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立，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涉外法治研究院研究员。

　　[摘 要]  1860年代以前，在华英人曾就汉字“夷”字与barbarian是否构成对等关系，发生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译名之争”。支持者与反对者分别用中国经典文献诠释“夷”字的古今含义和实际用法，以实现各自的论证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主战派以二者的对等关系构建“国耻叙事”，其根本目的是促动英国政府对华使用武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在华英国官员、汉学家旨在破除华夷观，以实现大英帝国与天朝中国之平行的长期追求。汉学爱好者汤姆斯否定二者的对等关系，主张以鸦片战争前的旧制与中国往来，从而维系中英关系的稳固发展。“译名之争”看似围绕于“夷”字与barbarian的对译关系，而其症结在于英国要重新定位百年以来的中英关系。

　　[关键词]  夷 barbarian 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 国耻叙事 华夷观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中，在华英人曾就汉字“夷”与英文“barbarian”之间是否构成对译关系，发生过两次集中辩论。刘禾发现英方有意以翻译框定“夷”字与barbarian（“野蛮人”）之间的公度性，先是断裂“夷”字与foreigner的对译关系，而后又灌入barbarian的含义，使得“夷/I/barbarian”形成三位一体的衍指符号（super-sign）。[１]王尔敏全面回顾了1870年以前中英两方关于蛮夷称谓的争论。[２]王开玺、巴素（Dilip K. Basu）、陈松全、陈斌、马腾飞等叙述了英国汉学家、外交官、翻译官及舆论辩论或利用“夷”字的史实。[３]武树臣、方维规、王宏志、卢春晖等对“夷”字与barbarian的关系做了详细分析；郭忠华揭示了清中期在民族关系中从“夷夏大防”向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观念转变，以及在国际关系领域从“天下共主”向“万国成员”的观念转折。[４]

　　既有研究尚未全面论述的是两次译名之争中，支持者与反对者都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阐述“夷”字的古今含义和实际用法，以实现不同的论证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主战派在华英人极力论证二者构成对译关系，其根本目的是构建“国耻叙事”，以促动英国政府对华动武。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官员旨在改造中国根深蒂固的华夷观，以实现大英帝国与天朝中国之平行。汉学爱好者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否定二者的对译关系，主张遵循鸦片战争前的旧制与中国往来，以维持中英关系的稳定发展。本文表明，译名之争的本质不在于“夷”字与barbarian之间是否构成对译关系，其核心是英人要求中国承认英国是与之平等的国度，并以此重新定位乃至颠倒中英关系。

　　一、“国耻叙事”与“二重翻译”

　　关于“夷”字的中西冲突在19世纪初期即已出现，这是英国人对以往“夷”字理解的推翻以及企图扭转中英关系的序幕。[５]英人起初多将“夷”字译作foreigner。如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将1810年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中所附军机大臣颁给两广总督吴熊光传谕等字寄中的“夷商”，译作foreign merchants。[６]英国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1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中也将“夷”译作foreigners，并解释为“外国人的通称”。[７]但不久后，在华英人就认为“夷”与barbarian（“野蛮人”）构成对译关系，并要求中方禁用“夷”字称呼英人。[８]

　　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官员的冲突愈渐频繁。1814年10月初，由于英、美两国在珠江口发生武装冲突，两广总督蒋攸铦下令中止与两国的贸易。与英方关系密切的通事阿耀（李耀，又名李永达）因“冒滥名器”“交通作弊”被南海县官府逮捕。[９]英国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f the Factory at Canton）下令拒绝恢复中英贸易。12日委员会主席益花臣（John F. Elphinstone）指派三班小斯当东代表商馆与蒋攸铦交涉，并由书记员觅加府（Theophilus Metcalfe）和德庇时（John Davis）陪同。尽管蒋攸铦同意恢复贸易，但英方主张“还有数件事，未先言明之前，不得复办贸易”。[１０]于是，蒋攸铦指派粤海关监督祥绍、广州知府杨建、佛冈同知福荫长、南海县令龚鲲等协同办理。16日小斯当东面交益花臣签署的“陈情信”，其中第2条提出：“地方官行用文书，谕内用‘蛮’、‘夷’等字，似有轻侮之意。”广州知府杨建复称：“蛮夷二字系外国统称，在南曰蛮，在西曰夷，犹内地民人曰汉人。只系称呼，并无轻侮之意。况奥[澳]门系香山县地方，各国夷人往来贸易，遇有交涉事务，不能不由地方官查考，岂可推敲字句，致碍办公，应请毋庸议。”[１１]广东布政使曾燠等亦称，“此系夷目等不谙文义，应如该府等所禀称，毋庸置议，并请饬知洋商，明晰开导，示以并非轻侮，以释其疑。”[１２]

