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摘 要]  《古文苑》卷二所收《大言赋》《小言赋》，开创了中国先唐诙谐文学传统。先唐诙谐文学在古代文体分类上归属于“杂文”或“杂赋”，诙谐文学又可以具体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表达自己难言的隐忧，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二是通过文字宣泄表现文学的娱乐功能，如《大言赋》《小言赋》等。魏晋时期的《头责子羽文》便以诙谐语言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而北朝时期的诙谐文学则主要是文字游戏。这种娱乐文学是否全无价值，也不可一概而论。从这类作品看，中国文学除了言志、缘情、叙事传统外，还有一种娱乐功能，为历代文人所喜好。充分挖掘这些文学特质，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意蕴和独特风貌。

　　[关键词]  宋玉 大言赋 小言赋 诙谐文学

　　一、先唐诙谐文学之祖

　　《大言赋》《小言赋》并见《古文苑》卷二，描写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等人相互攀比，《大言赋》比谁的大话说得好；《小言赋》反之，看谁能把事物说得越小越好。先看《大言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锯牙云，晞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

　　天，迫不得仰”。[１]

　　楚襄王用利剑作比喻，杀戮一世，流血冲天；唐勒用共工怒触不周山为例，天塌地陷；景差形容皋陶大笑，口水淹没天地。而宋玉的夸张比喻则迎合君王的心意，吞并四海，跨越九州，俯仰宇宙之间。结果，如《小言赋》开篇所说：“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然而楚襄王并不满足，认为“此赋（《大言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小大备。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道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坐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于是，诸位弄臣又争先恐后极言万物之小者：

　　景差曰：“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蚊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飘妙翩绵，乍见乍泯。”唐勒曰：“析飞糠以为舆，剖粃糟以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巢蚋眦以顾盼，附蠛蠓而遨游。宁隐微以无准，原存亡而不忧。”又曰：“馆於蝇须，宴於毫端；烹虱胫，切虮肝；会九族而同哜，犹委余而不殚。”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于太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纤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离朱为之叹闷，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

　　景差形容其小，小如微尘，轻如蝇翼；唐勒夸张其小，可以用米粒作车船，在蚊子的眼眶上筑巢，在蝇须上休息，在须尖上吃饭，即便九族人来聚，也绰绰有余。而宋玉索性抛开所有的拘束，形容“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肉眼无法看到，神明不能察情，小之又小，无影无形。

　　在《大言赋》题下，章樵注曰：“楚之诸臣，当君危国削之际，不知诫惧，方且虚词以相角，诙谐以希赏，亦可悲矣。”章樵对这两篇作品的政治价值是持否定意见的，但他指出这两篇作品的诙谐特色，还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大言赋》《小言赋》乃先唐诙谐文学之祖。

　　两篇小赋并见《古文苑》，真伪殊难判断，问题涉及《古文苑》的年代。《通志》著录：“《古文苑》十卷。”《郡斋读书志》所附录《读书附志》：“右《古文苑》，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自石鼓文而下，曰赋，曰诗，曰歌，曰曲，曰敕，曰书，曰对，曰颂，曰箴，曰铭，曰赞，曰记，曰碑，曰杂文，皆周、秦、汉人之作也。《容斋随笔》尝引之，然讹舛谬缺，不敢是正。淳熙中韩元吉之记已言之。”[２]《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有著录，并题解云：“《古文苑》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汉以来遗文、史传及《文选》所无者。世传孙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韩无咎类次为九卷，刻之婺州。《中兴书目》有孔逭《文苑》，非此书。孔逭晋人。本书百卷，惟存十九卷尔。又梁孝王忘忧馆诸士之赋，据题尚欠《文鹿》《酒》《几》三赋，家有《秦汉遗文》七赋，皆在常州，有板木。”[３]所收自东周迄于南齐八十五位文人的264篇作品，虽不见于史传、《文选》，但所录汉魏诗文似多据《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删节的本子。如开卷第一篇《石鼓文》，即与今本相近。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是唐代著作，而是南宋时期的作品。再根据《木兰诗》《诅楚文》《峄山刻石文》的辑录以及宋元时期的著录文献，可以推断该书应当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之间，编者很可能是金石学家王厚之，他依据孙洙《杂文章》而编，并托名孙洙，[４]所采辑的文章应当是北宋以前的人所作，其中不少可能是魏晋六朝时期的作品，如后世颇多争议的《木兰诗》就赖此书得以保存。由此来看，该书在保存上古、中古文学史料方面确有值得重视的价值。原因很简单，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专集能流传至今的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大部分都以单篇散见于类书或选集中，到明代才有人辑成专集。

