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摘 要]  自然灾害史近年来成为德语区环境史领域的学术前沿之一。在研究的主旨方面，环境史学者重拾“以史为师”的史学传统价值观，大力提倡历史学古老的教育功能，其新近的灾害史书写为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改进灾害管理机制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凸显出环境史作为史学新兴学科的实用价值。德语区的环境史学者将环境史引入传统的自然灾害史叙事，在研究对象、方法、成果等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突破。“以史为师”观念的回归，既是批判史学的兴起使然，也关联着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史学流派之间的彼此争锋。环境史学者著作中的价值取向回应了学派争议，表明了自身倾向于文化史的学科定位。

　　[关键词]  环境史 自然灾害 德语史学界 向历史学习 历史的价值

　　一、研究的缘起

　　自然灾害史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外环境史领域所关注的焦点之一。自然灾害源于自然界的极端现象，它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伤害，也构成了重大的社会事件。由此，自然灾害史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学术性探索的重要切入点。国内学界一直关注该主题在域外学界的最新进展，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环境史领域的灾害史研究。[１]笔者研究发现，德语区环境史学者的自然灾害史研究取向与美、日等国不尽一致而别具特色。[２]相似之处在于，自然灾害史研究是对既有体系的一种检验和反思。自然灾害对社会机制是一种考验，当局者的应对是否得当，可能会对社会的稳定及其走向产生直接影响。自然灾害既可以是改良社会、完善治理的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它还会促进跨种族、跨地区、跨国界、跨文化的合作交流；抑或反之，加大彼此之间的误解与隔阂。灾害应对可能加深身份认同，也可能消解它；既可能造就英雄领袖，也可能将其拉下神坛。[３]

　　德语区环境史学者自然灾害史书写的特点是，大张旗鼓地将“以史为师”（Geschichte als Lehrmeisterin）作为研究的主旨，以此引领相关著述的价值取向。西方语境下的格言“以史为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援引自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的拉丁文作品《论演说家》。[４]在古罗马人看来，历史的功能在于教导，为史书的读者提供惩恶扬善的道德说教。由此，史著的艺术性即修辞至关重要。唯有文采飞扬，历史才能化作无法磨灭的记忆，成为永久流传的人生经验。[５]然而18世纪以降，德语区史学界逐渐放弃了历史的经验观，淡化了历史的教育价值，转而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６]近年来，德语区环境史学者却重拾“以史为师”（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的传统观念，不断倡导从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当中汲取防灾和抗灾的经验教训。

　　“以史为师”的回归引发了德语区环境史学界对古老史学命题的重新讨论，即应该如何发挥历史的教育功能。这些讨论性著述和由此激发出的创新成果，反映出德语学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开拓出符合自身国情、切实结合本地文化特色的环境史学，颇具典型性。同时，相关成果的结论兼具启发意义，值得国内学界关注。为此，笔者选取德语学界环境史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灾害史著作给予评析，期望管中窥豹，透视德语区环境史学的发展轨迹、现状与趋势。

　　二、“以史为师”命题的提出与讨论

　　所谓自然灾害（Naturkatastrophe），是自然界发生的能量集中释放引发的一些极端现象，它广泛存在于地球之上，突出表现在地质、气候、生物界等层面，例如地震、山体位移、火山喷发、海啸、雪崩、飓风、洪涝、冰雹、干旱、山火、热浪、极寒、流星撞击等等，植物虫害、动物病害、人群中传播的流行性疾病也可以纳入此列。当这些自然现象作用于人类社会，对生命、生活和生产形成大范围的严重伤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时候，就成为由自然引发的灾害（Natur-Katastrophe / nature-induced disaster）。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直伴随着人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人类努力采取预防、抗击、赈救等各种措施，大幅降低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却无法完全克服或者消灭它。时至今日，每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依旧会给人类带来重创和伤痛。

　　由此，在德语区的环境史学者之间发生了一场“以史为师”的观念对于自然灾害史研究是否适用的学术讨论。多位学者直接将应该“向历史学习”作为著作标题，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学者的态度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质疑；第二种表示认可，并认为在行动中有可操作性；第三种则强调应该细致分析时效性与有限性。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近代史教授西曼（Siemann）及其博士弟子弗赖塔格（Freytag）共同表达出忧虑：人类好像未能从灾害的苦痛中汲取教训，去有效地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让历史发挥教育的作用而成为人们的“生活之师”，近乎一种奢望。[７]此类担忧源自长期存在的一种质疑，即作为个体的人是否有能力，以及作为群体的社会是否有意愿向历史学习。人们通常认为，人类应该从每一次自然灾害的经历中累积相关的知识，为未来的灾害应对提供借鉴。然而现实却难免令人怀疑，从灾害中总结经验、增长防灾意识和抗灾能力，是否真实可行。对此，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对“以史为师”置若罔闻的原因在于，一是人的能力不足，二是缺乏理性。[８]

　　与之相反，德国哥廷根大学史学教授雅库博夫斯基－蒂森（Jakubowski-Tiessen）却对人的学习能力持肯定态度。他在《自然灾害：从中学习了什么》一文中指出，人类对自然灾害的认知经历过一场蜕变，即从神意天谴到自然法则。[９]思想的转变为“以史为师”创造了前提条件，让人们认清了自身的能力，并主动学习如何与自然灾害抗争。雅库博夫斯基－蒂森以德国北海沿岸的居民修筑防洪堤坝的成功经验为实例，展示出启蒙思想的重要影响。[１０]放弃对宗教的偏信，转而崇尚人之理性，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有一定之规，意识到自然现象危害于人，也是出于人类自身的不作为。19世纪以降，北海沿岸的居民不再听天由命，而是采用新知识，开发新技术测量水流的作用力，以此为依据修筑更牢固的堤坝，实现了北海沿岸防洪管理的可测、可防。

