争的戎首，现在又做了太平洋大战的罪魁”，英美及其属地的保卫战与中国抗战一样，是正义的解放战争。五大洲20多个国家对日宣战或绝交，德意对美宣战，美国对德意宣战，世界战争的壁垒最后分明了，侵略与反侵略的阵线最后形成了。中国政府相继对日德意宣战，成为东西反侵略阵线的枢纽。太平洋与欧洲的胜败息息相关。今天的战争，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天的世界，处在光明与黑暗的分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民主与极权的斗争，和平与暴力的对抗。[３０]

　　《解放日报》1942年的《元旦献词》总结1941年的概况，展望新的一年的远景，称：“一九四一年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营最后形成。苏德战争爆发，使世界战争的性质，为之一变。”而太平洋战争“将一切列强，全部牵入战争漩涡”。1942年将是两大营垒空前激战的一年，“法西斯侵略者将遭受严重的挫败，民主国家将能获最后胜利之机先”。中国与民主国家并肩作战，为了使中国成为民主阵线中坚强的一员，中国必须加强团结和民主化改革，这会影响抗战建国的方向。中国不是单独胜利，而是与民主集团共同胜利，法西斯主义覆亡，民主制度昌盛，决定中国将来应走的道路。我国应当配合民主集团，积极努力，在反侵略战争中奠定民主政治的新中国的基础。“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加强民主改革。因为欲求群策群力之发挥，舍民主无他途。而且中国是历史上民主传统缺少之国家，欲求中国能在民主集团中，与各国并驾齐驱，则必须急起直追，在民主改革上，多所努力。”[３１]

　　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给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带来重大变动的又一重大事件。尽管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如此重大决定事先不与各国共产党协商有所不满，但对于这一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正式落幕，还是由衷地表示赞成和拥护，认为此举有助于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国际与国内团结，并向党内和社会各界作出说明，释疑解惑。

　　共产国际在世界上率先组织了由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主导，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此架构下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以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巨大支持。不过，在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显然更多地从牵制日本减轻苏联东线战略压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倾向于如何千方百计确保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军事指挥权与政治稳定性，对后者的动摇妥协和反苏反共本质估计不足，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和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决策，在抗战中期国共摩擦加剧的情况下，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的态度，偏信国民党的一面之词，指责中国共产党不断挑衅，将国共摩擦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挑衅言行，希望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八路军完全归属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尽量少建立自己领导的群众抗日组织，以迎合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的独裁主张，甚至肯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寻求批评其路线而支持国际路线的人物或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毛泽东等少数人的宗派主义决策。

　　在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不能完全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不便当面指出其错误，但仍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尽可能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不放弃自己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方针策略。有些情况下，还与共产国际有过交锋，例如皖南事变前后如何应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毛泽东就断定蒋介石欺软怕硬，反对季米特洛夫以单纯让步求团结的态度，并且用事实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中国共产党认为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不仅显示其力量的显著增长，还除了相对于国民党而言外，也是向共产国际传递耐人寻味的信息。

　　当然，共产国际解散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一些麻烦，如党内同志的不解，国民党趁机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等。但是这些不利因素都是短期性的。长远看，在共产国际路线的制约下，中国共产党很难做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单纯依靠不民主的政府和军队，不可能战胜强敌日本，更无法实现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转换。所以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赞同解散共产国际的理据就是：由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无产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可以被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取代。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道路深刻差别，社会制度殊异，应由各国党自行决定方针政策。反法西斯各国与法西斯深刻分界，不能统一决定各自的情况。