　　南宋淳熙六年（1179）婺州刻《古文苑》九卷，应是最早的刻本。韩元吉有文记述其事：“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为九卷，可类观。”落款是“淳熙六年六月颍川韩元吉记”。[５]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章樵注释韩元吉九卷本，重编为二十一卷，更为流行。我主编的《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收录了宋端平三年（1236）常州军刻、淳佑七年（1247）盛如杞重修本《古文苑》二十卷末一卷，也比较珍贵。卷首有绍定壬辰（1232）章樵《古文苑序》，次同年吴渊《注古文苑后序》，次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序、《古文苑目录》。卷一是文，如《石鼓文》《诅楚文》等；卷二至卷七是赋，卷八至卷九是诗歌，卷十至卷二十是杂文；卷二十一是附录，收入十几篇残缺不全的文章。文体共有二十类，其中赋、诗、箴三类所收篇数较多，其余各类则很少，有些类如敕、启、状、述、记等只收一篇文章。卷末有嘉熙丁酉（1237）江师心跋，次淳佑丁未（1247）盛如杞跋。章樵的注释，根据唐宋类书所引，补遗刊误，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有些地方颇有问题。《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云：“樵序称有首尾残阙者，姑从旧编。复取史册所遗，以补其数，厘为二十卷。又有杂赋十四首、颂三首，以其文多不全，别为一卷，附于书末，共为二十一卷，则已非经龛之旧本矣。中间王融二诗题为谢朓，盖因附见朓集而误。又《文木赋》出《西京杂记》，乃吴均所为，见段成式《酉阳杂俎》，亦不能辨别，则编录未为精核。至于《柏梁》一诗，顾炎武《日知录》据所注姓名，驳其依托。钱曾《读书敏求记》谓旧本但称官位。自樵增注，妄以其人实之，因启后人之疑。又如宋玉《钓赋》，‘蜎渊’误作‘元洲’；曹夫人书，‘官绵’误作‘官锦’，皆传写之讹，而注复详为之解。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之。则注释亦不能无失。然唐以前散佚之文，间赖是书以传，故前人多著于录，亦过而存之之意与？”[６]尽管如此，章樵确实也做了很多文献整理工作，包括增加篇目、编订目次，考订作者篇名及写作背景，并注音释义，校订版本异同，还在典章制度、名物地理等方面，辑录资料，略有疏证，极便阅读。譬如关于《大言赋》和《小言赋》，章樵的注释就比较详明。章樵本问世后，屡经翻刻，越到后来错漏越多。清乾隆中钱熙祚用韩元吉九卷本校勘一次，又遍检类书，查对出处，分篇注明。除本文舛误没有他书可以核校者以外，其余都一一加以补正，成《校勘记》一卷，附所刻《守山阁丛书》本《古文苑》之后。

　　基于上述认知，《古文苑》即便是北宋人伪编，其价值亦如此前类书一样，具有校勘和辑佚的作用。据此，署名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可以视为先唐文学作品，应无问题。

　　二、先唐诙谐文学的文体归属

　　诙谐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先秦史传、诸子书以及诗文中记载了大量的诙谐故事。司马迁选择淳于髡、优孟、优旃等历史人物“游心骇耳”之言行，在《史记》中专辟《滑稽列传》，为他们立传，并表达出一种欣赏的态度。司马迁说：“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所谓“解纷”，就是通过巧妙的诙谐故事，解决疑难问题，化解矛盾，平息是非，这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譬如《史记》记载的“优孟哭马”就是典型一例：“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致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垄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７]