　　雅库博夫斯基－蒂森的研究从心态史的角度说明，唯有解放思想，敢于合理运用人的理性去求取真知（sapere aude——康德语），再将认知领域的进步落实到行动，才有可能推动事态发生质变。不过，他也指出，启蒙思想还催生出另一种极端思维，即将自然视为人类的敌人。这种意识认为自然可控，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是单纯的斗争关系。在掌握自然法则之后，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彻底征服自然，实现让自然完全为人服务。人类不断增长的自然知识和科技进步助长了这种错误的思潮和行为，加深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对立，[１１]这种矛盾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在肯定了人类具有从历史中学习的能力之后，环境史学者进一步说明了“以史为师”的具体所指。瑞士伯尔尼大学经济、社会及环境史讲席荣休教授普菲斯特（Pfister）在《从自然灾害中学习》一文中归纳出各个层级的政府在灾害管理方面的三个学习阶段：应急、恢复、重建。[１２]在灾害突发的应急阶段，灾区当地的（local）基层政府应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并组织民众躲避灾祸，这需要基层政府学会提高主动性，加强领导力。在恢复阶段，以受灾地为中心的区域（regional）政府应该有效动员机构和民众，对灾区给予及时支援。从地方到国家的（national）各级政府应通力协作，及时排除险情，抢修并保障通信和交通的畅通，同时要组织人道主义救助。在灾后的重建阶段，被破坏的各类设施需要修复和改善，财政实力和物资供给对各级政府都是一项莫大的考验。重建又为学习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人们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改造甚至创建新设施，防止在未来灾害重发时再次被毁。[１３]对于史学研究能为此提供的帮助，普菲斯特认为，从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中所获知识的有效性需要得到检验和评估。[１４]评估有效性应该回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这正是环境史学的切入点。着手于距今较近的个案研究例如30年来的个案，史学家会搜集到丰富的档案证据，有利于深入地分析。同时，他还呼吁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研究，认为此乃历史学之所长，但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普菲斯特的弟子泊利沃达（Poliwoda）在《从灾害中学习》一文中再次论证了其导师的观点，指出学习是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implemented learning evolution）。[１５]泊利沃达的博士论文以德意志帝国内的萨克森公国——现今德国的萨克森州——成功的抗洪经验为实例，检验了当地政府在百年之内学习积累抗灾经验的有效性。[１６]当流经萨克森的易北河（Elbe）在1784年春突发洪水时，人们毫无防备，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预警和防灾体系。大洪水令萨克森深受其害，并引发了社会恐慌与混乱。公国的执政当局迅速将当年50%的财政资金用于救灾，通过稳固的财政恢复了社会安定。灾害过后，执政当局为预防洪灾再次发生，分三个阶段落实防灾措施，包括分析洪水成因，清理沟渠，加固堤防，设立公共卫生专员，增设预警系统；征收特别税建立防灾基金，把军队纳入救灾应急反应序列，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号召社会建立救灾组织，协助政府赈灾。当1845年洪水再次过境时，萨克森没有受到严重损失，从总体上检验了防洪措施的可靠性。泊利沃达还分析指出，上述每个学习阶段都由多个学习步骤组成。1784—1845年间，洪水还曾暴发了十余次，每一次的灾害来袭都是对之前措施的考验和修正。同时，执政当局还吸纳来自社会各界的建设性意见。[１７]可见，学习的效果、经验的积累、措施的落实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积累中步步为营、稳中有升，是历史经验呈现出的必然之路。

　　然而针对上述的乐观态度，慕尼黑大学专治北美文化史的教授吕波肯（Lübken）认为，应该谨慎地为“以史为师”划定有效的时间跨度，避免一概而论。他在《常言道“以史为师”》一文中承认，人类从过往抗击自然灾害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增长了抗灾智慧。但是，这并非刺激—反应模式带来的学习效果，毋宁说是由社会—生态体系自然发展出来的结果。自然与社会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两者长久以来协同进化（co-evolved）。学习是协同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特例，它只发生在有限的范围之内。[１８]有鉴于此，吕波肯对通过长时段的考查去评估抗灾手段有效性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存在过多的变数，人类为防灾和抗灾所采取的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变化，一个时代的措施未必适用于另一个时代。在广阔而又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当中，变化普遍发生又多种多样，它既可能杂乱无章也不是线性连续的。只有在限定的空间范围里且在相对短的时间段之内，“以史为师”才有实效。[１９]从自然灾害中学习是基于过去的灾害记忆，而记忆伴随着遗忘。当灾害在相对短的时间间隔内再次发生，向历史学习的功效才得以发挥，这是由于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被唤醒后在起作用。[２０]

　　针对吕波肯思辨性的质疑，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申克（Schenk）在《向历史学习》一文中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认为在同时代（zeitgleich）和长时段两个层面上，“以史为师”皆有可能。[２１]前者可以为抗击自然灾害贡献直接的指导性知识，它特别适用于同一种灾害的频发地区。后者获得的则是结构化知识，远古的历史经验能够为现实中的抗灾决策提供辅助。毫无争议的是在同一代人中间也就是大约30年之内，人们可以从抗击自然灾害的记忆中学习经验，这属于在有限空间范围内的地区性知识（lokales Wissen），因为特定的自然灾害在某些地区会反复出现，例如生活在江河湖海沿岸的人类社区经常会遭遇洪涝。在较短的时间之内，现有缺陷都必须得到补救和改进，这才是人类具有理性思考和相应实践能力的体现。在此过程中，反省历史的教训将大有裨益。[２２]

　　申克还指出，若将学习的时限延伸到3至4代人达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100年正是记忆理论中交往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与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的时间分界线，[２３]人们不再分享共同的经验空间（gemeinsamer Erfahrungsraum），则会突显出针对自然灾害的史学研究具有特别意义。环境史学家通过采集历史记录和史料分析等方法，可以为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气候学等提供除实物之外的文献参考和依据，对自然科学所测量的当下数据提供补充，从而形成学科之间的互补。当今的科技还没有发达到能够精准预测自然灾害何时来临的水平，而历史信息通过对灾害记录的积累，可以展现出灾害多发的位置与频率。借此将古代的记载与现代的测量结合起来，将对自然环境变化的观察建立在长时段的“大数据”基础之上，力争掌握特定地区自然灾害的大致规律，以便采取相应的预防和预警措施，做到在相当程度上降低当下和未来的灾害损失。[２４]

　　三、重拾“以史为师”的背景原因

　　德语区环境史学者重拾“以史为师”的传统观念，大致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与强烈的风险意识；二是受到二战之后历史学界整体氛围转变的影响；三是与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科本身发生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它见证并呼应了新学派之间的彼此争锋。

　　首先，德语区环境史学源于学术界积极响应以环境保护（Umweltschutz）为宗旨而产生的环境运动（Umweltbewegung）。第一篇与环境史主题有关联的德语论文就是反思近代德国针对空气污染采取的措施。[２５]不过，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方在德语区初露端倪。[２６]当时，环境破坏（Umweltzerstörung）、环境污染（Umweltverschmutzung）等一系列生态危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忧虑，环境保护运动应运而生。为反映、研究和解决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将目光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然而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国家和地区，并非自然灾害的多发地。根据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者毛尔斯哈根（Mauelshagen）的梳理，近500年以来德语区常见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沿海以及河流的洪涝，偶发中低级的地震。[２７]虽然如此，德语区环境史学者本着忧患意识，深耕自然灾害史领域，主动担当未雨绸缪的社会责任。例如普菲斯特提出警示，瑞士在1882—1976年近一个世纪内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时人当然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却容易使今人在意识当中淡化灾害风险的概念。由于在几代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灾害记忆，难免导致在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疏忽大意。可见，长时间的自然灾害空白期也是一种危险信号，同样值得人们警惕。[２８]

　　有鉴于此，环境史学者通过自然灾害史的书写反复提醒人们防患于未然。雅库博夫斯基－蒂森指出，2005年8月发生的卡特琳娜飓风（Hurrican Katrina）重创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地区，其造成的破坏程度不亚于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２９]普菲斯特也认为，2004年12月26日印尼海啸的灾害场面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创伤，程度堪比“9·11”事件。他强烈呼吁学界加强对自然灾害的研究，特别要突出吸取教训的因素。[３０]环境史学者以恐怖事件为参照做出的论断绝非危言耸听，根据瑞士再保险公司的统计，全球在1970—2011年发生的40个损失最为惨重的灾难当中，有39个属于自然灾害——其中人类仍无法预测的地震发生频次高达25次；唯一的例外就是“9·11恐怖袭击”，它属于人为的灾难性事件。[３１]