　　共产国际解散后，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相关人员私人友好的名义事实上还延续了一段时间。1943年6月25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报告了王明等人错误政治路线形成与克服的过程。其中1931—1935年的错误，由遵义会议结束，并在1941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彻底揭发了其错误的政治和组织路线。而1937年12月至1938年9月的错误，即与国民党无条件合作的投降路线，以及分裂党、自立中央的行动，则因王明不同意讨论，未作结论。[３２]是年底，苏联驻延安工作人员报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的情况，称中国共产党领导内部出现压抑气氛，王明处境窘迫。[３３]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致函毛泽东，表示减少同外来占领者斗争以及摆脱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针，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可能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时期脱离人民群众处于孤立境地，并可能导致内战的危险加剧。指控周恩来和王明实行由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争政策将党引向分裂，政治上也是错误的。周和王应该留在党内。中国共产党部分干部存在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３４]由于意见不一，毛泽东于1944年1月2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措词或有不当，但很快加以改正，并于1月7日起草了另一份电报，1月10日又回复了季米特洛夫的来函。除了表达谢意外，还表示会认真研究其指示，采取相应措施，主旨有两个，一是坚持抗战，与国民党合作，但要防范国民党挑衅。二是增强党内团结。[３５]

　　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掣肘，已经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放开手脚，快速发展壮大，当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宣布：“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３６]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与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相辅相成，又过了一年，国共力量对比就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向共强国弱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实成了抗日建国的决定因素。[３７]

　　七、反法西斯阵营内的反法西斯主义

　　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国共关系出现重大变动。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宣称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污蔑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面对蒋介石亲自出马公开反共，中国共产党极为愤怒，认为其鼓吹专制独裁，有严重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决定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和批驳。5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内部，而重要理由之一，是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不容抗战阵营内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重要理由之二，将来建立的国家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不是法西斯中国或其类似。法西斯主义是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公敌，中国是进行反法西斯战斗的最早一国。6年来的斗争，证明法西斯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法西斯主义要根绝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了反对法西斯，中国一切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个反对法西斯的大联合中，三民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亲密的战友，因为无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与法西斯主义不能并存的。[３８]锋芒所向，剑指大后方的国民党当局。

　　40天后，《解放日报》为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发表社论，题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提出现在进行的世界战争，是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的两个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大西洋宪章》规定人类的四大自由，是敌我的主要分野。法西斯主义对外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纮一宇”的并吞，对内“盲从领袖”，实行“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摧毁一切民主自由。“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拥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战争胜利，仍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抗战与民主不能分离，而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时，抗战营垒中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提倡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所以必须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教育，来争取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３９]《解放日报》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提出：“现在谁要提倡法西斯主义，他不但会变成中国人民的公敌，而且会变成世界人类的公敌的。”所以要“反对祸国殃民的法西斯主义”。[４０]

　　相较于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指示表达得更加直接且清晰，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做准备。最近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宣传消灭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大军于边区附近，企图压迫我党订城下之盟。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应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与三民主义的方针下，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和党内军内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且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对蒋介石的幻想，提高我党的威信。[４１]

　　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紧箍咒，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批评不再有所顾忌，对蒋介石彻底失望，并准备走向领导中心的前台。8月5日，中央总学委通知各单位，鉴于抗战以来党内不少同志对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认识，实践上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纠正，仍未彻底解决，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的半个月中，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４２]

　　为了配合党内教育活动以及对国民党展开政治攻势，中国共产党还拟于8、9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的实质。要求《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４３] 8月16日，周恩来撰文《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正面点名批判蒋介石，指出其具有法西斯性，并全面阐述了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策略、组织活动及其特征。[４４]

　　《解放日报》1944年的新年献辞称，二战的爆发本来可以防止，“只因为法西斯高叫反对共产党，反动派就把它当作宝贝，赞成它，纵容它，以至帮助它。最后养虎贻患，荼毒人类，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靠得有个苏联，靠得有个共产党，才能打败法西斯，把人类从毁灭中挽救了过来。经过了这次大流血的教训，连反共二十年的邱吉尔也改变了态度。凡是不愿人类再有战争与灾祸的，到了今天，都应当知道：共产党是反对不得的，法西斯是纵容不得的。”[４５]笔锋所向，还是国民党蒋介石。只是反共分子立场顽固，轻易不会改变，从丘吉尔后来开启冷战的演说可见一斑。

　　公开正面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宣传攻势持续了3个月，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指示从次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暂时停发，以示缓和，利于国共谈判的恢复。[４６]但直到1944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才发出通知：“自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解放日报评十一中会后，国共关系即已趋于缓和……应该改变前此（去年七月至九月）对国民党公开正面猛烈抨击的态度……宣传上采取和缓态度。”[４７]