　　从口头到文字，从历史到现实，诙谐文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文学，当然离不开言志缘情，但也不一定受此框束。从现存作品看，先唐诙谐文学大致有两类：表达自己难言的隐忧，或者表达自己内心的欢乐。前者以东方朔《答客难》为代表，而后者则以《大言赋》《小言赋》为代表。两类作品，在古代文体分类上多归为“杂文”“杂赋”一类。

　　《文选》中收录的东方朔《答客难》，以主客答问方式联结成篇，抒发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闷。不过，东方朔的表达与众不同，他不是直截了当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而是通过调侃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读罢会让读者含泪微笑，五味杂陈。后来文人迭相效仿，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悔》、郭璞的《客傲》，以至韩愈的《进学解》等，都可以说是《答客难》的拟作，可见这篇赋影响之大。《文心雕龙》把东方朔的《答客难》归在“杂文”类，是表达不遇之感的作品。

　　至于像《大言赋》《小言赋》这类作品，多是应酬之作，在文字表达上争强好胜，取悦于人。在文体归类上，也多归于“杂文”类，只是内容比较庞杂。譬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有《隐书》十八篇，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刘向《别录》说：“《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文心雕龙·谐讔》篇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刘勰引用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史记·滑稽列传》中第一位淳于髡，第二个例子是楚襄王宴集，宋玉等人奉和。这些例子，“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谐即皆意，这样的作品可以给人带来欢乐，未必都有讽谏之意。而“讔者，隐也。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我在《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中谈到，《玉台新咏》卷十开篇《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就是一首隐语诗。《乐府古题要录》认为：“山重山为出，言夫不在也。刀头有环，问夫何时当还也。破镜飞上天，月半当还也。”严羽《沧浪诗话》也称：“此僻辞隐语也。”在诗歌中运用这种双关隐语，在东晋南朝以前实属罕见，而到了东晋南朝以后就已经非常习见，而且到了几乎用滥的程度。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这是运用谐音的手法来抒写相思之情，如“芙蓉”谐“夫容”、“藕”谐“偶”、“莲”谐“怜”、“怀丝”谐“怀思”等。[８]

　　其实，扩而言之，类似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还可以举出许多。不只是诗文，就连碑文亦复如此。如《古逸丛书》影旧钞卷子本《雕玉集》引《语林》记载，曹操和杨修读《曹娥碑》，“背上别有八字，其辞云‘黄绢幼妇，外孙蒜臼’”，杨修解释为“绝妙好辞”。《周易参同契》《越绝书》等书，都将自己的名字隐括其中，叫读者猜想。《古文苑》卷八收录孔融《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也是这样的作品。这首诗两句一组，二十二句，相拆成文，离合而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这种文字游戏，后来多有模仿者。《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在孔融《离合诗》后又有西晋潘岳，刘宋何长瑜、刘宋孝武帝刘骏、刘宋谢惠连、谢灵运，南齐石道慧、王融，梁代萧绎、萧巡，陈代沈炯等离合诗。

　　由此生发开去，又有所谓回文诗、建除诗、六甲诗、十二属诗、六府诗、五杂组诗、四气诗、四色诗、谜字诗、数字诗、地名诗、药名诗、姓名诗、鸟名诗、歌曲名诗、宫殿名诗、车名诗、船名诗、树名诗、草名诗、八音诗之类的游戏诗，多见于上引《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如刘宋鲍照的《数名诗》：“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咸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官一朝通。”[９]《李白集》也有《三五七言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白居易有《一字至七字诗》：“诗，绮美，瑰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宋代吴文英词《唐多令·惜别》“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也属于这类作品。中国古典诗歌，很多情况下盛行于日常生活之中，歌舞宴席之上，酒酣耳热之余。从思想内容上说，这类作品可能无足称道，但就诗歌的情趣而言，也确实有一定意思。诗歌创作，固然应当与社会人生保持密切联系，但也不妨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趣。诚如《文心雕龙·谐讔》所说，“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乎？”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有言志、缘情的传统，也特别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

