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院）。

　　[摘 要]  鉴于法西斯从兴起之日就以共产党为死敌，而无产阶级的分裂使之趁乱夺权，进而疯狂镇压共产党，共产国际很早就重视反法西斯主义并建立包括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以及法西斯化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其主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从属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东方战线。尽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定性经历了从和平阵营对抗法西斯到帝国主义争霸，再到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生死决战的认识变化，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始终处于反法西斯主义一方。而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共同继承了法西斯反共的衣钵，成为战后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依托。

　　[关键词]  反法西斯主义 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20世纪前半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主义息息相关。透过因时因地而异的纷繁表象，全面深入理解战前、战时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延续，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是一条清晰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可以大体把握20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的基本结构和根本问题，梳理各种矛盾冲突的现象及本质，并对未来走向有所认识。同时，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冲突斗争，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内外关系影响深远，尤其是制约着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战争与中国抗战属性的判断及策略调整。从中国抗日战争的视角考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斗争历史及其演化，在深入认识20世纪以来世界基本态势的基础上，能够为破局的可行之道提供参照。

　　一、法西斯主义抬头与中国共产党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由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和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欧洲各国引发了大范围的革命危机。为了解决危机，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二是兴起于1919年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下，实行独裁统治，以克服代议制民主效率低下的症结，结束动荡的政局，复苏经济，挽救社会危机。两条道路的发展趋向不仅截然相反，而且根本相对，因而一开始就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关于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人们主要关注1930年代尤其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实则双方从一开始就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对立面。法西斯主义的诞生，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两个迫在眉睫、相互关联的棘手难题：一是镇压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二是通过独裁统治恢复秩序。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党通过政变上台，引起由日人创办于中国东北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的关注。11月10日其刊登报道称法西斯蒂党“专对社会党为敌，尤仇视共产派布尔失维克派，一其方法号称‘以火攻火’，简单言之，为专用暴力，为直接行动，对于社会党之行为，无所不用其破坏”，烧工人报馆，破坏工会，干涉工人集会，造成严重冲突。[１]据称共产国际一开始就拨款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对抗法西斯。

　　刚成立1年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法西斯抬头带来的潜在危险高度警觉。1922年11月8日，蔡和森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发文指出：“最近意大利法西斯蒂（Fascists）的政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状况中，现出一种特别凶恶的变形。这样的变形，乃是由于意大利混乱无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之特别情形造出来的。”法西斯蒂运动是随1914年世界大战而产生的，当时该国农民反对参战，资产阶级为发展经济以掌握全国政权计，主张参战，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在法国资产阶级鼓动下，墨索里尼开始参战，农民被迫屈服。战前意大利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势力还不足以掌握全国政权。由于战争的破坏，意大利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机关愈益紊乱无力，工人阶级主导了形势。处于危殆情形的资产阶级“就把法西斯蒂变成为破坏工人运动的流血招惹队伍。他的口号是：‘以任何代价恢复国家的威权’”。现在一切政权都归于法西斯蒂，“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达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忻悦的登载一些意大利工人阶级屈伏，共产党社会党退出国会的消息”。但法西斯蒂的成功不是完全由于自身力量，而是由于工人阶级不团结一致。政变的结果可能反而促成意大利工人阶级的联合战线，催生社会革命。[２]

　　关注法西斯主义的还有中共领导层中最早的国际活动家张太雷，1923年6月13日他在《向导》发文，根据法西斯党前党员、议员密塞利在议会中批评法西斯派的几种现象，并请墨索里尼设法回复到平常宪法状态，却在街上被人殴打致重伤的惊人事件，以及政府与社会的相关反应，判断法西斯党今后的动向。认为意大利法西斯党实际上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成分复杂，一班失业军官和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的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法西斯式的爱国主义和野蛮方法，获得社会地位，而资产阶级因法西斯党压迫劳动者，故极力纵容和帮助他们，使其掌握国家机关的权力，以便更好地压迫劳动者。尽管法西斯党执政后否认一切资产阶级的宪法权利，党纲中也有诸多令人不满的内容，但资产阶级仍然容忍，知道法西斯党终将服从资产阶级的法律。其实法西斯党已完全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执政后采取的各项政策都是使人民和社会损失以增加资产阶级的利益。法西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对这种政策不满，其他举措则引起各方面的失望，于是党内大起冲突。无产阶级被压制后，资产阶级对法西斯的不法行为不能容忍，法西斯党内一派大资产阶级开始整顿，使之将来成为一个很适宜于纯粹大资产阶级专制的政党。[３]

