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任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晶维（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源，科技创新从劳动形态、劳动类型、生产形式与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重塑生产力的发展，涵盖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散生产与协作生产、传统生产关系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范畴。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活力之源，科技创新以科技体制变革、产业布局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供需动态平衡等，推动新质生产力在速度、规模、质量、深度等方面的变革。因此，为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要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

　　[关键词]  科技创新 新质生产力 科技变革 高质量发展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１]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就指出，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全面提升三次产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２]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学技术代表着人类社会劳动产品的复杂程度，更代表着一个国家生产性知识的复杂性和物质生产的能力，[３]驱动着一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了首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完成了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两弹一星”等工程项目建设，其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表明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科技创新领域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４]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目前，科技创新不仅是解决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壮大的浪潮中，要紧紧把握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５]本文基于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详细阐述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深入探讨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要求，为我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参考。

　　一、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渊源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土壤，是劳动形态、劳动类型、生产形式与生产关系等多个层面的体现，囊括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散生产与协作生产、传统生产关系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范畴。

　　（一）劳动形态多样化：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

　　马克思将人的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就可以进行的劳动，复杂劳动则是在劳动过程中包含着一定的实践经验、劳动技巧、知识的运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相对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６]从演化过程来看，在不同经济时代和不同国家，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划分标准。今天的复杂劳动可能成为未来的简单劳动，一国的复杂劳动也可能是另一国的简单劳动，这主要是因为复杂劳动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教育和训练。简单劳动力的价格是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再生出劳动力的费用，复杂劳动力的价格含有简单劳动力价格和一定的教育费用，因此复杂劳动是用知识、训练连接起来的无数种简单劳动的组合。从价值量来看，马克思指出，“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７]可以看出，复杂劳动的价值是通过与简单劳动的比较来确定的，在一定时间内，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量高于简单劳动，是简单劳动价值量的倍加。正如恩格斯强调的，“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两倍或三倍的商品。”[８]复杂劳动生产效率高于简单劳动，由此复杂劳动的价值大于简单劳动的价值。

　　（二）生产形式高级化：分散生产与协作生产

　　当机器设备作为科技成果的载体进入生产过程，社会生产由原来必须熟悉整个生产流程和工序的个体式分散生产模式，转变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生产模式。协作就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９]这种生产就是把许多分散的生产力量组合成为一个总的新力量，而这种新力量是旧力量的倍增。其一，协作组合的新力量是一种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１０]可见，当很多劳动者同时从事互相补充的劳动时，复杂劳动可以分解成多个简单劳动，一个工作日生产的产品数量就会增加。协作可以在“互相连接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这使得劳动对象能快速通过生产过程。[１１]其二，这种新力量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协作生产的劳动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１２]在协作生产中，需要一个领导者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集中组织各方面的生产力量。因此，协作生产催生了社会生产组织来分配和管理生产要素，进而指挥和管理着生产过程。其三，这种新力量是一种可以扩大劳动空间范围和缩小劳动生产领域的力量。一方面，劳动空间范围的扩大不仅促进了大规模生产活动，也间接促进其他生产活动，带动了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集合、劳动流程的紧密靠拢可以减少一定的费用，达到了提升经济效益的作用。

　　（三）劳动类型多元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会创造价值，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部分，二者有效结合产生“1+1>2”的叠加效应。“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１３]劳动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不仅需要强健的体力，也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储备。这种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相辅相成，共同组合成劳动者全面而强大的生产能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讲，“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１４]关于两者的关系，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者会剥削体力劳动者，这种剥削关系就好比企业中的领导者与体力劳动者，但“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１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会被消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１６]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关系的消灭，体力劳动不仅会逐渐与脑力劳动有效结合起来，其价值也会提升至与脑力劳动相当的价值水平。

　　（四）生产关系和谐化：传统生产关系与新型生产关系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１７]这主要在于资产阶级消灭了过去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一方面，虽然资本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会把科学知识和技术转化为价值增殖的工具，通过机器大生产将科学和技术融合到生产环节中，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另一方面，新航道开辟后，资本家将生产和市场扩宽至全球，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工业文明摧毁了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形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当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会更加有效，生产积极性会更加活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得到更加显著和全面的推动。