　　英方认为“蛮”“夷”二字是对英国人的侮辱，是不当的代称；中方则以二字的文义抵挡，即二字只是对非华民的统称。由于“通事阿耀案”是焦点问题，加之其他要求大多得到中方应允，英方便未在该二字上予取予求。后来有人将此次会议成果称作中英“1814年条约”（Treaty of 1814），并认为“考虑到双方的谈判情形，总体而言这是一次英国的外交胜利”。毕竟，英方提出的多数要求得到了中方的同意。[１３]这一短暂、偶然的交涉暂未掀起太多波澜，但在之后引发了英人关于中英关系再定位的思考。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随着中英关系渐趋紧张，在华英人对“夷”字发起了一场大讨论。1834年9月，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来华时，借其职衔被译作barbarian eye及相关外交礼仪诘难中方，但未取得成效。[１４]重要的是，“律劳卑之败”（Napier Fizzle）——律劳卑擅入广州城、违规递函及引发交火等事——激起了在华英人内对于“夷”字内涵的广泛关注。[１５]

　　1830年以后，为抨击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和鼓吹“自由贸易”原则，[１６]在华头面英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率先发起对“夷”字的批判，并构建出一种“国耻叙事”（national insult）。[１７]他认为“（汉族）这个桀骜不驯、贪慕虚荣的民族一直乐于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民视为‘野蛮人’（barbarian）——缺乏关于公民、政治或美德的资格”，英国东印度公司多年来采取一种“息事宁人和屈从顺服的政策”，固然保障了对华贸易的平稳推进，但也“作出了最羞辱和最危险的妥协，默许了中方的主张，侵犯了个人与国家的尊荣……将招致额外的羞辱与勒索”。这意味着英商得以在广州贸易的条件，“是间接承认该条件源自中国皇帝对‘恭顺’的英王及其‘野蛮、放荡的国民’予以‘令人惊异且难以置信的恩赐’”。[１８]

　　英商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化名胡夏米）也致函巴麦尊（3rd Viscount Palmerston），提出禁止中方使用“所有暗指民族优越地位的侮辱性表达……即所有外国人都是道德沦丧、弗如中华之人，只要这种印象继续延续下去，我们就无法指望取得更好的待遇”。为了证明“夷”等同于barbarian，林赛引用苏轼的“王者不治夷狄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林赛提出，禁止中国人继续使用“夷”这一令西方人蒙受“奇耻大辱”（gross insult）之语汇的最好办法，是“直接对中国实施武装干涉，以促使其赔偿先前造成的损害并保障（英国人）未来的安全”。[１９]

　　马地臣和林赛严厉谴责“夷”字，原因不仅在于该字是对英人的羞辱，更在于要求改变先前的“屈从政策”（submissive policy），并促使英国政府对华使用武力。1830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特选委会主席盼师（William Baynes）携带“番妇”进城时，英国散商认为两广总督李鸿宾的告示所载“夷商”“天朝”等语“实属可恨，我万不肯服此无稽凌辱远人之词”。[２０]1834年12月9日，马地臣、林赛等60余名英国在粤商人联名致函英国政府，要求向清廷展示武力及赔偿。其中，“夷”字的使用即是诱因之一：“广州地方当局发布的敕令，对英王陛下和英国使用傲慢的和侮辱性词汇；陛下被称作中国皇帝之‘恭顺’的朝贡者，陛下的臣民被说成荒淫无度的野蛮人。”[２１]

　　已离开中国的汉学爱好者汤姆斯则认为，马地臣和林赛等人建构的“国耻叙事”是一种英国人“臆想的委屈”（imaginary grievance）。[２２]对此，汤姆斯以马礼逊和小斯当东的观点佐证“夷”字与barbarian不构成对译关系。马礼逊将“夷”字解释为“外国人的统称”（foreigners generally）。[２３]小斯当东也推崇马礼逊的解释，并认为“夷目”之“目”系“首领”（head/principal person）而非“眼睛”（eye），因此将律劳卑的职衔“商务监督”译作“夷目”恰如其分，其被英国人自己按字面译作barbarian eye反倒是一种“滑稽翻译”（caricature translating）——夸大了该字可能蕴含的冒犯和无礼之意。[２４]

　　1837年8月1日《广州纪事报》刊载的文章主张回到中国经典寻找“夷”字的真义。该文认为孟子所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２５]相较林赛所举“王者不治夷狄论”更具说服力。因为此处的“夷”字不含侮辱、贬低的意思，而是指foreigner。该文进而指出，“barbarian是英方译者注入‘夷’字的含义，但由于英国人遭受了许多轻蔑和羞辱，该译法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认可”。[２６]