　　三、《头责子羽文》：一篇嘻戏之作

　　西晋初年，张敏《头责子羽文》就是这样一篇嘻戏之作。《世说新语·排调》仅引用了其中的几句话：“《头责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㝢、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欢哗少智谞，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文章描写温颙、荀寓、张华、刘许、邹湛和郑诩等六人登朝后，志得意满，而对于“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的朋友秦生却漠视不理。秦生是张敏的姊夫，见此情形，愤而写下《头责子羽文》，对上述六人冷嘲热讽，颇为辛辣。《世说新语·排调》仅仅引用了上述片段。《头责子羽文》全篇见《张敏集》，刘孝标注据以引录。该文又见《艺文类聚》卷十七，文字略有出入，当来自同一源头。先读其文：

　　余友有秦生者，虽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时好昵，有太原温长仁颙、颍川荀景伯㝢、范阳张茂先华、士卿刘文生许、南阳邹润甫湛、河南郑思渊诩，数年之中继踵登朝。而此贤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亢志自若，终不衰堕，为之慨然。又怪诸贤既已在位，曾无伐木嘤鸣之声，甚违王贡弹冠之义。故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似谐谑，实有兴也。其文曰： 

　　维泰始元年，头责子羽曰：“吾托子为头，万有余日矣。大块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为子植发肤、置鼻耳、安眉须、插牙齿，眸子摛光，双颧隆起。每至出入之间，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称君侯，或言将军，捧手倾侧，伫立崎岖。如此者，故我形之足伟也。子冠冕不戴，金银不佩，钗以当笄，帢以代帼，旨味弗尝，食粟茹菜，隈摧园间，粪壤汙黑，岁莫年过，曾不自悔。子厌我于形容，我贱子乎意态。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视子如仇，居常不乐，两者俱忧，何其鄙哉！子欲为人宝也，则当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见封殖。子欲为名高也，则当如许由、子臧、卞随、务光，洗耳逃禄，千岁流芳。子欲为游说也，则当如陈轸、蒯通、陆生、邓公，转祸为福，令辞从容。子欲为进趣也，则当如贾生之求试，终军之请使，砥砺锋颖，以干王事。子欲为恬淡也，则当如老聃之守一，庄周之自逸，廓然离欲，志陵云日。欲为隐遁也，则当如荣期之带索，渔父之瀺灂，栖迟神丘，垂饵巨壑。此一介之所以显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观子之志，退不为于处士，进无望于三事，而徒玩日劳形，习为常人之所喜，不亦过乎！”于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对曰：“凡所教敕，谨闻命矣。以受性拘系，不闲礼义，设以天幸，为子所寄。今欲使吾为忠也，即当如伍胥、屈平。欲使吾为信也，则当杀身以成名。欲使吾为介节邪，则当赴水火以全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头曰：“子所谓天刑地网，刚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则褰裳赴流。吾欲告尔以养性，诲尔以优游，而与虮虱同情，不听我谋，悲哉！俱寓人体，而独为子头！且拟人其伦，喻子侪偶。子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㝢、范阳张华、士卿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欢哗少智谞，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沈渊得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为权图，譬犹凿池抱瓮，难以求富。嗟乎子羽！何异槛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间饥蟹，窦中之鼠。事力虽勤，见功甚苦。宜其拳局翦蹙，至老无所希也。支离其形，犹能不困，非命也夫！岂与夫子同处也。”[１０]