　　稍后，张太雷又在《前锋》创刊号发文，系统概述了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国际环境及其本质，指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都不是一国的产物，而是大战的结果，是世界变动的部分表现。欧洲大战本来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毁灭部分生产力来维持即将涨破的资本制度，不料战争延长太久，把欧洲生产力毁坏了大半，动摇了资本制度的基础。欧洲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恢复资本制度，方法是一面加紧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面加强剥削本国劳工，使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冻饿死亡来维持资本制度的生存，资产阶级为了保存其统治权，不惜牺牲全人类和世界文明。西欧劳工受欧洲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有所觉悟，不能忍受资产阶级加倍的剥削来维持即将崩溃的资本制度，革命和罢工运动时有发生。资产阶级不能靠“德谟克拉西”来恢复其制度，决定采取残酷和威吓的手段来屈服劳动阶级，使之死心塌地地担负恢复资本制度的损失。这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取进攻的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大原由。因为一班大战中失望的小资产阶级以为这种法西斯主义可以提高其地位，而另一方面又因大资产阶级想利用他们压迫反叛的劳工，于是给以种种援助，甚至给以国家机关，法西斯党遂以成形。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用残酷和威吓的手段来强迫降低劳动阶级的生活程度，使劳动阶级丧失奋争改善地位的意志，对外主张帝国主义战争，以此使将亡的资本制度有恢复的机会。法西斯党即资产阶级为实现法西斯主义而雇用或援助一班失业的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的组织。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政策，完全是为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全社会的政策，证明法西斯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无疑。据此，法西斯之名虽产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却是国际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特别发达，根源于战后意大利的特殊情形。除意大利外，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国几乎都有法西斯组织。这些团体成立时与意大利法西斯党并不相关，性质却完全相同，专以摧毁工人为能事，现在渐有趋于联合之势，只不过其他各国的法西斯组织尚未大权在握。一旦各国的资产阶级需要，他们就能够发展坐大。法西斯主义颇有推广全世界之势，日本、中国亦有法西斯的足迹，法西斯行为也日益加厉。三四个月前，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了大约1万名共产党和工人。“法西斯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的一种恐怖主义，决不能压倒世界的劳动阶级，使他不起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或者反使劳动阶级的运动更加激烈”。[４]

　　深入认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瞿秋白，对法西斯主义的冒头自然相当重视。他从劳资战争与革命关系视角考察，认为意大利法西斯党夺得政权，“尤其是资本进攻之政治方面最显著的现象”。“政治上的进攻还不足，更加以暴力的行动，实行资本家的政策。意大利的‘法塞派’不过是此中的一部分——各国都有同样的组织，暂时还没有能像‘法塞派’那样得意罢了”。法西斯党“完全是一班退伍军官、高等下等的流氓光棍，做中坚人物，以盲目的民族主义，侵略主义为宗旨，于罢工时殴杀工人等，声言所谓‘保障国权’”。“此等反动派，含有帝制主义的份子，他们更愿‘逆流’而退，想根本破坏民主主义，公然保障极少数的资本家，实行寡头的专制政体；不但他们显然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面具，而且他们非常明悉压迫真民治派的方法：从要求‘真民治’最切的无产阶级入手。他们知道，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的，现时有三个国家：德国，捷克斯拉夫，意大利。意大利的‘法塞派’成功，不过是他们计划之第一步。其关系于资本之进攻，反革命的猖獗，非常重要”。共产党自觉为真“民治派”，而资产阶级纵容法西斯专制以对付“真民治”，在后来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反共宣传中却被集权与民主的对立加以曲解。鉴于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危害，以及共产国际面对革命潮低落及革命之紧迫而立于守势的策略，瞿秋白详细叙述了意大利法西斯党发展的过程，认为工人阶级分裂，社会党对策错误，资产阶级的扶植利用，使其得以坐大，必须实行劳工统一战线，联合社会党，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发动工人群众，与法西斯进行斗争，增强战斗力，酝酿摧毁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的革命。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中，共产派较改良派更能代表工人争取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自然占优，从而能够争取包括第二国际影响下的广大工人，反守为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共产党则要通过实际斗争，在无产阶级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向东亚蔓延的危险，撰文斥责“混账的美国人用尽方法，又要把穷凶不法的法西斯党介绍到中国来”，作为殖民侵略的帮凶，并指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日暮途穷，已经暴露于全世界。[６]

　　面对法西斯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处于防御态势的共产国际高度警惕。意大利法西斯政变上台不久，1922年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策略决议中专门列出“国际法西斯主义”一项，认为法西斯主义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进攻密切关联，统治阶级不再相信日益贫困的官吏可以充当它的驯服工具，所以到处建立特别的白卫军，专事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意图，而且越来越被用来对工人阶级改善自己状况的任何尝试进行暴力镇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不仅建立武装反革命的战斗组织，而且企图通过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群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乃至一部分无产阶级）中间为自己建立基础。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目前存在于欧美许多国家。组织群众抵抗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它们应当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头，要坚决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采取秘密的组织方法。疯狂的法西斯组织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张王牌，白卫军的公开统治同时会转向反对一般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广大劳动群众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只有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露骨专政的情况下，才可能保持其统治。[７]