　　《广州纪事报》的编辑直接认定“夷”与barbarian的对译关系，是在译者操纵之下确立的，即“除二重翻译（double translation）外，‘夷’字任何情形下均不含‘野蛮’之义”。 [２７]换言之，只有将“夷”字先在中文内译成“野蛮人”，才能译成英文barbarian，因此二者的对译关系需要经过语内和语际二重翻译方能确立。汤姆斯也认为马礼逊等译者一改先前对“夷”字的译法是“在指令之下行事，而非根据其惯常的做法”。因为在英国外交部提交议会的蓝皮书中，仅两广总督颁给行商批示的译文，“野蛮人的眼睛”（barbarian eye）就出现不下21次；但“在律劳卑来华前，东印度公司职员必然读过类似文件不下百件”，却无人提出控诉。[２８]因此，这些译者要么“在汉语上没有取得多大进步”，要么“是在指使之下而非自发、自主地翻译”。[２９]对此，汤姆斯引用蒙学经典《明心宝鉴》之《忠孝略》告诫英方在“夷”字的翻译上毋庸“自欺欺人”：“世人要瞒人，分明把心欺。欺心即欺天（Heaven/God），莫道天不知。天在屋檐头，须有听得时。你道不听得，古今放过谁？”[３０]汤姆斯这段引据似在说明林赛听信“汉奸”唆使，颠倒黑白：“盖夷人与汉民言语不通，未能周知内地情事，而汉奸乃得以传递消息，簸弄是非。”[３１]

　　小斯当东深刻地批判了这一译词，认为其“若用在‘讽刺画’（caricature）中，以哂笑中国人的无知或荒谬，或许尚为无伤大雅；但当它引发或加剧了英国商人与中国官府之间的嫌隙，并在‘臆想的羞辱’（imagined insults）中点燃了英商的愤怒，使得除了拔刀相向别无救济之法时，不论如何谴责它也不为过”。[３２]汤姆斯认为，林赛的翻译正是小斯当东所说的“滑稽翻译”——林赛未能冷静、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缘于其汉文水平有限，系“于无羞辱处自取其辱”（to take offence where no offence was intended），因为中国人无法意识到有冒犯的可能。汤姆斯告诫英方不宜将对中方禁烟的愤懑转嫁到“夷”字上。[３３]

　　可见，马地臣、林赛认为“夷”字传递出中方居高临下的睥睨之姿，与barbarian对等无疑，并以此构建“国耻叙事”，鼓动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３４]汤姆斯认为二人患有“被害妄想症”，因为“夷”字只是地域代词，不含侮辱之义，但在译者的“二重翻译”下与barbarian建立对译关系。两方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论证依据，但对传统文献做了不同诠释。这一现象在1852年前后再度上演，将“夷”字译名之争推向最高潮。[３５]

　　二、“中国皇帝对英国女王”：汤姆斯与英官对中国经典解释的歧异

　　1842年8月中、英两方议定《南京条约》时，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曾提出“‘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中方与会人员侍卫咸龄提出“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夷’字载之于圣经，有何不美”。[３６]1844年，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要求宁波道台禁用“英夷”“逆匪”等字样，并改用“英商”“英国人”“洋人”；宁波道台复称，“至彼此久和好，‘英夷’等字样早经不用矣”。[３７]但中方在官文、通信中仍反复书写“夷”字，英国驻华官员遂不断提出禁用的要求。

　　1852年7月20日，英国全权代表包令（John Bowring）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历数多年来粤省官员滥书“夷”字，并要求加以改正。包令认为：“查‘夷’字上溯千古，原系贵国疆外各部落通称。实系统辖者多俱名为属国，亦教化权令悬殊，俱逊贵国。检阅经文，其义显然。”[３８]但不久之前，汤姆斯曾向外相巴麦尊提交《关于将中文“蛮”译作Barbarian的意见书——中国人不将欧洲人称作“野蛮人”》，表达了与包令相反的观点，并提请“身处中国、精通汉语之人”加以评判。[３９]汤姆斯之所以提交关于“蛮”字的意见书，原因是在他看来，“夷”“蛮”二字是同义词。因此，汤姆斯试图阐明“蛮”字不是barbarian的对等译名，从而论证“夷”字不是barbarian的对等译名。[４０]