　　第一段为序言，作者张敏交待写作背景：温颙、荀寓、张华、刘许、邹湛和郑诩均为新朝高官或当朝名士。按，太原温颙，字长仁。贾充得势时，着意攀附，与庾纯、张华、向秀、和峤、任恺、杨珧、王恂、华廙等为贾氏所亲近。《晋书·任恺传》说，当时“朋党纷然”，欲专名势。颍川荀㝢，字景伯。刘孝标注引《荀氏譜》曰：“宇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又引《世语》曰：“㝢少与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晋，至尚书。”范阳张华，字茂先，为当时文坛领袖人物。上郡刘许，字文生。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曰：“刘许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骠骑将军。许，惠帝时为宗正卿。”刘许与张华同为范阳人，故曰士卿，互其辞也。宗正卿，或曰士卿。南阳邹湛，字润甫；河南郑诩，字思渊。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曰：“湛字润甫，新野人。以文义达，仕至侍中。郑诩字思渊，荥阳开封人，为卫尉卿。祖泰，扬州刺史。父褒，司空。” 上述六人，凭借他们的名望和权力，只要顺水推舟，就有足够的能力接济或者帮助处于困顿境地的秦子羽。可是他们做什么了呢？从作品看，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维泰始元年”以下为正文，是以秦子羽头颅的口吻向子羽发难。泰始元年（265），为晋武帝代魏称帝时的年号。子羽，即序言中所说的“秦生”，姓秦名子羽，是作者张敏的姐夫。张敏假托秦子羽的头颅，代表五官问责秦子羽说：“吾托子为头，万有余日矣。”以此推算，秦子羽当时三十余岁。五官都端正，别人尊敬有加，“或称君侯，或言将军，奉手倾侧，伫立崎岖”，说明外形“足伟”。可是秦子羽本人呢，既无冠冕，也无金银，“旨味弗尝，食粟茹菜，隈摧园间，粪壤汙黑”，难道不后悔吗？长此以往，“譬犹凿池抱瓮，难以求富”，“何异槛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间饥蟹，窦中之鼠。事力虽勤，见功甚苦”。子羽身边熟悉的那些大人物呢？或长袖善舞如张华，或如含胶饴如邹湛，没有谁肯出面提携：“曾无伐木嘤鸣之声，甚违王贡弹冠之义。”不仅如此，文章还讽刺他们“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沈渊得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手足沾濡哉？”面对如此责难，子羽说，即便如此，又能怎样？五官离不开头脑，如果“支离其形，犹能不困，非命也夫！岂与夫子同处也”，最后也只能认命。文章的构思非常巧妙。秦生的头颅从“人宝”“名高”“游说”“进趣”“恬淡”“隐遁”等方面责问秦生一无所是。文章的主旨近似于任昉的《广绝交论》，不过，任昉锋芒毕露，而此文则诙谐有趣。

　　与此相类，西晋鲁褒《钱神论》、南齐孔稚圭《北山移文》，皆属诙谐之文。王运熙《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指出，对于这类文字，不宜过度解读。[１１]

　　四、诙谐：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一般人看来，诙谐往往流于鄙俗，两者的界限不是很分明。《魏书·胡叟传》记载说，胡叟“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１２]可见，这类作品在北朝亦不在少数。譬如北魏名臣成淹之子成霄，就常有这类创作，并驰名当时。《魏书·成淹传》附传：“霄，字景鸾。亦学涉，好为文咏，但词彩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１３]在当时，这类作品自有其市场。

　　颜之推来自江南，他认为，做学问有高低之别，写文章也有巧拙之分。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然后，他以并州“一士族”为例，说明没有自知之明的无奈：“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誂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１４]这里说到的士族，恐怕就是成霄及其好友姜质这样的人。姜质，天水人。史称“志性疏诞，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其《庭山赋》描写张伦住宅的豪华，见《洛阳伽蓝记》卷二“正始寺”条：

　　夫偏重者，爱昔先民之由朴由纯，然则纯朴之体，与造化而梁津。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无为以明心，托自然以图志。辄以山水为富，不以章甫为贵。任性浮沉，若淡兮无味。今司农张氏，实踵其人，巨量焕于物表，夭矫洞达其真，青松未胜其洁，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专流宕，又不偏华尚，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庭起半丘半壑，听以目达心想。进不入声荣，退不为隐放。尔乃决石通泉，拔岭岩前，斜与危云等并，旁与曲栋相连。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纤列之状一如古，崩剥之势似千年。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纡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千过，则知巫山弗及，未审蓬莱如何。其中烟花露草，或倾或倒，霜干风枝，半耸半垂，玉叶金茎，散满阶坪。然目之绮，裂鼻之馨，既共阳春等茂，复与白雪齐清。或言神明之骨，阴阳之精，天地未觉生此，异人焉识其名？羽徒纷泊，色杂苍黄，绿头紫颊，好翠连芳，白鴒生于异县，丹足出自他乡。皆远来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忆春于沙漠，遂忘秋于高阳。非斯人之感至，何候鸟之迷方？岂下俗之所务，实神怪之异趣。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或就饶风之地，或入多云之处。□菊岭与梅岑，随春秋之所悟。远为神仙所赏，近为朝士所知，求解脱于服佩，预参次于山陲。子英游鱼于玉质，王乔系鹄于松枝，方丈不足以妙□，咏歌此处态多奇。嗣宗闻之动魄，叔夜听此惊魂。恨不能钻地一出，醉此山门。别有王孙公子，逊遁容仪，思山念水，命驾相随，逢岑爱曲，值石陵欹。庭为仁智之田，故能种此石山。森罗兮草木，长育兮风烟。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卧兮于其侧，春夏兮共游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兮何所忆？[１５]