　　实例和数字证明环境史学者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全球化已经将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某一地的严重自然灾害可能会由于触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导致多地乃至世界性的连锁反应，引起人道主义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以史为师”是德语区环境史学向社会各界发出的时刻不忘风险意识的忠告。一直以来，学界对“以史为师”存在疑虑和争议，人们要么忽略历史研究的警示功能，要么认为“以史为师”似乎不言自明，实际上却难以落实而流于道德层面的呼吁。当下，德语区环境史学者公开提倡历史学古老的教育功能，以此引领对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凸显对史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的信心。

　　其次，德国史学长久以来被冠以偏重政治史、国家史、民族史而忽视社会文化与日常的刻板印象，历史作为经验的实用性被长期搁置。放眼看来，以历史作为镜鉴的史学价值观在各个古老文明当中均有体现。

　　仅就欧洲的著史传统而言，古希腊史家早已阐明历史的两项基本功能。其一是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提出的记录功能。他在《历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是为后人保存关于过去的记忆。所以，希罗多德笔下的史著又被称作“纪念碑”。[３２]另一个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400）提倡的立足于教导。依此原则，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描述雅典城邦所遭受的瘟疫症状，为将来瘟疫可能再次暴发时城邦能够掌控局势提供教益。修昔底德主张，过往之事将来还会以某种方式重现。故而，历史能够提供以古鉴今的教育功能，充当教师的角色。[３３]正因为古代的史书意在记录和评判，重在品评功过是非，所以自然环境难以进入历史书写。自然被视为人类社会之外的物质世界，它是博物学家而非史家的关注对象。虽然古代史书中不乏对自然灾害的记载，但它只作为人在极端情况之下行为举动的特定背景，而不是叙述的核心对象。

　　对历史教育功能的重视贯穿了西方前近代的史学史。中世纪的基督教认为历史可以转变为福音向世人垂范。[３４]历史发展是上帝的神秘计划与安排，历史事件承载着神传递给人的信息，可以揭示上帝的意图。而自然灾害乃是天谴，是神对人降下的惩罚，具有象征意义和启示性。[３５]由此可见，中世纪对自然灾害的记述也或多或少起到了警告世人、指导人们规范行为的作用。时至17、18世纪，传统史学在西欧走向终结，[３６]史学从本属修辞学之下的一门艺术（ars historica）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批判之艺（ars critica）。史家将“以史为师”的观念束之高阁，注意力转向方法层面。对史料的搜集、辨伪、比较、阐释等工作，才能彰显史家的功力，史料批判蔚然成风。[３７] 19世纪以降，以兰克（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兴起。他强调历史研究要采用一手史料特别是原始档案，以此达成结论的客观性，实现历史著作的价值中立。对于“以史为师”的观念，兰克的态度可谓敬而远之。他认为对历史学而言，评判过去、教导时人、以利未来是一项高远的任务，他本人不敢奢望，只能务实地做到“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兰克的自谦毋宁说是一种委婉的拒绝。他反对以历史作为道德的或者政治性的说教，因为在他看来，史学家一旦想要突出历史的实用性，利用过去教导人们该如何行事，历史就必然被虚构和扭曲。[３８]从兰克的时代开始，德语史学界奉客观主义为圭臬，“以史为师”的传统教育功能渐被冷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话题回归学界和公众的视野。德国的史学家率先反思，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就出版了《德国的浩劫》，重新认识德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文化。[３９]鉴于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纳粹独裁、种族灭绝仍旧历历在目，为深刻反省纳粹罪行，避免悲剧重演，德国各界对历史教训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力图彻底悔过、重塑自我。历史学界尤为强调“向历史学习”，意在做到警钟长鸣。[４０]于是，历史学家将眼光投射到政治灾难发生之前的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批判近代德国国家和民族的形成过程，从根源上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灾难性后果。[４１]

　　历史研究为批判提供了工具。历史（书写）不再单纯地为本民族和本国家的成长经历歌功颂德，而是要担负起反思和评判的职责，这是学风上的根本性转变。二战之后学习和成长起来的德国历史学家将史学普遍视为批判性的学科，[４２]社会批判性在他们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著述里面有明显的体现。[４３]这表明德语区的史学界已经意识到，历史学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应当并举。[４４]史学家也明白，除了政治文化之外，历史文化同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走向。现今德语学界的史学理论承认，历史知识作为经验的实用性是史学思想固有的维度之一，它能够发挥人类生活实践的文化导向功能。[４５]正是在批判性的学界气氛之中，“以史为师”的观念逐渐复苏。

　　鲜明的批判态度是环境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４６]德语区环境史学者更是自觉秉承了批判史学的风格。1980年代，环境史在联邦德国（当时的西德）正是起步于对核能技术的批评。[４７]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现代史荣休教授拉德考（Radkau，也译作拉德卡、纳得考）是德语区的第一代环境史学者。他认为环境史本身就是一门批判的学问（kritische Wissenschaft）。在环境问题的表象背后，环境史研究挖掘的是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它力图唤醒自觉的环境意识，以免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环境危机再次以类似的面目出现。[４８]就广泛的背景而言，德语区环境史学者在自然灾害史的研究中重拾“以史为师”，反映出环境史学自身所承担的独特学术使命，是二战之后德语区史学界整体学风发生转变的具体表象之一。

　　最后，通过在自然灾害史研究中为“以史为师”背书，环境史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德语区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与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之间的学派争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德语区的历史学本身发生了积极的蜕变，而且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以二战后的德国史学为例，学界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国家史、民族史、国际关系史等宏大叙事，国际学界新兴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学派陆续登陆德国，[４９]日常史、性别史、全球史、跨民族研究等亦不断汇入，[５０]后现代思潮、语言的转向、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概念史等也相继加入到新史学的潮流当中。蜂拥而至的诸多新学派都对德语区的史学产生了触动，引发出开创性的改变。传统史学的考查范围获得极大拓展，政治史之单一取向终被取代。现代的史学研究以丰富的视角和维度对历史的各个面向做出全方位的审视，更在微观层面深入到历史的肌理中去。

　　其中，社会史在德语区史学界虽然姗姗来迟，但甫一出现就表现出犀利的批判精神。[５１]社会史学派与传统的历史主义学派以及与后起的文化史之间，相继发生学术性论辩，臧否彼此得失，相互竞争史学阐释的主流话语权。[５２]对“以史为师”的强烈质疑正是来自风头强劲的社会史。社会史家科泽勒克（Koselleck，1923—2006）认为只有在各种条件都不改变的前提下，历史才能发挥教育的功能，然而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５３]因为社会是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相同境况和同等条件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再现。现在已经不同于过去，以往的解决方法和模式难以应付当下的问题，这就使“以史为师”失去了成为可能性的前提条件。[５４]所谓时过境迁，历史即便能够提供些许经验，但也是不连贯的片段，根本无法适用于现在以及将来的新条件、新情况。