　　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克拉拉·蔡特金很早就察觉到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危险，不断大声疾呼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向尚未完全形成气候的法西斯主义发起反击，以阻止人类灾难的发生。1923年3月，法、德等国的工人在法兰克福（美因河）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蔡特金出席并作《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危险》的报告，指出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人类有被拖入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呼吁“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政治与工会派别、不同社会与宗教信仰的人们团结起来，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危险而斗争”。会议根据其报告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决议》。6月，蔡特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上作《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报告，进一步论述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及其社会支柱，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世界资产阶级总攻势的最强烈、最集中的典型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破产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瓦解的象征。它的生力军是：因战争而贫困和无产阶级化的中产阶级，失业的旧军官以及一切对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不是向左转而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念的人们。它还吸引了成千上万失望的无产者”。她再次呼吁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间阶层以孤立法西斯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进攻。全会根据其报告通过了《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不过，这次全会主要是声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一事，其矛头指向的是社会民主党，所以初露端倪的法西斯主义危险并未真正引起全会的重视。[８]

　　二、共产国际与反法西斯主义

　　从世界革命的视角看，统一战线是处于守势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希望通过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以打破帝国主义对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封锁，同时将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世界的重要举措。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已经上升为领导阶级，并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实际发挥着领导作用，所以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统一战线并非由对抗法西斯主义而发端，共产国际在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始终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武器，希望团结各阶级和各民族共同战胜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政变夺权，在欧洲资产阶级的新闻里被推尊“是一个光荣的革命”。历史经验表明，使用特定名词是资产阶级掌控舆论的重要话术。瞿秋白认为：“这种反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政治行动有研究其性质的必要。”[９]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尖锐对立和对抗中，法西斯党首先针对的就是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其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法西斯分子认为民主制无力压制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对他们的上台起到阻挠延宕作用。

　　法西斯虽然在意大利执掌政权，毕竟体量较小，不足以引发全面性的危机。共产国际始终密切注意法西斯主义的动向，可是起初并没有将法西斯作为头号敌人来对待。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冲突、防止帝国主义各国进攻苏联以及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同样是工作重点所在。尤其是一战结束和德意志革命后，迫于成立新政治形态的必要，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考茨基主张实现社会主义，应依照彻底的民主政治方法，坚决反对采取任何专政的形式。这主要是针对俄国革命的阶级专政进行挑战，并且将个人独裁与阶级专政混为一谈，使列宁遭受猛烈攻击。以此论战为中心，在各国理论界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导致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对立和抗争日益激化。工人阶级的分裂使得法西斯主义趁机发展。由于与列宁有过纠纷，原为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蔡特金主张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一度未能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后者甚至认为第二国际反对共产国际，不断法西斯化，是当前大敌。

　　直到1933年纳粹希特勒利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裂，在德国上台执政，势力快速扩张，全力镇压共产党。第二国际迫于内部压力，赞同与第三国际合作，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共产国际方面虽予以响应，但对于和共产党之外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仍不无保留。1933年2月19日，劳动社会主义国际局发出宣言，称准备联合共产国际与共产党成立统一战线，和德国法西斯反动统治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虽认为这与他们的一贯行动相矛盾，怀疑其是鉴于各国工人群众已经自发组织统一战线才表示诚意，仍然号召各国共产党，再试试经过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相信建立在阶级斗争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足以抵抗资本家与法西斯蒂的进攻，加速资本主义的没落。可见即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党工人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态度仍然将信将疑。[１０]

　　尽管如此，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威胁，共产国际不得不更加予以正视和重视。1933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上，库西宁作了《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此次全会宣言引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统计指出，最近1年内，在资本国家和殖民地有4.6万名革命者受到虐害与屠杀，16万人受伤与残废，22.8万人被捕。其中在法西斯德国，有2.5万名无产者被杀，13万共产党员与反法西斯的工人在集中营遭受拷打。在法西斯的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匈牙利，西班牙，芬兰，到处都在拷打与屠杀工人。而中国的国民党和日本的法西斯统治党，也在抓捕和屠杀反法西斯人士。共产国际因而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展开斗争，“反对德国，中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法西斯蒂恐怖吧”！[１１]据苏联党出版社1935年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一书的资料，此前法西斯恐怖在德国、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日本、中国等国家对共产党的发展造成严重伤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无数党员牺牲，一些国家的地方党组织每三四个月就不得不重新建立。[１２]