　　批判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是一项极为重要且十分复杂的任务，影响深远。如前所述，法西斯主义从产生之日起，首先针对的就是共产党。为此，首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也是共产党。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利用法西斯摆脱政治经济危机，或是纵容法西斯攻击和镇压共产党，还试图以绥靖政策将祸水东引，诱使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直到法西斯侵略者威胁到一般民众的基本自由和其他国家的安全，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政者才开始反对法西斯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在欧洲所谓民主国家的当政者及其代表的阶级、集团反对法西斯的同时，又居心叵测地千方百计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混淆，完全抹杀之前法西斯专门针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人处于反法西斯主义第一线的事实，利用欧洲无产阶级内部第二、第三国际的分裂，如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声称自己与列宁的根本分歧是民主与独裁，而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一词，在西文中与“独裁”系同一词汇，意思却相去甚远，社会民主党于是坚决反对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主张与资产阶级合作执政，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统一强盛，不同程度的权力集中成为共同的选项，连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人士视为法西斯化。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试图找出二者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尤其是意在鼓吹法西斯主义者，有意识地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混淆，以便曲折地证明其行事的正当性。

　　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被当成解决危机和迎头赶上甚至快速超越的有效手段，而在更加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专制统治者也试图借由法西斯独裁方式达成集权统一。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世界各国关于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比较研究的论著，成为他们称引的重要理论依据。其中论述详细且具代表性的有Louis Fischer著、滕雪壑译《撼动全世的两端化政治——法西斯主义与鲍尔希维克主义》（译自美国The Nation，《黑白半月刊》1933年第1卷第15期）；内田繁隆著、杨海天译《法西斯蒂独裁与德谟克拉西的将来》（东京来稿，《大钟》1933年第1-2期）。受国际潮流的影响，配合国民党鼓吹法西斯主义镇压共产党的需求，或是因应法西斯主义的思潮，国人自撰的相关文章，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比较也是重心之一。陈际湜的《法西斯主义与布尔塞维克主义》（1933年《复旦大学政治期刊》），以及署名“怡盦”的《苏维埃与法西斯制度之比较观》（1934年第65-67期《北方公论》连载）等，颇具代表性。

　　这些文章的作者背景不同，立场各异，看法有别，可是论及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异同，却有不少相似相近的议论，尤其是多数作者译者怀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动机意向，言辞间不免有为其开脱的故意，不约而同的取法，就是将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相提并论。其主要论点至少包含：一是思想上都号称社会主义，甚至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二是都主张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三是政治上都主张集权，压制个人自由，反对民主，尤其是议会制，实行一党专政。四是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

　　尽管别有用心，上述文章还是注意到并且承认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本不同：一是中心思想对立，即国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二是策略路线对立，即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三是政权基础对立，即中产阶级与工农群众。四是组织原则差异，即绝对集权制与民主集中制。法西斯党以最高领袖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主脑，最高领袖以个人意见处理全党全国一切重要问题。最高领袖可以不遵守党大会决议。也就是说，法西斯制度完全以最高领袖为中心。而共产党以最高合议组织为法律上事实上的主脑，全党最高决定不以最高领袖个人意志为转移，全国代表大会为全党最高机关，其决议为全体党员一致服从。领袖的意见无论正确与否，必须在大会通过以后方能成为全党法律上的意见，一经大会通过，最高领袖也不能以私人资格加以改变。会场上任何党员的意见均可以自由讨论，少数服从多数，是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任何领袖的意见，必须大多数代表或中央委员一致赞成时方为有效，这与法西斯根本不同。只是特定情况下党的最高领袖可能拥有更高的威权，如斯大林。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与法西斯之于国家政权完全不同。共产党不能命令苏维埃，党的政策通过苏维埃会议中的党团以求实现。党团对于苏维埃的领导，不是根据法律上的权利，而是向群众说明内容，说服一般群众代表使之自愿拥护，有很浓厚的民主政治色彩。法西斯则简单地由最高领袖一人私自决定，充分体现独裁政治。