　　与社会史的立场相对，多数环境史学者主张“以史为师”的有效性。然而在环境史作为专门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德语区的环境史学却得益于社会史，它部分脱胎于社会史的教授讲席（Lehrstuhl），这与德语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职位设置密切相关。德语区学术界接纳新学科、新领域的标志是在大学中为其设立专属的教授讲席。一般而言，德语区大学历史系教授讲席的设置按照断代史划分为古代（Antike）、中世纪（Mittelalter）、近现代（Neuzeit）、现当代（Zeitgeschichte），另外还有地区国别史讲席，如美国史、俄国史、东欧史等，以及专门史讲席，如社会史、经济史（Wirtschaftsgeschichte）、科技史（Technikgeschichte）等。环境史在诞生之后直至21世纪初，都没有在德语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获得教授讲席或者专属职位。[５５]1980至1990年代，当德语区第一代环境史学者开始担任教授职位的时候，他们或者在断代史讲席上同时从事环境史研究，例如拉德考，或者在社会史讲席中开辟出环境史的新分支，例如普菲斯特。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史学在德语区走向成熟，形成了自身的专业领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５６]多所大学开始为环境史设置教授讲席，或者由专治环境史的学者执掌讲席，例如申克的中世纪史讲席，吕波肯的北美文化史讲席等。

　　然而弗赖塔格总结认为，德语区环境史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趋势是与文化史越走越近。[５７]德语区环境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曾任瑞士圣加伦大学教授的德裔历史学家希弗勒（Sieferle，1949—2016）指出，环境史视域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文化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发挥功效。[５８]当然，这会受到不同社会条件和背景的制约。但究其根源，环境问题是文化问题，自然环境的危机就是文化危机——德国哥廷根大学历史人类学荣休教授赫尔曼（Herrmann）如是说。[５９]至于自然灾害，它本是极端的自然现象，只有在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时才会成灾。所以吕波肯指出，自然灾害发生在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而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与文化史的联系颇为紧密。[６０]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措施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完全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集体心智和文化潜质。人对自然灾害有意识地观察和亲身感受构成了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它的看法和应对也在改变。申克坦承，自然灾害史归属于广泛的文化史范畴。[６１]

　　可见，以自然灾害史研究为代表的环境史学更靠近文化史的理念。文化史学派提出，不能仅仅关注（传统历史主义主张的）国家政治与（社会史学派提倡的）社会结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经历也应该进入历史书写，人的情感与心态同样反映着历史进程及其变化。古人与今人并非完全不同，然而在相同条件之下，古今的反应也会有区别。另外，即便面对同样的事实与条件，身处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做出全然迥异的理解和应对。[６２]人的意识是支配行动的直接原因，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可以从经验的视角去总结和审视。就此而言，环境史学恰好是一门经验科学（empirische Wissenschaft），环境史学者笔下的自然灾害史立足于对人类行为及其改进过程的实证性调查。[６３]

　　至此，环境史学者与社会史学派的观点截然相反，明确主张人们通过向历史学习从而增长应对自然灾害经验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可以说，德语区的环境史研究吸取了社会史与文化史之所长，却也见证了它们的分歧。文化史在德语区史学界兴起以来，一直遭受社会史的批评，而部分环境史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史为师”，以此表明自身的学术立场。

　　四、创新之处及其意义

　　在“以史为师”观念的引领下，德语区的环境史学围绕自然灾害史主题的创新性成果颇丰，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环境史为古老的历史学科树立起新的研究对象；二是受科研律令（Forschungsimperativ）[６４]驱动的学者开拓出了富有特色的新领域；三是文化记忆等方兴未艾的新理论汇入其中；四是全球史的视角和比较的方法不断激发出新成果。

　　第一，环境史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关注范围，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旧格局。从兰克的时代至20世纪60年代，历史主义（Historismus）占据着德语区的史学主流。[６５]传统的历史主义认为，自然只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自然现象与历史现象存在根本性差异即自然没有意识；历史由人创造，反映人的行为及其意义；自然不为人所创造也就不具有意义，历史研究无须考查自然。[６６]然而，环境史的确立打破了上述观念。拉德考指出，人类行为与外部环境之间所形成的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乃是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它既要关注人类的行动与反应，也须关注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与限制。[６７]如此，自然状况本身、人对自然的改变、自然对改变的反应、反应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引起的反响——且长久地如此往复，均成为历史研究需要考查的新对象，史学由此囊括了更为丰富的主题。

　　具体到自然灾害史，它在德语区环境史学内部也经历过一番起伏。1980年代，新兴的环境史尚处于德语区史学界的边缘，[６８]自然灾害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当时，以赫尔曼为代表的第一代环境史学者，主要关注人的营养摄取、动物、植物、景观、农业、科技等主题。[６９]所以，当曾任德国维尔兹堡大学文化地理学教授的耶格尔（Jäger，1923—2017）撰写第一本德文《环境史概论》时，自然灾害没有被纳入其中。气候、水利、土壤、景观、植被、动物、污染等主题构成了环境史在1980至1990年代的基本研究对象。[７０]

　　1990年代是环境史学在德语区的快速成长期，当时受到较多关注的课题有森林、城市环境史等。[７１]自然灾害史在90年代初还一度处于被忽视甚至被排斥的状态。曾有学者宣称，环境史的书写不包括自然灾害史和气候史。[７２]直到90年代末期，自然灾害终于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环境史视角的个案研究开始出现。[７３]这是因为一方面，公众与学界针对生态危机的讨论在不断扩展，从1960年代迫在眉睫的污染问题起步，相关议题在逐渐增加和深化，以洪涝为代表的自然灾害在1997年成为公共性话题。[７４]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者在强调自身领域对自然灾害研究的独特性。20世纪中叶以前，自然灾害在德语学界属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二战之后，更多的学科开始从各自的视角关注自然灾害，社会学看重风险管控问题，[７５]人类学家侧重考查灾害地的文化模式。[７６]毛尔斯哈根则指出，史学从较长的时间范围考查灾害预防和应对措施的变化，反映出文化的变迁机理。但既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个别灾害事件，而没有关注到文化变迁的持续性问题。另外，自然灾害是反复发生的社会事件，灾害预防和管理都寄希望于经验能够发挥作用。自然灾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为避免悲剧重演提供借鉴，它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７７]

　　2007年，奥地利环境史的先锋学者、现任维也纳国土资源大学教授的薇妮瓦塔（Winiwarter），与奥地利萨尔兹堡大学欧洲史讲席教授克诺尔（Knoll）合作，编写了一本新的《环境史导论》，该书至今被德语区高校作为环境史基础教材。该书填补了旧作缺少自然灾害主题的空白，并明确指出学界对自然灾害史的研究热情还在升温。[７８]的确，近十余年来，德语区环境史学者在自然灾害史研究方向上出版的相关著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以前。前文有关“以史为师”的集中讨论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即2009—2016年。在此基础上，当赫尔曼写作德语区迄今最新版的《环境史基本导论》时，用较多的篇幅对自然灾害史研究做出了详尽描述和深入分析。书中将地震、山火、洪水、人畜两界的流行病等列为重点考查对象，认为自然灾害引发的伤害程度不亚于战争，人类需要时刻保持警惕。[７９]