　　法西斯主义的膨胀与嚣张，不仅压制了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对一般民众乃至资产阶级的生存构成威胁。1929年1月20日，反法西斯主义国际大会发起委员会在巴黎组成，法国的巴比塞为主席，委员会宣布法西斯主义为文明与人道的仇敌，呼吁召集反法西斯主义国际大会。大会于1929年3月9日至10日在柏林召开，中国的“迪生”前往参加。[１３]稍后，国际反战的阿姆斯特丹运动和巴黎代表大会掀起的反法西斯运动合流，使得反对战争威胁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得到加强。[１４]在此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欧洲各国掀起反对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运动。

　　随着纳粹在德国上台执政，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欧洲各国纷纷迎合，将其作为摆脱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救命良方，尤其是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更是将其当作起弊振兴的灵丹妙药。法西斯主义的速效，引起不少后发展国家中专制独裁者的重视，他们纷纷鼓吹采取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虽然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已经引起中国的关注，但倾向性的意见是否定。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在欧美愈演愈烈，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些派系组织试图借此集权统一，强化统治。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会议致开幕词时声称，当今世界的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只有法西斯蒂的政治理论最有能效，且符合大同原则，要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实行训政。一时间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文章、译著、报刊大量出现。[１５]

　　中国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世界性泛滥的情况高度警觉。正在“围剿”红军和苏区、屠杀工农的蒋介石公然鼓吹法西斯主义，激起中国共产党的反击。瞿秋白撰文公开斥责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的讲话，是以“较有效能的统治权”的名义，不打自招地将训政时期与法西斯主义划等号，以便屠杀工农兵士。[１６]由于国民党和非国民党的不同派系互相指责对方搞法西斯主义，面对各方的质疑与抨击，蒋介石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几次否认仿行法西斯主义。[１７]话虽如此，在其纵容下，鼓吹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国民党派系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越来越多地采用法西斯的方法和口号。而法西斯主义利用民族主义进行蛊惑性宣传，掌握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义在对内对外两条战线上展开，对内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对外则与反对帝国主义相联系。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反帝斗争纲领》，第9条即“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纲领称：“在目前帝国主义经济日益崩溃的历史条件下，更采用法西斯蒂主义的统治形式，施行极端的白色恐怖，组织恐怖的队伍，并以全民和职业代表等的思想，遮掩资产阶级直接的彻底的专政。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在全世界阶级斗争两极化日益尖锐的时期，到处抬头，更特别利用社会法西斯蒂——社会民主党及托洛茨基派等以维持反动统治；对于殖民地施行彻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武装干涉，这更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的特征。中国工农群众反对全世界各军国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反对社会法西斯蒂，反对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军国主义化，法西斯蒂化。”[１８]可以说，在中国国内，反法西斯主义是与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在反对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法西斯化的国民党。

　　193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通告各国工人，认为“法西斯蒂的反动一国又一国的发生，法西独裁在德国的公开成立，向全世界千百万的工人提出了建立反对资产阶级法西斯蒂进攻的统一战线的必要问题”。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阻力，是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事实上促成了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再三声明过，随时准备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群众建立共同斗争的联合，共产党始终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非党工人的共同作战的组织者。去年7月20日，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被推翻后，德国共产党首先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联建议组织联合罢工来反对法西斯蒂。希特勒掌权后，德国共产党再次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工联提议共同行动反抗法西斯，均被拒绝。[１９]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配合第五次反“围剿”和揭露国民党训政的本质，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33年9月1日制定了《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指出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统治，“于是法西主义便在中国出现了。法西主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新的欺骗手段”。中国法西斯主义与西欧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有共同之点，如白色恐怖、摧残共产主义先锋队、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也有种种特点，如代表封建势力、出卖民族利益、替帝国主义侵略做清道夫，其社会支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反动的部分。中国目前的法西斯蒂运动以蒋介石为主动，其御用工具组织为蓝衣社，又名“中国青年同志会”，前身为CC，全部活动完全决定于蒋介石的行动与意志。呼吁广泛开展反法西斯的宣传鼓动工作，使群众明白法西斯是革命最凶恶的仇敌；建立反法西斯的群众组织，在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基础上，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分子；在即将召开的世界反帝大会中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使之成为反帝反法西斯的大会。[２０]

　　根据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的提纲《法西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34年4月12日作出决定，认为“由于法西主义在中国的增长及其欺骗群众的武断宣传之加强（‘新生活’运动等等），必须加强思想上与行动上反对法西主义的斗争”。思想方面，必须揭破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法西斯利用民族主义而实行卖国辱国与替帝国主义侵略做清道夫的面目，特别是中国法西斯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派别，是帝国主义手中最忠实的工具和奴仆；明确说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政权（南京、广东、北平）实质上都已经是法西斯主义的专政，国民党整个地法西斯化，其中又形成公开的法西斯一派，正在争取整个国民党蜕变为法西斯党，全面公开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同时要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２１]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虽然国民党整体而言仍在法西斯化过程中，但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已然成为中国法西斯。