　　二、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量”和“质”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将自然力应用到生产过程，必将引起劳动生产率“量”的提升。当自然科学通过机器渗入生产过程，社会分工逐渐从一个产业部门蔓延到其他产业部门，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必然推动生产力“质”的飞跃。

　　（一）科技体制变革助推新质生产力加速变革

　　科技体制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壮大的关键所在，科技创新促进制度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变革。科技革命的不断演进会促成政府管理制度和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体系的深刻变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首先，生产力加速壮大需要政府治理制度变革作为制度支撑。发挥先进科技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仅需要保护个人知识所有权，还需要培养高素质人才。从以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等为中心的知识所有权保护制度改革来看，英国作为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知识所有权制度确立较早的国家。《垄断法》和《独占条例》的颁布，不仅意味着对国王垄断权力的限制，使技术发明专利成为私权，也对现代专利制度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各国工业的发展，美国（1790年颁发美国第一部专利法）、德国（1877年颁布《专利法》）、法国（1883年颁布《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也成为继英国之后颁布专利法的国家，这标志着现代专利制度逐步建立。从以人才培养为主的教育制度改革来看，人是科技变革和生产力发展最能动、最重要的因素。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发突出，美国、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较早意识到教育制度改革对推动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性。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美国颁发《西北法令》，其目的在于扩办学校，推广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之后的《摩里尔法案》促进了一批农业和理工科学校的建立，打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封闭体制，使工农和中产阶级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为美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不仅根据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向高中生、大学生开设计算机原理和应用方面的相关课程，而且还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导向，增设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材料等课程，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基础。可以说，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教育逐渐制度化、平民化、实用化。[１８]

　　其次，生产力加速壮大需要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体系变革作为体系支撑。先进科技的发明到新质生产力“量”与“质”的提升是理论知识到实践运用的体现，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体系则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从生产组织方式来看，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机器取代人力，完成了从传统手工工场到现代大机器工厂的转变；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以泰勒制为主的工厂管理制度和以福特制为代表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催生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工厂管理实现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生产过程实现组织化和标准化，工业品可以大规模生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形成了产业分工雏形；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随着电子技术的运用，生产自动化促成产业内部分工开始演化，且产业内部分工从一个产业部门蔓延到其他产业部门；当今，信息技术发展有效促成多样化的柔性生产组织方式。从生产结构方式来看，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重点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上，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生产结构方式是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关键。[１９]美国的杜邦实验室把现实生产中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秉持科研为生产服务的理念，使得技术发明的实用性提高，确保了科研成果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日本的产学官合作制度将企业、大学、政府三个机构的优秀人才临时组织在一起完成特定的项目，不仅调动了三方面的积极性，也建立了从理论到应用的技术开发体系。

　　（二）产业布局优化引领新质生产力规模扩张

　　产业布局优化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根本所在，科技创新优化产业布局，推动新质生产力规模扩张。产业是发展生产力的载体，也是生产能力的体现，科技发展触发的产业分工会促成新产业诞生、产业体系升级以及产业转移。

　　首先，科技创新以“点到点”的机理逻辑催生新产业。新产业的诞生以科技进步为前提，以提升社会生产力为目标。历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表明，科技变革都以“技术进步—工具更新—动力替换—能源开发—产业扩充”的逻辑链条，孕育新产业的诞生。因此，科技进步催生的新产业必然会促进社会生产力规模扩张。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主要是纺织机、蒸汽机技术带动生产工具更新，以热力带动煤炭、水能开发，是纺织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轻工业部门的革命。其意义不仅在于开创了机器取代人工劳动的时代，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也为接踵而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基础，推动着后续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迭代升级。与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比，第二次科技革命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起点。具体来说，随着发电机、内燃机技术进步，其影响范围超越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转型的范畴，间接塑造了现代社会人的生活方式，触发了化石能源产业、运输业、家庭生活起居等多个领域的产业革新。以算力和核能为动力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前两次科技革命，应用领域也从工业、家庭生活方面拓宽至军工业生产。在新一代科技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将算力渗透到各行各业，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正加速兴起。