　　随着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和欧洲各国以及和平阵营与侵略阵营的划分对垒，与法西斯的斗争焦点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转为民主与独裁的对立，原来与法西斯斗争最坚决的共产党，因为主张阶级专政而被拿来与法西斯类比，完全无视其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的政治诉求，正是试图改变代议制民主的局限，从而为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扭曲为民主与专制留下可以操控的解释空间。而德国入侵苏联后战争的总体形势是：东方中国苦撑，号称民主的西欧惨败投降，只有英国仍然坚持。苏德战场激战，成为抗击法西斯的主战场。迟到的美国试图占据道德高地，重新解读反法西斯的意义至为关键，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通过简单类比的方式，改变反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关联。

　　与战前共产党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而民主国家有意纵容的情形反差显著，当法西斯公然侵略欧洲危及多数人的生存时，所谓民主国家大都一触即溃，拱手投降，来自不同阶层不肯屈服的抵抗者集合在民主的旗帜下，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姗姗来迟的美国虽然一直两面发战争财，却试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为自己下场参与大战带上捍卫自由主义和拯救民主制度的光环。号称中国自由主义旗帜的胡适后来坚定不移地反共，就是认定社会主义势必采取极权主义，不能与自由共存。这与他20世纪20年代的有条件认可集权专政，差异不可谓不大。其间的变化，从民主反对独裁的角度看，或许发生于全面抗战之前，从反共的角度看，则发生于全面抗战期间。

　　1941年7月，胡适在密西根大学发表主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演讲词刊载于《美国政治社会科学会年报》第218卷，其中征引了1941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出的伊司曼（Max Esatman）的一篇通讯，后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民主与极权的斗争，是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不仅是为了国家的权力。他列举了极权主义的20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以及意大利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伊司曼所列举的20点相反的生活方式，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朝着民主与极权的斗争方向解读，并竭力将法西斯与共产主义划等号。[４８]如此一来，集权化倾向同样明显的英美再次变身为民主的化身，在苏联看来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民主与极权的斗争，不愿成为绥靖政策牺牲品的苏联却成了法西斯的同道。也许作者对美国置身事外有所不满，不无鼓动放弃孤立主义促其直接下场的用意，可是同时将矛头对准法西斯和苏联，反而暴露了欧美反苏反共的用心，也不可能为美国的两面牟利找到开脱的借口。伊司曼的文章发表仅40天，纳粹德国就入侵苏联，后者成为反法西斯的主力军。而胡适发表演讲4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确如毛泽东所预言，英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立足于反苏反共的先入为主甚至有意曲解，战前将法西斯与苏维埃相提并论时已有渊源，但即使认为二者具有某些共同性，也不仅指出相同，更强调差异和对立。事实上，按照各种比较的论述，仍然承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法西斯与民主政治之间同样存在各种共同性。无视内在不同的理论、广泛冲突的历史和尖锐对立的现实，显然有违实情。无论如何故意误导，始终无法消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势不两立，也难以解释即将或已经展开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联手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进程，却为战后的冷战定下了基调。

　　必须指出的是，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并非都是自由民主的纯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压榨依然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古代民主制背后奴隶制衣钵的体现；而且一些加入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原来就实行法西斯统治；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掌权人，有不少是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实行专制统治。而在这些国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群众，最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实行民主。

　　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强调抗日与民主是一事两面，民主当然要服从抗日，但是不实行民主，抗战就无法取胜。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在少数。也就是说，民主与独裁的冲突，不仅发生于法西斯与反法西斯阵营之间，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也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和反人民势力的斗争。人民势力要求实行民主，反人民势力则坚持独裁。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势力要求和争取民主，而在反法西斯阵营里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却成为坚持独裁的反人民一方。