　　《河南志》“秘书监郑道昭宅”条也记载了姜质的这篇作品，题名《庭山赋》。[１６]从现存作品看，似乎未见所谓鄙俗浅识。文中形容张伦其人：“巨量焕于物表，夭矫洞达其真，青松未胜其洁，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巨量，渊懿之量。夭矫，自得之貌。形容其住宅：“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纤列之状一如古，崩剥之势似千年。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纡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千过，则知巫山弗及，未审蓬莱如何”云云，还是很有气势的。《管锥编·全后魏文》论此赋，评价不高，认为“质赋甚拙，惟‘庭起半丘半壑，听以目达心想’，‘五寻百拔，十步迁过’，数语差为迥出。其余多粗笨可笑，如‘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嗣宗闻之动魄，叔夜听此惊魂。恨不能钻地一出，醉此山门’。至若‘泉水纡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下句只缀字未安，上句以‘浪峭’形容泉水之‘纡徐’，命意欠通矣”。[１７]

　　《初学记》卷二十九、《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卷九十五以及《太平御览》卷八八九至卷九一三的“兽部”多这类文字。南方如袁淑编有《俳谐集》，收录《孙山公九锡文》（写驴）、《大兰王九锡文》（写猪）、《驴山公九锡文》（写驴），北方如贾岱著有《大狗赋》（写狗），卢元明著有《剧鼠赋》（写鼠）。《剧鼠赋》见《初学记》卷二十九兽部“鼠”类：

　　跖实排虚，巢居穴处，惟饮噬于山泽，悉潜决于林御。故寝庙有处，茂草别所，矧乃微虫，乖群异侣，干纪而进，于情难许。《尔雅》所载，厥类多种。详其容质，并不足重。或处野而隔阴山，或同穴而邻嶓冢，或饮河以求饱腹，或噏烟而游森耸。然今者之所论，出于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为可贱。毛骨莫充于玩赏，脂肉不登于俎膳。故淮南轻举，遂呕肠而莫追；东阿体拘，徒称仙而被谴。其为状也，憯惔咀吁，雎离睒睗，须似麦穟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酒杯馀沥。乃有老者，羸䯣疥癞，偏多奸计，众中无敌。托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臧厚闭，巧能推觅。或寻绳而下，或自地高踯。登机缘柜，荡扉动帟。忉忉终朝，轰轰竟夕。是以诗人为辞，实云其硕。盗干汤之珍俎，倾留髡之香泽，伤绣领之斜制，毁罗衣之重袭。曹舒由是献规，张汤为之被谪。亦有闲居之士，倦游之客，绝庆吊以养真素，屏左右而寻《诗》《易》。庭院肃清，房栊虚寂，尔乃群鼠乘间，东西撺掷，或床上捋髭，或户间出额，貌甚舒暇，情无畏惕。又领其党与，欣欣奕奕，欹覆箱奁，腾践茵席，共相侮慢，特无宜适。嗟天壤之含弘，产此物其何益。[１８]