　　第二，自然灾害史由被忽视到成为德语区环境史领域的焦点之一，乃是学者自觉奉行科研律令的学术传统使然。环境史肇起于美国，美国的环境史学对环境史后来在各国的兴起均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对德国也不例外。[８０]德语区的环境史研究在深受美国学界启发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独具特色的道路。德语国家和地区地处欧洲中部，自然风貌与环境特点与横跨北美大陆的美国截然不同，又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轨迹不尽相同，德语学界无法完全照搬或者模仿美国环境史学的部分主题。例如德语区的环境史学界不会论及荒原，对与少数族群和地区不平等相关的环境正义议题也少有涉猎。但是，为实现研究的原创性和自主性，德语区学者曾经多方努力，尝试将环境史分别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断代史相结合，[８１]反复摸索自身的学科定位。在研究主题方面，学者力求新颖，在科技史、历史地理、生态学、文化人类学、农业史、法律史、景观史等方面均有建树。[８２]其中，突出的研究主题之一是科技环境史。[８３]德语国家和地区乃是科技大国和工业强国，学界就此反思18世纪以来科技进步带动工业发展，却同时加重环境污染的矛盾性问题。正如奥地利萨尔兹堡大学经济、社会与环境史讲席教授莱特（Reith）所言，基于德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和实际国情，当地的环境史研究必然要与科技史交汇在一起。[８４]

　　另一突出的主题便是灾害（包括人为的与自然的）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以及所触发的文化反应。学者们希冀从环境史角度探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为反思和治理当下的环境问题提供有教益的知识和学术观点。为起到警世作用，德语区环境史学的著作中常见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内容。拉德考在第一部德文的世界环境史著作中就提醒读者，玛雅文明的毁灭是出于生态崩溃，这是自然对人的惩罚。[８５]又如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社会和环境史讲席教授布吕格迈尔（Brüggemeier）写就了第一部近代德国环境史。该书以令世人震惊的前苏联核电泄漏事故“切尔诺贝利”为全书的标题和切入点，系统地梳理了德国本身的环境问题，[８６]其宗旨在于以灾难带来的痛苦回忆敲击读者的神经，借此对环境危机提出严正警告。

　　第三，环境史学者通过个案分析与新兴理论的结合将自然灾害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德语区史学界最初对自然灾害的研究采用的是事件史的路径，将某一次自然灾害叙述成一起孤立的事件，通过史料研读重构和解释事件的完整发生过程。1981年，德国中世纪史名家博斯特（Borst，1926—2007）发表长文，深入探讨了1348年发生在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一次大地震，同时呼吁史学界重视被长期遗忘的自然灾害主题。[８７]博斯特通过对80余部中世纪一手史料的爬梳，将当时地震的破坏情形和民众受灾的惨状刻画得历历在目，详尽描写了时人的应对举措与心理状态。从“就事论事”的角度来看，博斯特在史料掌握、考证功力、解释深度等方面已达顶峰，后来学者难出其右。专治中世纪环境史的申克认为，博斯特的研究已经将作为事件史的自然灾害发挥到极致。[８８]

　　环境史学者笔下的自然灾害史必须进行创新，才能对既有的叙述模式有所超越。其实，博斯特在自己的研究中对新的取向做出过指引，即呼吁回归“以史为师”的传统观念，期望后来学者能借此开拓进取。[８９]只不过，博斯特的建议被忽视了20年。直到21世纪初，瑞士伯尔尼大学环境与气候史讲席教授罗尔（Rohr）仍在呼吁：新的自然灾害史研究应该更注意观察人的反应，进入到文化史和心态史的深层次，描写人如何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活，去面对自然灾害的巨大挑战。[９０]

　　近十余年来，正是以重拾“以史为师”观念作为新的起步，德语区的环境史学者突出了经验研究的实用价值。为此，研究者纷纷将记忆研究理论引入自然灾害史研究。普菲斯特主张记忆与学习对个体和集体行为都具有指导作用，记忆理论可以被融入灾害史研究。其中，在百年之内抗击自然灾害的集体记忆（或称交往记忆）属于社会短期记忆，例如家庭成员之间口耳相传的信息。文化记忆则历时更长，需要借助文献等媒介。文化记忆又分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功能记忆只保存知识的片段，但可以指导未来的行为。存储记忆属于社会长期记忆，它包含着知识，历史学就是如此。存储记忆中的内容需要被唤醒，重新成为功能记忆，才能发挥实际作用。[９１]严重的自然灾害应该被反复记忆，以防遗忘而导致悲剧再现。[９２]所以，与集体记忆一道，几百甚至上千年的长时段文化记忆对自然灾害史同样意义非凡，它既可以增强同一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内部团结，也可以阐明不同族群之间相互协作的必要性。

　　作为借鉴记忆理论的实例，普菲斯特主导的科研团队系统地梳理出瑞士在近500年抗击自然灾害的历史。[９３]申克则通过分析文艺复兴前后300年西欧对河流洪涝的治理指出，抗灾不但在权力构架形成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政府组织的防灾和抗灾活动有利于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促进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最终形成适合地方特色的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福柯语）。[９４]吕波肯的新近研究以19至20世纪美国治理俄亥俄河的水患作为实例，验证了在一个世纪左右3至4代人之间的集体记忆范围内，传递抗击自然灾害经验最具有效性。[９５]从“以史为师”这一层面而言，短期的集体记忆与长时段的文化记忆具有殊途同归之效，均能够启发当下、预示未来。

　　第四，“以史为师”的观念为自然灾害史带来了贯通性的视野，再结合全球史的视角和比较的方法，使纵向通论与横向跨文化的新成果不断涌现。罗尔曾经指出，既往的自然灾害史拘泥于记录一地一事，属于地方史（Lokalhistorie）的范畴。[９６]但“以史为师”的观念帮助学者打通了古今经验，促使他们将考查的视野沿时间轴不断上溯，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去反思和评判。人类一贯将自然灾害与异常气候视作重大社会事件，在古今中外的史书与档案中留下的相关记载十分丰富，这为环境史学者提供了充足的史料。立足于一手史料，德语区环境史学者出版了多部广博且扎实的通论性著作。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按照时代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现当代，更有贯穿古代直至当下的纵论。[９７]这些著述以断代史为纲，选取某一种或某几种灾害为对象，以充足的实例展示了在划定的地区范围内人类与自然灾害博弈的历史过程。

　　“以史为师”观念还打通了文明互鉴的横向路径。以往，德语区史学界更多受到传统历史主义的影响，认为不同的文明各具特色，对文明之间的比较和互鉴持排斥态度。[９８]然而在面对相同自然灾害时，横向的比较研究则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它可以避免重复不必要的错误，面对多种经验从中择优，为提高评估效率节省宝贵的时间。当下，德语区学者的视野已经跨出本土，将研究触角延伸到美洲、亚洲等世界各地。其中较为突出的学者包括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教授毛赫（Mauch），其专长是美国自然灾害史。[９９]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的德籍汉学家燕安黛（Janku，也译作安维雅、扬库），将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意义提升至国家政治的层面。[１００]申克所主持的跨文化研究课题，其时限自古罗马起延伸至20世纪末，地域则涵盖欧洲、美洲、亚洲等地。[１０１]围绕自然灾害史，德语区环境史学的涉猎范围已经全面铺开，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的文明纳入到自身的领域当中，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以自然灾害史为主线，打通环境史、文化史、全球史，清除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不必要的壁垒，开创新颖的知识体系，是当代德语区环境史学者努力的目标。为此，他们时常倡导“全球性思考、地区性行动”（Global denken，Lokal handeln），即“心系天下、立足本土”。