　　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讨论了库西宁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与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定义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1934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之一，为季米特洛夫报告“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不过，全会虽然认为法西斯的进攻使得斗争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促使各国共产党能够比较正确地制定反法西斯的政策和进行防止战争危机的斗争，但还是肯定地认为，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甚至在法西斯国家也是如此。[２２]

　　会后，受命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报告法西斯主义及其对策的季米特洛夫，质疑笼统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无论何处何种条件下都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左翼集团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危险、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全体领导干部都说成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叛徒等的正确性，因为这显然会阻碍我们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争取他们转向革命道路。并提出要把统一战线策略变成开展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必须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凡事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此外，还提出要改善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集中注意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２３]这些意见对中国共产党转向实行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季米特洛夫紧紧抓住反法西斯这个主要矛盾，有着亲身经历的他深刻认识到“法西斯的基本任务是摧毁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从肉体上消灭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千百万劳动者处于恐怖、无权和暗无天日的被奴役地位。法西斯是一些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的代表”。他们在采取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来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时，企图把资产阶级世界最反动的力量纠集起来进攻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鉴于工人阶级的分裂给了法西斯可趁之机的惨痛教训，他提出：“当前，关于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问题已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和首要任务。”为了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要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同时也要与之斗争。“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共同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因为建立和巩固统一阵线现在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主要环节”。[２４]这一判断对于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都至关重要。

　　三、共产国际七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

　　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无论是对于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还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这次大会将二者结合到一起，使得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之前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环，现在则转变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环节。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爆发，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法西斯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应对危机的救命丹，其试图以公开的恐怖专政和疯狂的进攻来击败工人阶级。“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不仅是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和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也是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表现，因为资产阶级为维持其专政不得不采用恐怖的统治手段和战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兰德勒叛徒“试图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或流氓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种似乎不仅超越无产阶级，而且也超越资产阶级的‘超阶级政权’。一些中欧国家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沉痛体验向群众表明，法西斯主义这个工人阶级最凶恶、最残暴的敌人，是极其反动、极端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家公开实行的恐怖专政。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衰落的产物”。在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反法西斯的人民运动。[２５]1935年2月、7月，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等在法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主义示威、总罢工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游行。世界性的反战运动与反法西斯运动合流，使得统一战线得到加强。

　　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召开，横贯两边墙壁的大幅标语，用六种文字写着“反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进攻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凸显出大会的主旨。威廉·皮克在开幕词中指出：“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人类面临的问题。”前者要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进步，人民就会自由、幸福与和平。后者则在若干年的凶残压迫和残酷的恐怖之后，是劳苦大众的苦难与贫困，人类巨大的宝贵文化遭到野蛮的破坏，以及各国间出现新的流血战争。苏联社会主义的建成，世界革命和殖民地及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极端恐惧，他们遂采用法西斯血腥恐怖手段来反对无产阶级。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鼓励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同样的方式对付工人阶级。而法西斯要维持其统治，就要发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其攻击的矛头集中到苏联，“一切国家的法西斯都在武装反对以狂风暴雨般之势向前推进的共产主义，而且正在组织反对苏联的战争，因为只要苏联在发展，在强大，而且不断取得胜利，工人运动就不会被打垮”。法西斯准备摧毁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民主自由的最后残余，以免无产阶级利用其来准备一场革命。共产党人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斗争。“统一战线运动是共产国际取得更大胜利的一种保证”。[２６]大会必须制定出策略，使劳动群众与反法西斯及反战的斗争相结合。

　　次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皮克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照他所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要摧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实现共产党为反对资产阶级而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其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斗争的革命领导。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出结论：“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必须走统一战线的道路，必须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这“导致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大的转折”。其目标显然就是：其一，实现全体工人阶级的联合；其二，以共产党为领导，以苏联为中心。中国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紧密关联，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使战后时期的整个殖民地世界受到深刻的影响，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和胜利发展，具有非常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其意义在于“中国苏维埃的成就出色地证明了，依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学说制定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体现了开辟人类社会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强大影响。“中国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具有充分权力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以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形式来进行。因此，实践证明了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可能的。在这里，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它可以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成为第一个殖民地革命的范例，在革命中实现了无产阶级思想上的领导和初级形式的国务上的领导。”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证明自己能够解决一些伟大的历史性问题，如捍卫国家经济政治的完全独立，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走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顺利发展，鼓舞着整个殖民地世界的劳动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中国苏维埃成了他们进行革命解放斗争的典范和旗帜”。[２７]尤其是相较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条件落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更具意义，意味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可以构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环，使得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大幅度扩展。没有中国革命的典范作用，由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将不能形成完整链条。