　　其次，科技创新以“点到线”的机理逻辑拓展产业体系。从全球视角来看，每一时期新兴产业的出现只是颠覆性技术突破的表象变化，上中下游产业紧密协同、互相支撑的产业体系才是规模化生产力形成的内核。以电气化革命时期为例，内燃机的发明促成运输行业革命性变化，既形成“石油勘探与开采—石油锻造—石油储运—石油加工等”以石油供给为主的产业协同体系，又形成“有色金属生产—内燃机设计—内燃机制造”“汽车设计—原材料采购—零部件研发与制造—整车制造—汽车销售—汽车售后服务”并行的以石油消耗为主的产业协同体系。从单一地区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会经历“劳动驱动—资本驱动—创新驱动”这几个演进阶段。[２０]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80年代，处于经济追赶期的韩国投入大量劳动力和资本，发展电力、交通、石化、钢铁、造船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2000年，韩国经济进入发展转型期，半导体、高端家电、移动通信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最后，科技创新以“点到面”的机理逻辑加快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成功的前提是“转出国想放手”和“承接国接得住”，这种双向匹配与协作机制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发展。也即说，转出国技术成熟到可以将某一个产业的生产环节进行分割，将低附加值产业转出到其他国家，优先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历次科技变革都蕴含着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重塑，纺织、钢铁、造船、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美国—日本和德国—亚洲‘四小龙’—中国—越南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电子、航天、半导体、高端装备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部分产业链经历了由“美国—日本和韩国—中国”的转移。

　　（三）生产效率提升加快新质生产力质量升级

　　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演化的本质特征，科技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推动新质生产力质量提升。生产力变革既有“量”的提升，也有“质”的飞跃，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量”的提升主要来自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量、质量、种类、范围等方面的扩充，而“质”的飞跃则在于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和配置。[２１]

　　第一，劳动者的多能化助推生产效率提升。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是生产力变革最能动的因素。科技发展是已知领域的拓展和未知领域的铺垫，新质生产力质量升级既依赖于劳动者在已知领域的实践操作能力、知识储备提升，又依赖于劳动者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一方面，对于直接参与某种具体生产过程的劳动者而言，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社会生产对人力资源的需要经历了从技能操作型体力劳动者到知识储备型脑力劳动者的转变。机械化和电气化革命时期的机器大工厂制、现代化机器工厂制的生产范式要求劳动者从事简单、重复的机械劳动；从自动化革命时代开始，标准化的泰勒制和大规模流水线的福特制生产范式逐渐要求劳动者不仅需要掌握机械工作原理、精湛的操作能力，还需要具有捕捉市场需求、直接参与产品设计的能力；在信息化革命时代，个性化、多样化的柔性生产范式需要劳动者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丰富的知识储备、持续学习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等。[２２]另一方面，对于间接参与具体生产过程的劳动者而言，科技创新会不断提升劳动者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与探索，以及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与运用，进而提升生产力。目前，随着地心勘探、深海探测、航天航空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人类对深地、深海、深空的探索范围不断加大。未来，随着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不断加强，会逐渐形成该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第二，劳动资料的高级化助推生产效率提升。劳动资料是生产力变革最革命的因素，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２３]进一步，他将劳动资料分为“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和“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２４]即劳动工具和基础设施。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史就是人类社会劳动资料“自然存在—劳动改造—劳动创造”的过渡史。首先，劳动工具作为物质生产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充当生产过程的骨骼和肌肉系统，构成了生产活动的主体框架和动力来源，最能体现社会生产的时代特征。就形态而言，劳动工具经历了农耕文明时期和工业文明时期的单一物质实体劳动工具，到信息文明时期的非物质实体劳动工具；就动力来源与人力替换而言，马克思总结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２５]在农业经济时代，畜力替代体力；在工业经济时代，机械生产过程逐步以热力和电力替代体力，机器成为人类四肢的延伸，但又超越人类肌肉力量的限制；在知识经济时代，网力和算力替代体力与脑力，人工智能成为人类大脑的延伸，但又克服了人类思维能力的限制。[２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个时期新型劳动工具的变迁都决定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是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劳动工具实现“自然存在—劳动改造—劳动创造”链式更新升级的过程，也是科技创新推动每个时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体现。其次，基础设施充当生产过程的脉管系统，对生产有着连接和输送的作用。不同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也是各时期新质生产力辐射范围的有力支撑。[２７]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变化的历程来看，以“河流、湖泊—运河、公路、铁路—高速公路、高铁、飞机场”为主迭代升级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以“结绳记事—烽火和飞鸽传信—电报和电话—广播和电视—移动通信”更新升级的通讯基础设施，使人类知识、实践活动跨越了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限制，反映了劳动资料“自然存在—劳动改造—劳动创造”的过程。“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２８]即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第三，劳动对象的多元化助推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是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因素，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就是“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２９]需要“变化的劳动对象”数量越多、种类越繁、复杂性越高，小规模的生产就越难以提升生产效率满足生产需要，人类就开始倾向于精细分工与紧密协作的生产方式。随着科技革命深入演进，劳动对象的新领域、新形态、新类型不断丰富，激发了劳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就新领域来看，劳动对象从木材、矿石、天然气、风能等自然界物质发展到合成材料、半导体、芯片等加工物质材料，再到目前的深地、深海、深空领域的物质。就新形态来看，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对象的形态从客观物质拓宽至非物质形态，劳动对象逐渐虚拟化，如数据、编码、网络课程等。就新类型来看，科技发展越来越强调劳动对象可再生化、劳动过程可持续化、劳动环境绿色化。[３０]