　　五、结语

　　本研究的意义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纵观世界范围的史学传统当中，“以史为师”“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等类似的格言警句流传已久。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学的教育功能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历久而弥新。而自然灾害就像一块试金石，它暴露出人类社会体系的脆弱之处，检验出一种文明所积累智慧的成色。自然灾害史的书写则类似一块补丁，它提醒人们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通过对德语区环境史学者笔下自然灾害史研究新动向的归纳与分析，期望助力国内同仁吸收崭新的知识增长点、拓宽眼界、丰富思路、激发原创的思想火花，更希冀促进中外同行之间对共同主题的交流与互补，在相互比较和批判反思的基础之上借鉴“他山之石”。

　　然而正如布吕格迈尔曾经谈及的那样，人类从历史中学习对待自然环境的经验看似简单，但具体到应该学些什么，什么样的经验具有普遍性，却难有准确的答案，历史没有且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或者万能的灵丹妙药。[１０２]德语区环境史学者围绕“以史为师”的讨论也并未完全结束，而是通过质疑、回应、论证使得命题越辩越明，并发人深思，如在何等范围之内可以将该命题应用于更为广泛的环境史主题，乃至再次反思“以史为师”之于历史学科的意义。这意味着学界对“以史为师”的阐释和运用仍需不断地深入挖掘、推陈出新，顺应时代的变迁而做出必要的变化。历史学的价值和魅力恰恰在于引发质疑而不是终结讨论，也在于揭示选项而不是固守答案。[１０３]所以，从“以史为师”的角度来看，自然灾害史值得研究者垂青。

　　当下，环境史学者在广泛提倡“以自然为师、为镜鉴”。[１０４]但史学研究如何取法于自然，德语区环境史学者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路径。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苦难与教训，可以通过环境史的书写进入人类的经验领域。由此——就人类增强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而言——“以自然为师”就被转化为“以史为师”。这里的“史”正是环境史对自然灾害以及人之应对措施的归纳、分析与总结，它既有经验性又有预见性，体现出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人类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前行，人类智慧应该可以做到具备更强的责任心，面对自然灾害积极响应、相互团结，为维护共同的生存环境互相支援、增强凝聚力。历史书写恰为经验智慧的增长提供了丰沛的资源。加之自然灾害史的比较研究具有跨时代、跨国别、跨文化的特征，在书写实践当中完成了古今之间、文化之间的通汇互鉴，有助于完善人类文明史的叙述并彰显环境史作为基础学科的学术价值。

　　注释  

　　[１]高国荣：《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以有关美国大平原农业开发的相关著述为例》，《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王玉山、梅雪芹：《环境灾难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基于“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的思考》，《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王瓒玮：《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变迁与灾害文化构建——基于阪神淡路大地震为中心的考察》，《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王瓒玮：《日本城市地震灾后社会治理研究——以阪神淡路大地震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陈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本环境史学的发展与创新》，《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

　　[２]所谓德语区（deutscher Sprachraum）主要是指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说德语的邦州，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通常用德文和英文发表论著。

　　[３] Gerrit Jasper Schenk, ed., Historical Disaster Experiences – Towards a Comparative and Transcultural History of Disasters Across Asia and Europ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 26.

　　[４] Cicero, De Oratore (Books I-II), II, 36, trans. E. W. Sutton and H. Rackh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eb Classical Library, 348), 1942; reprint 1948, pp.224-225: “Historia vero testis temporum, lux veritatis, vita memoriae, magistra vitae, nuntia vetustatis, qua voce alia, nisi oratoris, immortalitati commendatur?” 笔者译为：“历史实乃时间之证、真理之光、记忆之源、生活之师、过往之使，若非能辩名士擅于言辞，孰能假以其不朽之躯？”

　　[５] [美]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三版），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4页。

　　[６] [德]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0-122页。

　　[７] Wolfram Siemann and Nils Freytag, hg., Umweltgeschichte – Themen und Perspektiven, Verlag Beck, 2003, S. 9.

　　[８] Heike Egner and MarénSchorch and Martin Voss, “Can societies learn from calamities?”, in Heike Egner and Marén Schorch and Martin Voss, eds., Learning and Calamities – Practices, Interpretations, Patterns, Taylor & Francis, 2015, pp.1-23, here p.3.

　　[９] Manfred Jakubowski-Tiessen, “Naturkatastrophen: Was wurde aus ihnen lernen?”, in Patrick Masius and Ole Sparenberg and Jana Sprenger, hg., Umweltgeschichte und Umweltzukunft,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2009, S.173-186.

　　[１０] Manfred Jakubowski-Tiessen, Sturmflut 1717 – Die Bewältigung einer Naturkatastrophe in der Frühen Neuzeit, Oldenbourg, 1992.

　　[１１] Manfred Jakubowski-Tiessen, “Naturkatastrophen: Was wurde aus ihnen lernen?”, S.180-181.

　　[１２] Christian Pfister, “Learning from Nature-Induced Disasters –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ase Studies from Western Europe”, in Christof Mauch and Christian Pfister, eds., Natural Disasters, Cultural Responses, Lexington Books, 2009, pp.17-40, here p.21.

　　[１３] Christian Pfister, “Learning from Nature-Induced Disasters –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ase Studies from Western Europe”, p. 31.

　　[１４] Christian Pfister, “Learning from Nature-Induced Disasters –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ase Studies from Western Europe”, p. 33.

　　[１５] Guido Nicolaus Poliwoda, “Learning from Disasters: Saxony Fights the Floods of the River Elbe 1784-1845”,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32, no. 3 (2007), pp.169-199, here p.193.

　　[１６] Guido Nicolaus Poliwoda, Aus Katastrophen Lernen – Sachsen im Kampf gegen die Fluten der Elbe, 1784 bis 1845, Böhlau, 2007.

　　[１７] Guido Nicolaus Poliwoda, “Learning from Disasters: Saxony Fights the Floods of the River Elbe 1784-1845”, pp.186-188.

　　[１８] Uwe Lübken,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as the Saying Goes – Why Societies Do Not Necessarily Learn from Past Disasters”, in Heike Egner and Marén Schorch and Martin Voss, eds., Learning and Calamities – Practices, Interpretations, Patterns, Taylor & Francis, 2015, pp. 112-122, here pp.112-113.

　　[１９] Uwe Lübken,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as the Saying Goes – Why Societies Do Not Necessarily Learn from Past Disasters”, pp.117-119.

　　[２０]吕波肯在此借用的是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提出的概念，集体记忆（la mémoire collective）指在群体当中共享的思想。可参见[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94页。在德国学者的记忆理论中，集体记忆被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度，即80—100年之内也就是3至4代人之间，因此也被称为“交往记忆”（亦称“交流记忆”），时限更长至千年以上的则被称为“文化记忆”——详见下文。

　　[２１] Gerrit Jasper Schenk, “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Chancen, Probleme und Grenzen des Lernens aus der Geschichte von ‚Natur‘-Katastrophen”, in Margit Mersch, hg., Mensch – Natur – Wechselwirkungen in der Vormoderne,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2016, S.39-72, hier S.46; S.60.

　　[２２] Gerrit Jasper Schenk, “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Chancen, Probleme und Grenzen des Lernens aus der Geschichte von ‚Natur‘-Katastrophen”, S.47-52.

　　[２３]可详见[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51页。阿斯曼将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记忆”称为“交往记忆”，以区别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概念。

　　[２４] Gerrit Jasper Schenk, “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Chancen, Probleme und Grenzen des Lernens aus der Geschichte von ‚Natur‘-Katastrophen”, S.53-60.