　　在8月2日的第十四次会议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和劳动群众询问怎样才能防止法西斯取得政权及推翻已取得政权的法西斯？共产国际的回答是首先必须着手建立统一战线，在全世界各国各地确立工人的统一行动。作为一种强大的武器，它能使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的自卫，并对法西斯胜利反击。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所属政党和团体的拥护者联合行动，不仅影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也会影响天主教的、无政府主义的以及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甚至影响法西斯蛊惑宣传的受害者。而无产阶级强大的统一战线，也会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有其他劳动人民产生巨大影响，使之信赖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不仅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也能成为自己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分裂，部分支持与资产阶级合作，支持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压迫制度，就会导致被压迫民族疏远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支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意味着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军之一。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行动要依靠社会主义苏联不断增长的实力，前景十分广阔。所以必须建立统一战线，目的就是反对法西斯，反对资本的进攻和战争的威胁。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包括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前者主要是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工人阶级的联合，其次则是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后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依据本国情况建立的反帝统一战线，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倡议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２８]

　　大会进行过程中《真理报》发表社论，准确地把握住了大会精神，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借以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和防止战争的危险”。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工作方向，就是社论的标题《到群众中去！》。[２９]

　　在随后历次会议的讨论环节，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拥护，指出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既不能低估法西斯主义，也不能夸大，把不是法西斯的运动当作法西斯主义来对待。反法西斯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反帝斗争，揭露法西斯的蛊惑宣传，加强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低估殖民地革命是社会民主主义偏向的一种残余，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整个殖民地世界被压迫民族之间团结战斗的革命阵线，以保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除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党没有其他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斗争。近几年在东三省和热河，共产党员到处发起组织反日统一战线，自己领导的武装与各地涣散的游击队结成联盟，建立联合军政领导机关，统一开展反日斗争。只是目前这一策略还不够彻底，必须认真、彻底和正确执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才能改变政治环境，取得抗日救国斗争的更大成绩。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在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殖民地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其重要性不仅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占全球人类的绝大多数，其中大都是劳动者，而且因为占实际统治地位的，正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广大人民反对的公敌。必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真正战斗的、全世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便对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建立的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３０]讨论中，多位中共代表还揭露与批判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运动。

　　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季米特洛夫就一些代表感到困惑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关系及其做法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指出二者在实际斗争中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工人阶级本身的统一，就不能真正实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转变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宜的办法，不能公式化地安排程序步骤。社会民主党长期与资产阶级合作，现在因为法西斯专政而失去合法地位，或是受到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影响，开始反对法西斯和资产阶级的斗争。[３１]

　　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仍然是在世界革命的理念下，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核心，不过有三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调整：一是扣住了法西斯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战争与暴政威胁，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可能的反法西斯力量，三是打破教条主义，让各国共产党根据各自的情况开展相关工作。由于策略的调整，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摆脱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敌并与之长期缠斗、使得工人阶级分裂和法西斯坐大的不利局面，将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统统纳入统一战线，扩大和增强了共产党的领导，而各国共产党得以从各自的国情出发，在总的策略原则下制定适合自身情况的具体策略以及确定工作重心。

　　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和红军全面转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则使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抗日斗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大会期间，苏维埃中国的代表王荣曾发文强调指出：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日本法西斯蒂是世界大战的挑衅者，冲击队。他和德国波兰法西斯蒂联合起来，企图用军事冒险来进攻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并作争霸太平洋的大战。他野蛮疯狂地霸占中国领土，正是为着进攻苏联反革命的战争的必要准备。我们要用革命的战争来阻止反革命的战争，来阻止人类的灾祸。中国共产党，中国全国民众正站在这个革命战争的前线上，我们要灵活地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团结成坚强的反帝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阻止反苏联的战争及帝国主义大战，完成我们在世界革命历史上国际的任务。[３２]

　　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看，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起，就在事实上属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阵营。全面抗战来临之际，随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要环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更是确定无疑地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决议：“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为此，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３３]大会召开之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然而，历史往往机缘巧合，红军到达陕北时，几路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中共与会人员陆续辗转抵达陕北，经过遵义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与调整后的国际路线高度合拍，很快就开创了新的局面，引导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四、反法西斯和平阵营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无论事实上还是认识上都是密不可分的。而在历史进程中，却经历了不同阶段认识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不仅时间上延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顺序，内容上也隐含帝国主义重新争霸世界的意味。