　　按《魏书·卢玄传》附传，元明，字幼章，范阳涿人，“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彩闲润，进退可观。永安初，长兼尚书令、临淮王彧钦爱之。及彧开府，引为兼属，仍领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礼，封城阳县子，迁中书侍郎。”[１９]《隋书·经籍志》著录《卢元明集》十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六卷。《管锥编·全后魏文》论此赋，乃游戏之作，“不求典雅，直摹物色，戛戛工于造语。《先唐文》卷一朱彦时《黑儿赋》、刘思真《丑妇赋》颇堪连类，惜其不全”。[２０]

　　钱锺书提到的朱彦时《黑儿赋》，最早收录在《初学记》卷十九“人部”：“世有非常人，实惟彼玄士。禀兹至缁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骊牛

　　，立如乌牛跱，忿如鸜鹆斗，乐似鸬鹚喜。”这篇作品原本很长，编者按曰：“词汎不具载。”题目曰赋，实则为诗。在当时，诗赋的界限常常混淆。与此相类似，《初学记》卷十九“人部”所载刘思真《丑妇赋》，也是一首诙谐的五言诗：

　　人皆得令室，我命独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丑恶妇。才质陋且俭，姿容剧嫫母。

　　鹿头猕猴面，椎额复出口。折额厌楼鼻，两眼幽如臼。肤如老桑皮，耳如侧两手。

　　头如研米槌，发如掘扫帚。恶观丑仪容，不媚如铺首。暗钝拙梳髻，刻画又更丑。

　　妆颊如狗舐，额上独偏厚。朱唇如踏血，画眉如鼠负。傅粉堆颐下，面中不遍有。

　　领如盐豉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长有垢。脚皲可容箸，熟视令人呕。

　　《初学记》卷二十九、《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引《駃牛赋》《吊驴文》都是这类鄙俗文字。如《初学记》引臧彦《駃牛赋》：“乃有超群独出，騂毛文角，玷班凝白，鲜纤蜎曲。”《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駃牛赋》，作者臧道颜，文字稍多：“若乃豪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轻御肥，貂蝉耀首。翟翟华貂，铄铄云母。良牸擢足于双岛，名駮叠迹于左右。如贵游踊跃于绝伦，观者嗤妍其好丑。遂慕骏駃以相高，精彼奇选之希有。仪体既美，特资高足。名参飞兔，价齐骥騄。”《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引作臧彦《駃牛赋》，又有数字不同于上引：“殊相允备，名不虚假。伟质魁梧，骨奇形雅。竦若惊鹿，驵若奔马。”[２１]又如《初学记》卷二十九引臧道颜《吊驴文》：“夫徵祥契于有感，景行表于事迹。故铨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核用，亦存乎望实。以貌定名，则称谓而摽；声色位号，则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驰驱，体质强直，禀性沉雅，聪敏宽详，高音远畅，真驴氏之名驹也。” 