　　第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及配置方式自我更新助推生产效率提升。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是生产力变革最革命的因素。“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３１]这句话表明，在依托现有的自然资源、劳动者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先进劳动工具以及劳动对象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还在于选取某种可以重新优化、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有效方式，即通用技术。通用技术具有巨大改进空间，可以跨越行业与产业的界限，在生产过程中广泛运用到各行业、各产业，[３２]具有普遍适用性、创新互补性、动态演进性等特征。通用技术更新不是简单推翻旧有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而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持续改进与优化，形成高效、合理的新组合方式。这一过程旨在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通用技术更新历经了纺织机与蒸汽机技术、电力与内燃机技术、互联网与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通用技术主要依赖人力进行多次细微调整，而除了具有通用技术的一般特征以外，当前人工智能的特殊性还在于可根据自身的反馈数据进行自我优化和更新。这种自我进化的能力有助于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适应性、灵活性，持续提高生产效率。

　　（四）供需动态平衡助力新质生产力深度发展

　　供需动态平衡是新质生产力扩张的核心力量。科技创新能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推动新质生产力平稳发展。人的需求与生产互为助推器，而科技进步引起生产力的提升是对需求的积极回应。

　　其一，市场规模是科技创新发挥增量器作用不可或缺的力量。技术是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点，但市场才是技术运用于生产中形成规模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市场规模由人口数量和购买力构成。科技的运用使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单位成本和单位价格降低。当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大于工人货币工资增长的速度，工人货币工资的购买力会增加，即相对工资提高。这种相对工资的提高不仅会促进工人更强的购买能力，也会使工人增加教育投入以从事高端知识密集型工作，从而加快产业升级，[３３]由此形成“技术创新—高生产率—高收入”的良性循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美国迅速崛起，反超英国成为世界强国，正是因为美国在此期间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使新技术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机器生产降低了产品成本和价格，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规模经济效益、低成本产品以及高效率生产使得美国工人工资水平更高，而更高的收入水平又反作用于技术创新，形成一个良好的因果循环链条。

　　其二，市场质量也是科技创新发挥增量器作用的重要因素。人的需求推进科技进步以促进生产力平稳发展，而科技进步带来的需求变化也是生产力深度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在人口爆发式增长与科技迭代式发展中，农业技术革命与工业技术革命分别满足了人吃饱、穿暖、居住、出行等物质生活需要，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教育、健康等精神生活需要也逐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使人类的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逐渐变化，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不仅取决于其传统产业占有的市场份额，还取决于其新兴产业的竞争力。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英国垄断地位的丧失就在于新兴产业竞争力削弱，因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煤炭、纺织等产业助推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旧产业的丰厚利润让英国资本家放弃投资电力、钢铁、内燃机等新兴产业。

　　三、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革命性的力量，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科技革命会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格局。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把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导向

　　体制机制改革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３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虽然新质生产力有自身内在发展规律，但其总归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的。第一，要构建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汇集科技领域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调动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方面的积极性，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创新科研资源，确保基础性研究、原创性科技创新研究、颠覆性科技创新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第二，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政府引导带头与监督调控的作用，从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出发，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大中小、上中下游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融会贯通，形成多领域、多行业紧密相连的创新网络。第三，要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数据要素分配制度、创新性人才激励制度改革，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动力和活力，提高创新效率，保护创新成果，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力。