　　1931年3月31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讨论曼努伊尔斯基报告时，刘先（少奇）发言说：“世界被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一方面是世界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各个国家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是苏联、世界无产阶级和准备进行坚决斗争的殖民地革命人民。在这一大规模决战中，我们应当给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社会法西斯主义以彻底的打击，争取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３４]两大阵营的划分，使得战争的危险出现三种可能，即帝国主义之间（日英与美矛盾为主）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决战，以及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

　　受到共产国际的引导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中国共产党起初认为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危险性最大，其次则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中国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九一八事变既可能是反苏战争的开端（东方战线），又可能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３５]满洲事变“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３６]所以提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口号。[３７]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批判党内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过分的估量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为太平洋上帝国主义战争将要‘一触即发’，忽视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主要的根本危险”。[３８]也就是说，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以前者为主要关注点。

　　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是主要危险，那么法西斯主义无疑是反共的急先锋。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帝斗争纲领，明确提出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指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蒂，为法西斯上台扫清通道。法西斯与苏维埃在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保留抑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国际主义等问题上尖锐对立。因此，意、德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兴起，矛头首先对准共产党，双方产生激烈冲突。欧洲各国纵容法西斯的目的是利用其反共，后来实行绥靖政策也是企图祸水东引。

　　应对日本侵华步伐的不断加速，完成了长征战略转移的中共中央和红军实现了策略的调整，开始集中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抗击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虽然总体上由对内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转向对外反侵略，斗争重点由阶级矛盾转向民族矛盾，但抗日救亡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注反而由原来的世界革命聚集到中国革命，捍卫苏联之类的口号几乎不被提起。而在争取必要的国际援助的视角下，一、二、四方面军等主力红军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之日，中共中央特意表示：“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它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３９]这番表态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方面也开始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步调一致。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一度倾向于和平民主与法西斯两大阵营对立的划分。1936年7月至9月，他和美国记者斯诺谈及抗战的外交问题，后者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毛泽东的回答是：“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尽管这时的美国实行孤立政策，大发战争财，毛泽东依然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４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认为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但要彻底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其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４１]随后又提出：“采取一切方法，取得世界和平阵线各国援助，同人民阵线的国家，同苏联建立亲密的合作。善于利用各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以加强抗日的力量。”[４２]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划分，或多或少改变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以及帝国主义之间争霸的世界格局观。所谓和平阵线虽然没有具体指明，可是根据肯定国民党“在国际问题表示愿意参加到和平阵线方面来，因此使‘日德防共协定’在中国失败，而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将获成功”，以及认为国民党的转变“在国外则更加强和平阵线而打击侵略阵线。加强太平洋的集体安全制度，而使日德防共更形孤立”，并说这是“英国在中国问题上胜利”，[４３]可以确定侵略阵线是指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均可归入和平阵线。1937年4月15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肯定国民党“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而日本则“有着世界最侵略最野蛮德意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援助”，还会利用法西斯主义的警犬托洛斯基派进行捣乱和破坏。[４４]

　　国际国内的矛盾相互交错，政治格局与视野发生重大变动。在反法西斯阵营中，出现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范围更加广大、包括主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和平阵线，由此连带发生几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其一，从完全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变为正义（和平）与非正义（侵略）的斗争；其二，苏联是由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与被压迫民族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核心领导，而包括民主国家政府在内的和平阵线，事实上是共同领导，尤其是主要大国的领导；其三，原来属于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由敌对变成盟友，共同反对侵略国家。这些变化有的是逐步实现的，并非一步到位。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和平阵线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距。

　　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战爆发。英法等国虽对中国表示同情，却不赞成立刻实行全国性抗战，而是希望中日妥协。美国则保持静观态度。[４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抗日的外交政策之一，就是“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４６]毛泽东公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联合全民族反对日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同时在世界环境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危险，也正在建立民主的统一战线。”[４７]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又说：“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４８]