　　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写作风尚。《洛阳伽蓝记》卷二“秦太上君寺”条记载所谓“怀砖之义”曰：“太傅李延寔者，庄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临去奉辞。帝谓寔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坠。’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升。子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问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怀砖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叔仁称齐士大夫，曰：‘齐人外矫仁义，内怀鄙吝；轻同羽毛，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侧肩竞入，求其荣利，甜然浓泗。譬于四方，慕势最甚。’号齐士子为慕势诸郎。临淄官徒布在京邑，闻怀砖慕势，咸共耻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为意。问其故，孝忠曰：‘营丘风俗，太公余化，稷下儒林，礼义所出。今虽凌迟，足为天下模楷。荀济人非许郭，不识东家，虽复莠言自口，未宜荣辱也。’”[２２]可见当时这类世俗之说，多出市井传言，实为偶然，硕学之士并不知其所以然，故流传之言，亦成为所谓“今典”，不易索解，诚如前引颜之推所言，“拙文研思，终归蚩鄙”，终不为世家大族所认可。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十引高昂《杂诗》三首：“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棊。开昙瓮张口，卷席床剥皮。”“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歌壁亚肚，河冻水生皮。”蒋一葵在引这三首诗时说：“高敖曹（高昂字敖曹）酷好为诗，尝作《杂诗》三首，云：……使人往往传以为笑。” [２３]所以引发人们嘲笑，因为基本是大白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辑录了高昂的另外三首诗，也是这类作品。如《征行诗》（《太平广记》二百引《谈薮》）：“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又《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太平广记》二百引《谈薮》）：“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这首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未选，理由是“后二句不振，故不选”，而我恰认为最后二句颇有唐人风味。又《赠弟季式诗》（《太平广记》二百引《谈薮》）：“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２４]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一评此诗：“健异不恒。‘走马’二句尤异。大较是不称意，而翻羡外郡也。”[２５]按：季氏，高昂弟。公元532年三月，高欢率三万军队，在韩陵山（今河南安阳东北）大败尔天光二十万军队。四月，高欢前部至洛阳河桥，尽杀尔朱氏党羽，立平阳王修为帝，是为孝武皇帝，改元太昌元年，史称出帝。七月，高欢入晋阳，尔朱兆北走。[２６]高昂有《赠弟季式诗》即作于这个时期。高季氏时为济州刺史。《八代谈薮》又载：“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武卫斛律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以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帝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斛律丰乐时年为武卫将军。”[２７]这些诗歌，大约就是武夫的创作。对此，王士禛《阮亭选古诗·五言诗凡例》评价较高，他说：“北朝魏、齐之间，颜介最为高唱。高敖曹短章，不减斛律金。二君可敌南朝沈庆之、曹景宗。”[２８]北魏道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卒，《广弘明集》载甄鸾《笑道论》引《化胡歌》七首，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有《尹喜哀叹》五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老君十六变词》，对寇谦之多有讽刺。可见，不仅世俗多此类诙谐文字，方外亦然。这也是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旧唐书·中宗纪》载，神龙元年“九月壬午，亲祀明堂，大赦天下。禁《化胡经》及婚娶之家父母亲亡停丧成礼”。[２９]似乎唐代以后，对这类鄙俗文字有所制约，但诙谐文学依然广为流传，不仅敦煌石室中保存了大量的这类诙谐作品，如王梵志诗歌、敦煌变文以及数量不菲的敦煌文章等，就是唐宋古文大家也多染指此类创作（如韩愈《毛颖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时论已多，不再赘述。

　　注释  

　　[１] [战国]宋玉：《大言赋》，[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7页。下引《大言赋》《小言赋》及章樵注，并见此版。

　　[２]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14页。

　　[３]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8页。

　　[４]参见王晓鹃：《孙洙年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长安学术》第9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6年。作者另有《〈古文苑〉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５] [宋]章樵注：《古文苑》二十一卷，清道光二十四年守山阁丛书本卷首。

　　[６] [宋]章樵注：《古文苑》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2册，第573-574页。

　　[７]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00页。

　　[８]刘跃进：《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９]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08页。下引《艺文类聚》，并见此版。

　　[１０]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19-421页。

　　[１１]王运熙：《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66页。

　　[１２] [北齐]魏收：《魏书·胡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49页。

　　[１３] [北齐]魏收：《魏书·成淹传》附传，第1755页。

　　[１４]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

　　[１５]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90-94页。

　　[１６] [清]徐松辑：《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4页。

　　[１７]钱锺书：《管锥编》（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2008年，第2331页。

　　[１８]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20页。下引《初学记》，并见此版。

　　[１９] [北齐]魏收：《魏书·卢玄传》附传，第1060页。

　　[２０] 钱锺书：《管锥编》（四），第2322页。

　　[２１]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92页。

　　[２２]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84页。

　　[２３]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32页。按：这组诗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似乎失收。

　　[２４]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57-2258页。

　　[２５] [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048页。

　　[２６]北齐温子升《韩陵山寺碑》记载了这次战役的盛况，但不及《北齐书·神武纪》详细：“高季式以七骑追奔，度野马岗，与兆遇。高昂望之不见，哭曰：‘丧吾弟矣！’夜久，季式还，血满袖。”（[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页）《史通·摸拟》曰：“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夺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4页）由此看，这段传神描写，或本王劭《齐志》。

　　[２７] [隋]阳芥撰，黄大宏校笺：《八代诗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0页。

　　[２８] [清]王士禛：《阮亭选古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2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195页。

　　[２９]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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