　　毛泽东虽然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与民主的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用以代替苏维埃口号，[４９]却不认为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1939年9月24日，美国记者斯诺问他：“中国的外交政策强调说，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的一方面，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是属于诸民主大国之列。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什么是它的根据？自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向民主方面有什么进步吗？民众获得任何政治力量吗？”并且特意说明：“这里我指的不是边区或游击区的情形，指的是那些在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未被敌人占领的区域。”毛泽东的答复是：“根据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名称，你看，各国人不是叫我们中华民国吗？我想，这就是它唯一的根据。至于说实际根据，那是没有的。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原则，虽然已经讲了有几十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兑现，现在全国几万万人都要求兑现，大概有可能兑现的吧！到那时，那末就多了一个根据。我希望添上这个根据，因为这不但便利于在外交上说话，而主要地还是便利于抗战。”也就是说，称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有利于结成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更不意味着在中国实行反共具有正当性。反法西斯阵线内部的反人民势力反对人民势力，一方面体现于专制独裁统治对人民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包括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独裁政府的反共活动。斯诺又问：“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政府在性质上有任何变化吗？它是否仍然主要是国民党独裁的政府？”毛泽东说：“在某些政策上有变化，它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这就是一个政策上的变化。而其他政策上，如民主民生这一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现在全国热烈要求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至于政府的组织上，那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这一次，重庆开参政会，蒋先生在开幕词中讲，要集中各方人才，参政会通过了决议，要求结束训政，实现宪政。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在全中国人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５０]

　　反法西斯运动的历史显示，共产党不仅从一开始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死敌，而且是与自由主义联手抗击法西斯的主力，即使极端情况不得不与魔鬼握手，共产主义也无法与法西斯主义共存。而所谓民主国家，可以联手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也会与独裁政府联合反共。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几乎没有相容性，而民主国家与独裁极权之间，反而经常为了共同的目的结成统一战线。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人民势力与反人民势力的冲突中，所谓民主国家往往支持反人民的独裁者，压制人民的民主追求。因为作为宗主国，他们并不情愿让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实现民族解放，成为独立民主的国家。如果中国面临的危险是变成侵略国的完全殖民地，可能会引发他们的反对甚至援助，而中国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实现独立自由民主，则会引起他们的担忧甚至恐惧。所以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回答斯诺的提问时，指出了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选择：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５１]

　　问题在于，中国完全被日本吞并，固然是对各国毁灭性的威胁；中国的独立自由，也是一些所谓民主国家不愿看到的前景。只不过为了反对当前的强敌法西斯而不得不暂时与中国结盟罢了。

　　追求自由民主，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不是权宜之计。即使后来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将苏德战争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定性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包括荷、比在内，欲维持现状的一方称为“所谓民主国”。[５２]1943年2月21日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祝贺，指出：“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已经在全世界永远失去存在的余地。民族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已经成为新世界的确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中国人民欢迎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欢迎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为争取这个新时代的团结和努力。”[５３]

　　按照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划分两大阵营多少有些牵强，相比之下，反法西斯与法西斯的划分较为明确。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认为主要理由有三，其中第二条强调法西斯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而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５４]又比较两次世界大战的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的面貌全变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而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５５]

　　毛泽东的论断具有广泛的国际民意基础。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后，法国曾以“谁在战胜纳粹德国中贡献最大”为主题进行民调，得到的结果是苏联57%，美国20%，英国12%。而乔治·盖洛普博士（Dr. George Gallup）调查英国舆论形成的报告显示，关于哪一个国家对于抗战以来贡献最大，50%的英国人说是苏联，42%说是英国，5%说是中国，只有3%的人提到美国。[５６]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决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对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法西斯倾向也予以严厉批评。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称抗战是革命，可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又搞法西斯。中国的法西斯同外国的法西斯不同，外国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法西斯是买办的、封建的，没有力量向外侵略，但反对人民。[５７]针对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再兴反共高潮，发起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共中央通电全国，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公开批判并揭穿蒋记国民党的实质。[５８]

　　此后，民主与法西斯继续成为毛泽东论述的重要概念。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仍然表示，中国有很大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不仅国内如此，国际也如此，“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５９]