　　[２５] Ilja Mieck, “Aerem corrumpere non licet – Luftverunreinigung und Imissionsschutz in Preußen bis zur Gewerbeordnung 1869”, Technikgeschichte, Bd. 34 (1967), S.36-78.

　　[２６]江山、胡爱国：《德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1期。

　　[２７] Franz Mauelshagen, “Disaster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Germany since 1500”, in Christof Mauch and Christian Pfister, eds., Natural Disasters, Cultural Responses, Lexington Books, 2009, pp.41-75, here pp.47-55.

　　[２８] Christian Pfister, “Die‚Katastrophenlücke‘ des 20. Jahrhunderts und der Verlust traditionalen Risikobewusstseins”, GAIA -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18, no. 3 (2009), S. 239-246, hier S.244.

　　[２９] Manfred Jakubowski-Tiessen, “Naturkatastrophen: Was wurde aus ihnen lernen?”, S.181.

　　[３０] Christian Pfister, “Learning from Nature-Induced Disasters –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ase Studies from Western Europe”, p.18.

　　[３１] [美]艾博特：《自然灾害与生活》（第9版），姜付仁、汤爱平、文爱花等译，卢正超校，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7-8页，表1.3。

　　[３２] [英]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３３] [英]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第59页。

　　[３４] [法]奥芬斯塔特：《当代西方史学入门》，修毅译，黄艳红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9页。

　　[３５]张广智主编、赵立行著：《西方史学通史》第3卷《中世纪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

　　[３６]详见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6-191页。

　　[３７]参见[德]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第224-225页。

　　[３８] [美]吉尔伯特：《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刘耀春译，刘君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41页。

　　[３９] [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４０]必须说明的是，在经过持久的争议与激烈的辩论之后，批判性的历史反思才占据了主导地位，清醒地对待纳粹问题的正确历史观最终得以确立。参见孙立新、孟钟捷、范丁梁：《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5页。德国学界围绕纳粹罪行问题所产生的辩论文献已有汉译本，详见[德]哈贝马斯：《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逢之、崔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４１]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1-73页。

　　[４２] [美]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79页。

　　[４３]例如孙立新：《于尔根·科卡：德国的批判史学与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４４]范丁梁：《近二十年德国史学史研究之新气象》，《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４５] [德]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第42-43页。

　　[４６]梅雪芹：《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４７]包茂宏：《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史学月刊》2004年第

　　10期；Joachim Radkau,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Atomwirtschaft 1945-1975. Verdrängte Alternativen in der Kerntechnik und der Ursprung der nuklearen Kontroverse, Rowohlt, 1983.

　　[４８] Joachim Radkau, “Was ist Umwelt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15 (1994), S.11-28, hier S.24-26.

　　[４９] [德]于尔根·科卡：《20世纪下半叶国际历史科学的新潮流》，景德祥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５０]景德祥：《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５１]参见柏悦：《“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吕和应、冷金乘、李玥彤：《德国现代

　　史学探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1-167页。

　　[５２]孟钟捷：《新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研究趋向刍议——以历史学家大会为考察对象的分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景德祥：《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５３]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Über die Auflösung des Topos im Horizont neuzeitlich bewegter Geschichte”, in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Suhrkamp Verlag, 1979; 201710, S.38–66, hier S.40.

　　[５４] [德]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５５] Verena Winiwarter, “Umweltgeschichte – Über die Wechselwirkungen zwischen Natur und Kultur”, Klaudyan. Internetzeitschrift für Umweltgeschichte und historische Geographie, vol.5 (2001), S.1-19, hier S.1.

　　[５６]例如慕尼黑大学于2009年成立的“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是德国第一所研究环境史的专门机构，https://www.carsoncenter.uni-muenchen.de/index.html，2022年10月22日。

　　[５７] Nils Freytag, “Deutsche Umweltgeschichte – Umwelt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Erträge und Perspektiv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283 (2006), S.383-407, hier S.398-406.

　　[５８] Rolf Peter Sieferle, “Die Grenzen der Umweltgeschichte”, GAIA -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vol.2, no.1 (1993), S.8-21, hier S.10.

　　[５９] Bernd Herrmann, hg., Sind Umweltkrisen Krisen der Natur oder der Kultur? Springer-Verlag, 2015, S.9.

　　[６０] Uwe Lübken, “Zwischen Alltag und Ausnahmezustand.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historiograph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Naturkatastrophen”, Werkstatt Geschichte, vol. 38 (2004), S.91-100.

　　[６１] Gerrit Jasper Schenk, “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Chancen, Probleme und Grenzen des Lernens aus der Geschichte von ‚Natur‘-Katastrophen”, S.40.

　　[６２]景德祥：《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争议——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６３] Joachim Radkau, “Was ist Umweltgeschichte?”, S.21.

　　[６４]所谓“科研律令”是指德语区的大学（Universität）在19世纪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确立的原则，大学教授（Professor）在承担教学的同时还有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即通过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求取新知。

　　[６５]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王晴佳译，《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６６] [美]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页。

　　[６７] Joachim Radkau, “Was ist Umweltgeschichte?”, S.20-21.

　　[６８] Ulrich Troitzsch, “Historische Umweltforschung: Einleitende Bemerkung über Forschungsstand und Forschungsaufgaben”, Technikgeschichte, Bd. 48 (1981), S.177-190, hier S.179; S.184.

　　[６９] Bernd Herrmann, hg.,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9.

　　[７０] Helmut Jäger, Einführung in die Umweltgeschichte,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4.

　　[７１] Nils Freytag, “Deutsche Umweltgeschichte – Umwelt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Erträge und Perspektiven”, S. 388-398.

　　[７２] Arne Andersen, “Über das Schreiben von Umweltgeschichte”, in Christian Simon, hg., Umweltgeschichte heute: neue Themen und Ansätz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Beiträge für die Umweltwissenschaft, Landesmuseum für Technik und Arbeit, 1993, S.44-57, hier S.44-45.

　　[７３] Christian Pfister and Daniel Brändli, “Rodungen im Gebirge – Überschwemmungen im Vorland: Ein Deutungsmuster macht Karriere”, in Rolf Peter Sieferle and Helga Breuginger, hg., Natur-Bilder – Wahrnehmungen von Natur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Campus Verlag, 1999, S. 297-324.

　　[７４] Verena Winiwarter and Martin Knoll, Umwelt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Böhlau, 2007, S.280-282.

　　[７５]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Suhrkamp Verlag, 1986. 中文版见[德]贝克：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７６] Gerrit Jasper Schenk, “Historical Disaster Research. State of Research, Concepts, Methods and Case Studie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32, no. 3 (2007), pp.9-31, here p.12.

　　[７７] Franz Mauelshagen, “Disaster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Germany since 1500”, pp.44-45.

　　[７８] Verena Winiwarter and Martin Knoll, Umwelt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S.260-261.

　　[７９] Bernd Herrmann, Umwelt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in Grundbegriffe, Springer-Verlag, 2013, S.179-187; 20162, S.188-194.

　　[８０] Rolf Peter Sieferle, “Die Grenzen der Umweltgeschichte”, S. 8.