　　（二）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为依托，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大规模扩张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３５]首先，要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３６]教育是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根本保障。要根据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壮大人工智能、电子芯片、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学科的人才培养规模，提高高校教学深度；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从注重理论学习转化为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同步推进，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促进产学研三位一体紧密结合，使人才培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生产；要循循善诱，从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入手，重点加强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其次，要建立与科技创新相匹配的激励机制。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在确保科研经费高效利用的基础上，给予科技人才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深化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收益分配改革，使其可以体现出知识、技术、人才的贡献。最后，要加强人才引进和人才交流机制。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引进急需学科人才，构建良好的求才、引才、爱才、惜才、用才、留才的人才生态环境；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人才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

　　（三）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为支撑，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题

　　重大生产力布局是实现新质生产力质量跃升不可或缺的力量，重大生产力布局不仅与区域协调发展紧密相连，也关乎国防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以及社会稳定。对此，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３７]首先，要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链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大力支持国内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提升国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提高产业链竞争优势；规划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以协作生产方式提高中西部产业承接地区的生产技术；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备份涉及国防安全、产业安全、国家机密的重要技术和产业。其次，要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统筹建设战略物资储备，加强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储备、运输、安全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合理扩大战略性矿产品、关键原材料、重要零部件等的储备规模，保障生产有序进行。

　　（四）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奠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广泛拓展的必然要求，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３８]首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经营范围广阔、经济规模庞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试验田。要依托数字、人工智能等重点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升级，促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强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结合，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改变传统产业技术落后、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的局面。其次，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各政府部门要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引导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保障重点领域资金充足；聚焦重点产业领域，推进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融合，从数字政府、数字城市、数字乡村入手，培育一批支柱型新兴产业；聚焦高端设备和新材料生产卡脖子问题，由政府牵头动员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合作生产，补齐机器人、高端医药设备、航天航空等高端设备生产短板。最后，要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提前部署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相关产业；加快推进人形机器人、6G网络、量子计算机、元宇宙领域等下一代高端产品的技术突破。

　　（五）以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重点，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实现新质生产力深度发展的支撑点，是创新链条整体效能释放的关键，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解决好重大工程科技问题，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３９]第一，要加强基础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研究。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完善基础学科评价和激励体系；鼓励国家紧迫需要和国防安全需要的领域创新；引导食品安全、医疗健康、智慧城市等民生科技领域持续创新，改善民众生活品质，解决社会问题。第二，要打造一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继续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等地区利用地理优势、产业基础、人才资源和政策优势，优化创新生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组建一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攻克创新技术难题；推动国有企业“主力军”作用的发挥，提升国有企业的原创技术需求牵引、源头供给、资源配置、转化应用能力，推进政府和社会各级创新单位资源共享、协同创新。

　　注释  

　　[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3日第1版。

　　[２]《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年9月9日第1版。

　　[３]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期。

　　[４]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期。

　　[５]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页。

　　[８]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195页。

　　[９]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78页。

　　[１０]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380页。

　　[１１]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1页。

　　[１２]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378页。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5页。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１５]《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8页。

　　[１６]《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8页。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7页。

　　[１８]张学敏、柴然：《第六次科技革命影响下的教育变革》，《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１９]杜传忠、刘英华：《制度创新是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关键——基于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考察》，《江汉论坛》2016年第6期。

　　[２０]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２１]方敏、杨虎涛：《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２２]刘海春、赵杰：《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哲学之维》，《学术研究》2024年第6期。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0页。

　　[２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0页。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２６]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２７]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2024年第2期。

　　[２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8页。

　　[２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1页。

　　[３０]尹俊、孙巾雅：《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改革》2024年第5期。

　　[３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

　　[３３]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3期。

　　[３４]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３５]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2023年第1期。

　　[３６]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6月25日第2版。

　　[３７]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期。

　　[３８]周文、张奕涵：《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联与重点突破》，《学术研究》2024年第6期。

　　[３９]《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工程院建院30周年强调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人民日报》2024年6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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