　　八、反法西斯主义与战后世界格局的重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经历了从国际共运的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到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并且是由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从一开始就属于反法西斯主义阵营，并且一直坚持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可谓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争。局部抗战阶段，主要属于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时期转为和平阵营反侵略与法西斯侵略阵营对抗的东西方枢纽。欧战爆发后，无论从民主与法西斯的斗争还是人民民族解放的视角，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毫无疑义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随着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和共产国际的解散，为了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携手联合，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尖锐冲突逐渐被淡化，而民主与法西斯的对抗则日益朝着民主与集权的对立解读。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对于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有所预测，他说：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６０]

　　战后不久，冷战揭幕，毛泽东注意到局势的变化，对世界格局及中国革命重新定位。他认为：“以前，世界上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变成了美国反动派和世界人民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反映在中国，就是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６１]如果说抗战时期美国支持蒋介石，还是为了反法西斯的大局，整体而言维护了民主自由，那么战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除了反共反人民，没有任何遁词。如果说抗战期间蒋介石反共是一方面为妥协投降铺路，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那么战后继续反共，目的就只能是坚持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而在冷战的所谓自由阵营中，这样的独裁政权不在少数，表明所谓民主与集权的对立，相当程度上不过是反共的障眼法和遮羞布。

　　在此架构下，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反共被日益淡化，而反犹则不断被凸显。法西斯主义的第一受害人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主力军共产党战后被昔日的同盟者视为死敌，他们因为法西斯主义被纵容而猖獗所遭受的迫害与付出的牺牲，有意无意地逐渐被遗忘，而法西斯主义的反共，在昔日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友中却不乏衣钵传人，与法西斯对抗的代议制民主变成反共的集结号。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苏维埃式的民主集中制被严重质疑，这样的结局似乎印证了冷战以民主对抗极权的合理性。

　　不过，历史并未就此终结，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说到底还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的制度性缺陷。资本主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民主，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因此社会主义旨在通过再分配等政府干预形式实现经济平等，也就是经济民主，从而避免过度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保障整个社会得以协调稳定地发展。代议制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而且很难防止被资本和权力所掌控。与苏联解体后有人妄言人类社会已达极则相反，一战后其实是代议制民主的至暗时代。为了应对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集权政治被认为是比代议制民主更有效能的政权形式。1934年9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哲学大会（胡塞尔致函，冯友兰出席），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民主的危机”。在此背景下，连胡适也一度有条件地认可实行专政。

　　一战后的中国，随着议会民主的褪色，清季追求开国会的中国人对代议制彻底失望，寻求用直接民权加以补充甚至取而代之。国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于此或隐或显地有所渊源。冷战说到底就是反共，所谓民主与极权的对立，不过是托词和话术。姑不论所谓民主的自由世界里曾经有为数不少的军人独裁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自由中国”，最初就是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独裁，并得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后来才被雷震、胡适等人移花接木，既反蒋，也反共。而共产国际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本来就是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被有意混淆，让后发展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陷入两难境地。冷战的对立，相当程度上演变为争夺与掌控舆论的明争暗斗，只不过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独大，一时间造成制度性比较失衡的假象。正如曾经是人类希望的苏俄（苏联）未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一样，美国也并非人类文明的灯塔。即使两个大国的巅峰时代成为历史，人类依然会前行，社会照样要发展。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来，经历了40余年的冷战以及30余年的全球化，历史显然并未终结，越来越多的人从现实中领悟到，人类社会非但没有走到最终的理想制度，反而越来越严峻地再度面临世界大战的巨大危险。之所以一再重蹈覆辙，是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主要症结有二：一是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人群如何实现真正的平等，二是被压迫民族和后发展国家如何走向发达。全球化改变世界，只是将一国内部的问题扩大为世界性问题。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达到长治久安，一方面取决于能否调整应对新冷战之下的国际形势，一方面取决于自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尽管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曾经集合到反法西斯的旗帜之下，法西斯反共的遗愿继承者却始终阴魂不散，从战前的纵容法西斯到战时的民主与极权对立说再到战后的冷战，反法西斯的实质与历史不断被以各种名目加以扭曲。当人们用反法西斯的历史来比喻当下的时势之际，种种别有用心的曲解罔顾本事真相，却在不知不觉中角色自代，深陷谎言的泥潭，难逃灭顶之灾。时下各方的所作所为或多或少与反法西斯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现历史事实的演化，为理解各自的言行所不可或缺。许多言行无论看上去多么道貌岸然，越是扭曲自己的历史形象，就越能暴露真身原形。就此而论，反法西斯战争虽然80年前已经取得历史性胜利，但反法西斯主义迄今为止仍然是人类不能忘却的历史使命。