　　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3天会议，陈绍禹的总结谈及国际形势基本于我国抗战有利，主要表现于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和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加上“世界三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法、美、英对我国抗战的友谊态度”，而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则内部冲突，“日寇除德意法西斯蒂的同盟者外，已成为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尽管英国的妥协和美国的动摇，还是不利因素。[４９]相比之下，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称：“中国的胜利则将是对一切法西斯侵略者的侵略计划的一个有力的打击。由此看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整个斗争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５０]在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前提下，该决议充分肯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动争取国际援华不够，共产国际对此有所批评，指出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对殖民地反抗有所轻视，实则并非如此。武汉保卫战接近尾声时，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扩大的六中全会，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详细论述了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阶段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关于国际援助，肯定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给予了许多帮助，但是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情况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中立，资产阶级做战争生意，“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 要坚决反对走德意路线的投降主张，“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毛泽东还专门谈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关系，指出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了。……一方面日德意组成了侵略阵线，实行大规模的侵略。另方面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争，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英国的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各国实行更大规模的战争。“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中美苏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５１]东方慕尼黑的阴影，使得中国共产党对英法的看法有所保留，和平阵线成了将来的选择，现实则倚重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不过，毛泽东并未完全放弃对和平阵线的寄望，1939年他为《论持久战》的英译本作序时仍表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前进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５２]如果说这一表述还有国家与人民的分别，那么他在稍后的《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中就十分清晰地以国家划分：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现在西班牙政府军更危险了，德国要求收回旧殖民地，意大利企图夺法国的突尼斯等地，更接近于大国间战争的危机了。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大战，过去的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西斯国家打弱国小国，将来会和大国打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打，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希望早打呢，还是如何？现在打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是好的，譬如打击了西方法西斯，就是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但这是间接的，所以能晚打那更好，英、美等民主国家能更多地直接帮助我们。苏联现在也不愿意打，如果再隔几年，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更强大了，成为一个使法西斯闻之裂胆的国家，那末，这对中国，对世界是更有利的。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但何日爆发，是无法占卜的。[５３]

　　由此可见，直到这时，毛泽东仍然将世界分为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两大类别，并且寄希望于英美等民主国家将来更多地直接给予中国帮助。这也就意味着他所预见的大国之间的世界大战，是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争霸战。

　　注释  

　　[１] 《意大利政变之说明》，《盛京时报》1922年11月10日第1版。

　　[２] 和森：《法西斯蒂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第69-70页。

　　[３] 大雷：《法西塞党的破裂》，《向导》第29期，1923年6月13日，第218-219页。

　　[４] 太雷：《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第77-79页。

　　[５] 瞿秋白：《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第44-52页。

　　[６] 独秀：《法西斯党与中国》，《向导》第72期，1924年7月2日，第574页。

　　[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77-378页。

　　[８] 孔寒冰：《克拉拉·蔡特金》，《国际共运史研究》1991年第4期。

　　[９] 太雷：《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第77页。

　　[１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告各国工人》，《斗争》（苏区中央局）第22期，1933年8月15日，第1-3页。

　　[１１]《反对白色恐怖》（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宣言，1933年12月），《斗争》（上海中央局）第65期，1934年2月25日，第8页。

　　[１２]《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94页。

　　[１３]迪生译：《告一切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们！！》，《乐群月刊》第1卷第4号，1929年4月1日，“通讯”，第179-190页。

　　[１４]《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296页。

　　[１５]参见陈卓：《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困境及原因分析》，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13页。

　　[１６]秋白：《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10日，第167-168页。

　　[１７]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3册，1932年11月23日，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第782页。

　　[１８]《反帝斗争纲领》（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3-334页。

　　[１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告各国工人》，《斗争》（上海中央局）第45、46期合刊，1933年6月20日，第18-20页。

　　[２０]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1933年9月1日），《斗争》（上海中央局）第53期，1933年9月5日，第7-14页。

　　[２１]《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1934年4月12日），《斗争》（苏区中央局）第56期，1934年4月21日，第13-15页。

　　[２２]《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1934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32页。

　　[２３]《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33-335页。

　　[２４]季米特洛夫：《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1934年11月7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27年—1937年）》第2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59、461、464页。

　　[２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284-285页。

　　[２６]《威廉·皮克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39-344页。

　　[２７]《皮克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54-360页。

　　[２８]《季米特洛夫作〈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83-392页。

　　[２９]《到群众中去！》（1935年8月2日《真理报》社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３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93-414页。

　　[３１]《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束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424-443页。

　　[３２]王荣：《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在反帝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中的作用》（193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450页。

　　[３３]《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34页。

　　[３４]《第九次会议（1931年3月31日晚）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8页。

　　[３５]《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8页。

　　[３６]《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19页。

　　[３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1932年4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89页。

　　[３８]《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10页。

　　[３９]《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1936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01页。

　　[４０]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外交问题》（1936年7月、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8、395页。

　　[４１]《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41页。

　　[４２]《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1937年1月3日拟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50页。

　　[４３]《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1937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70-171页。

　　[４４]《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1937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97、199页。

　　[４５]《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37年7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2页。

　　[４６]《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解放》第1卷第16期，1937年9月13日，扉页。

　　[４７]毛泽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解放》第1卷第18期，1937年10月2日，第7页。

　　[４８]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0页。

　　[４９]陈绍禹（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1938年3月11日），《群众》第1卷第19期，1938年4月23日，第325-326页。

　　[５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1938年6月11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５１]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第9、12、23、29-31页。

　　[５２]毛泽东：《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193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5页。

　　[５３] 毛泽东：《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93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4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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