　　[８１] Klaus-Georg Wey, Umweltpolitik in Deutschland – Kurze Geschichte des Umweltschutzes in Deutschland seit 1900,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2. Hermann Behrens and Gerd Neumann and Andreas Schikora, hg., Wirtschaftsgeschichte und Umwelt, Verlag des Bundes demokratischer Wissenschaftlerinnen und Wissenschaftler, 1996. Franz-Josef Brüggemeier, “Umweltgeschichte – Erfahrungen, Ergebnisse, Erwartunge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43 (2003), S.1-18. Thomas Kirchhoff and Ludwig Trepl, hg., Vieldeutige Natur. Landschaft, Wildnis und Ökosystem als kulturgeschichtliche Phänomene, Transcript, 2009. Lukas Thommen, Umweltgeschichte der Antike, Verlag Beck, 2009. Bernd Herrmann, hg.,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6. Franz-Josef Brüggemeier,hg., Besiegte Natur – Geschichte der Umwel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Verlag Beck, 1987.

　　[８２] Joachim Radkau, “Umweltprobleme als Schlüssel zur Periodisierung der Technikgeschichte”, Technikgeschichte, Bd. 57 (1990), S.345-361. Holger Sonnabend, Mensch und Landschaft in der Antike – Lexikon der Historischen Geographie, Metzler Verlag, 1999. Thomas Kluge and Engelbert Schramm, Wassernöte – Umwelt-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Trinkwassers, Alano, 1986. Ulf Dirlmeier and Gerhard Fouquet, hg., Menschen, Dinge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 Neue Frag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an die Vergangenheit, Scripta Mercaturae Verlag, 1989. Verena Winiwarter, “Agrargeschichte als Umweltgeschichte?”, in Ernst Langthaler and Josef Redl, hg., Reguliertes Land. Agrarpolitik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1930-1960, Studienverlag, 2005, S.213-222. Bernd Schneidmüller, “Städtische Umweltgesetzgebung im Spätmittelalter”, in Jörg Calließ and Jörn Rüsen and Meinfried Striegnitz, hg., Mensch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Centaurus, 1989, S. 119-138. Martin Körner, hg., Stadtzerstörung und Wiederaufbau, 3 Bde., Haupt Verlag, 1999-2000.

　　[８３] [德]拉德考：《德国技术史：从18世纪至今》，廖峻、饶以苹、陈莹超译，方在庆审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

　　[８４] Reinhold Reith, “Umweltgeschichte und Technikgeschichte am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Konvergenzen und Divergenzen”, Technikgeschichte, Bd. 75 (2008), S.337-356.

　　[８５] [德]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付天海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有汉译本的德文环境史书籍，但在国内学界并未引起太大反响。针对该书的讨论参见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118页。

　　[８６] Franz-Josef Brüggemeier, Tschernobyl, 26. April 1986. Die ök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8.

　　[８７] Arno Borst, “Das Erdbeben von 1348: Ein historischer Beitrag zur Katastrophenforschung”,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233 (1981), S.529-569, hier S.532.

　　[８８] Gerrit Jasper Schenk, “Historical Disaster Research. State of Research, Concepts, Methods and Case Studies”, p.10.

　　[８９] Arno Borst, “Das Erdbeben von 1348: Ein historischer Beitrag zur Katastrophenforschung”, S.552.

　　[９０] Christian Rohr, “Mensch und Naturkatastrophe – Tenenzen und Probleme einer mentalitätsbezogenen Umwelt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in Sylvia Hahn and Reinhold Reith, hg., Umwelt – Geschichte: Arbeitsfelder·Forschungsansätze·Perspektiven,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1, S.13-31.

　　[９１]文化记忆理论认为，功能记忆是第一等记忆，其特点是群体关联、必要选择、价值联系、面向未来。与历史相关的学科都是第二等记忆，是所有记忆的记忆，即存储记忆。详见[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6-147页。

　　[９２] Christian Pfister, “The Monster Swallows You” – Disaster Memory and Risk 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1500-2000, Rachel Carsen Center, 2011, pp.3-4.

　　[９３] Christian Pfister, Wetternachhersage – 500 Jahre Klimavariationen und Naturkatastrophen (1496-1995), Haupt Verlag, 1999; Christian Pfister, hg., Am Tag danach. Zur Bewältigung von Naturkatastrophen in der Schweiz 1500–2000, Haupt Verlag, 2002.

　　[９４] Gerrit Jasper Schenk, “Managing Natural Hazards: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uscany and the Upper Rhine Valley in the Renaissance (ca. 1270-1570)”, in A. Janku and G. J. Schenk and F. Mauelshagen, eds., Historical Disasters in Context – Science, Religion, and Politics, Routledge, 2011, pp.31-53.

　　[９５] Uwe Lübken, Die Natur der Gefahr – Überschwemmungen am Ohio River im neunzehnten und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4.

　　[９６] Christian Rohr, “Mensch und Naturkatastrophe – Tenenzen und Probleme einer mentalitätsbezogenen Umwelt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S.13.

　　[９７] Holger Sonnabend, Natur-Katastrophen in der Antike – Wahrnehmung, Deutung, Managment, Metzler Verlag, 1999. Kay Peter Jankrift, Brände, Stürme, Hungersnöte – Katastrophen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Lebenswelt, Thorbecke, 2003. Christian Rohr, Extreme Naturereignisse im Ostalpenraum: Naturkatastrophen im Spätmittelalter und am Beginn der Neuzeit, Böhlau, 2007. Christoph Bernhardt, Im Spiegel des Wassers –Eine transnationale Umwelt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 (1800-2000), Böhlau, 2016. Dieter Groh and Michael Kempe and Franz Mauelshagen, hg., Naturkatastrophen – Beiträge zu ihrer Deutung, Wahrnehmung und Darstellung in Text und Bild von der Antike bis ins 20. Jahrhundert, Gunter Narr Verlag, 2003.

　　[９８] [美]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9页。

　　[９９] [德]克里斯多弗·毛赫：《凤凰涅槃——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自然灾害》，刘晓卉译，夏明方、侯深主编：《生

　　态史研究》2016年第1辑，第59-71页；Christof Mauch and Sylvia Mayer, eds., American Environments – Climate, Cultures, Catastrophe,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12.

　　[１００] Andrea Janku, “ ‘Heaven-Sent Dis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The Scope of the State and Beyond”, in Christof Mauch and Christian Pfister, eds., Natural Disasters, Cultural Responses, Lexington Books, 2009, pp. 233-264; Andrea Janku, “From Natural to National Disaster –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28-1930”, in A. Janku and G. J. Schenk and F. Mauelshagen, eds., Historical Disasters in Context – Science, Religion, and Politics, Routledge, 2011, pp. 227-260.

　　[１０１] Gerrit Jasper Schenk, hg., Katastrophen – Vom Untergang Pompejis bis zum Klimawandel, Thorbecke, 2009.

　　[１０２] Franz-Josef Brüggemeier, Schranken der Natur – Umwelt, Gesellschaft, Experimente 1750 bis heute, Klartext Verlag, 2014, S. 365.

　　[１０３] [英]托什：《历史学的使命》，刘江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23页。

　　[１０４] 梅雪芹：《何能“以自然为镜”？——环境史研究中某种历史评价倾向的合理性辨析》，夏明方、侯深主编：《生态史研究》2016年第1辑，第47-58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4年第1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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