　　注释  

　　[1]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0-583页。

　　[2]《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9月8日于延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9月8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284-285页。

　　[4]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5-479页。

　　[5]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939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5页。

　　[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40年7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1页。

　　[7]《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17-418、420页。

　　[8]《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79-480页。

　　[9]《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1940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21-522页。

　　[10]《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0年10月28日于延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89-91页。

　　[11]《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40-542页。

　　[12]《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51页。

　　[13]《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1940年11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52页。

　　[14]《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1940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53-555页。

　　[15]毛泽东：《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6页。

　　[16]《世界政治的新时期》，《解放日报》1941年6月26日第1版，“社论”。

　　[1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941年7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53-159页。

　　[18]《毛泽东关于苏联战局与国内外形势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4页。

　　[1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7月9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202-203页。

　　[20]《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64-165页。

　　[21]《中央一九四一年七月政治情报》（1941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502-504页。这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98-200页所收1941年7月4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实为同一文件。后者应为俄文转译，而且日期可能有误。

　　[22]《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解放日报》1941年8月20日第1版。

　　[23]周恩来：《“九一八”十年》（1941年9月18日），《新华日报》1941年9月18日第3版。

　　[24]《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1941年10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08-209页。

　　[25]《毛泽东同志发表广播讲演》，《解放日报》1941年11月7日第3版。

　　[26]《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英美的统一战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727页。

　　[27]《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第1版。

　　[28]《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51-252页。

　　[29]《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736-737页。

　　[30]周恩来：《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1941年12月13日），《新华日报》1941年12月14日第3版。

　　[31]《元旦献词》，《解放日报》1942年1月1日第1版，“社论”。

　　[32]《毛泽东关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路线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3年6月25日于延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387-389页。

　　[33]《伊利切夫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3年12月3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390-391页。

　　[34]《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给毛泽东的信》（1943年12月22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392-393页。

　　[35]参见《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44年1月10日于延安）、《弗拉索夫关于同毛泽东的谈话向伊利切夫所作的通报》（1944年1月12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394-397页。

　　[36]《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684页。

　　[37]《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675页。

　　[38]《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解放日报》1943年5月5日第1版，“社论”。

　　[39]《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祝第二届联合国日》，《解放日报》1943年6月14日第1版，“社论”。

　　[40]《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第2版，“社论”。

　　[41]《关于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的指示》（1943年7月23日刘少奇致陈毅、饶漱石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80-81页。

　　[42]《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1943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85-86页。

　　[43]《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526页。

　　[44]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2-156页。

　　[45]《迎接一九四四年——纳粹覆亡的一年》，《解放日报》1944年1月1日第1版，“新年献辞”。

　　[46]《毛泽东关于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致董必武电》（1943年10月5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669页。

　　[47]《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国内问题宣传政策的通知》（1944年3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92页。

　　[48]中译本经胡适改订，发表于1949年11月20日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从内容看胡适改动的幅度不小。

　　[49]毛泽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解放》第1卷第18期，1937年10月2日，第7页。

　　[50]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242页。

　　[51]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外交问题》（1936年7月、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8-399页。

　　[52]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940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87页。

　　[53]毛泽东：《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194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54]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21页。

　　[55]毛泽东：《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194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页。

　　[56]《对抗战胜利贡献最大的是那一国》（译自美国《读者文摘》），《新学生》1944年2月号，1944年2月15日，第32页。

　　[57]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7页。

　　[58]毛泽东：《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4页。

　　[59]《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1944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316-318页。

　　[6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496-497页。

　　[61]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 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学术研究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学术研究》，国内邮发代号：46-64，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学术研究杂志社门户网站：中国（南方）学术网http://www.southacademic.com，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