　　为彻底解决“夷”字问题，在新任外相格兰威尔（2nd Earl Granville）指令下，包令邀集5位“汉学专家”（Chinese Scholars）发表相关意见，包括“最高权威”（highest authorities）之一的传教士麦都思（Rev. Walter H. Medhurst）、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汉文秘书巴夏礼（Harry Parkes）、英国驻福州领事馆汉文秘书星查理（Charles A. Sinclair）、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汉文秘书密妥士（John A. T. Meadows）和英国驻厦门领事官汉文秘书柏威林（William H. Pedder）。[４１]在包令所谓“这是一个展示语文学知识的绝好机会”的鼓动下，[４２]麦都思之子、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麦华佗（Walter H. Medhurst）、上海领事馆副领事罗伯逊（Daniel B. Robertson）和密妥士胞弟、上海领事馆汉文秘书密迪乐（Thomas T. Meadows）主动出具了意见。上述汉学家基本聚焦“夷”字的古义和今义，得出与汤姆斯相反的结论，[４３]即“夷”是用来指代“处于粗鄙、未及文明的状态，在道德与智力上皆未臻开化”的民族。[４４]麦华佗、密迪乐、巴夏礼等不仅引用《尚书》《尔雅》《礼记》《春秋》《中庸》《汉书》等典籍，还以《论语注疏》《尔雅注疏》等诠释性文本，补充分析“夷”字的含义，以论证“夷”字等于barbarian，并揭橥中国2000年来形成的“华夷之辨”，即“中华”文明位于“夷狄”之上，并以此构建中国中心的天下体系。[４５]

　　麦都思首先提出“夷”字不能依据自己的观念来翻译，而是要展示该字实际用意，并以有力的文献加以佐证。[４６]基于这一思路，麦华佗援用了包括清代词典《佩文韵府》在内的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并举出17个例证，以表明“夷”字的古今含义都与barbarian等同。他首先提出，在“天下观”中，“外国”相对于“中国”是未开化的，且在法律上（即便不在事实上）是后者的属国。[４７]基于此，麦华佗的论证核心是“夷”字的古今含义指向落后、愚昧，并以中国中心的“文明等级观”作为价值基础。如《尔雅》将“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作“四海”，《尔雅注疏》谓“海之言晦，晦于礼义也”，因此“夷狄戎蛮”皆不习礼义并落后于中华文明。再如《孟子》所言“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中庸》所言“柔远怀来”，“抚”“柔”皆有控制、驾驭等含义。因此，北宋经学家陈祥道在苏轼之前就提出“先王以治治中国，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国疆以周索，则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齐其行；于夷狄疆以戎索，则立之寄、象、鞮、译而已”，[４８]这表明中国统治者对四境的俯视、睥睨之姿。[４９]

　　不过，汤姆斯认为诸人对“夷”字的释义“用意险恶”，斥责他们“违反其自身提出的翻译原则，即依据自己的观念赋予表示Foreigner的‘夷’字以负面含义”。他坚持《康熙词典》和《华英字典》的权威性，并翻译《康熙词典》关于“夷”字释义的主要内容，以表明“夷”字并无好坏之分。还以《诗经》《史记》《周礼》《后汉书》《尚书》等经典论证“夷”字有“平”“易”“大”“安”“伤”等义，但没有“野蛮人”之义。如《后汉书》记载的商王武乙时期东夷的情况（“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尚书·泰誓》记载的武王在伐纣誓师大会上的誓词（“受有亿兆夷人”），以及西周第九代国王姬燮的年号“夷王”，都表明“夷”字指中国的邻国。[５０]

　　汤姆斯的结论是“夷”字原先不过是中国四境之族裔的代词，而后逐渐产生“外国人”之义。若不准中国人以“夷”字指称“外国人”，则别无他词可用。具言之，先前中国将居于中国四境且尚未服属中国之异族，分别称作“东夷”“南蛮”“西羌”“北狄”，东南西北是地理方位（territorial），而夷蛮羌狄是天文方位（astronomical），二者是中国一贯表示方位的两种名称。因此，中国自称“中央之国”（Middle Nation），自称“天下”并统御“四海”。这意味着，在外国人的指称问题上，中国人采取一以贯之的做法，英国人不应为此“心焦”。但“英国人对汉语用法一无所知，始终在不公正地谴责中国人的傲慢”。[５１]此外，英官罗伯逊支持汤姆斯的观点，认为“夷”字和barbarian分别是中国人和罗马人用来区分本国和外国的词汇，并强调中国人并未抱有故意羞辱的意图加以使用，且也缺乏用来指称“外国人”的其他汉语词汇，因此不宜过分苛责。[５２]

　　对此，麦华佗、密迪乐、巴夏礼反对仅以词源学的方式处理该问题。密迪乐认为《康熙字典》舛错颇多，并非最权威的词源文献，词汇实际和现时的用法才是确证。为此，他们以《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直解》等诠释性文本和谕令奏章、近时著作、民间见闻辨析“夷”字的含义。在密迪乐看来，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是中国的科举考生必须烂熟于心、最为通用及最受尊崇的著作，可以揭示“夷”字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真实含义。[５３]巴夏礼也主张依据展示“夷”在不同时代用法的权威文献，而非仅凭一部不甚相关的词典作为唯一参考。[５４]星查理补充解释称，“词汇因时间和情境而获得新的含义”，马礼逊《华英词典》无法预料之后“夷”字的用法及其引发的语义变化。[５５]

　　麦华佗继而以《孟子》所载“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和《论语》所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等表明，“夷”字的背后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华优夷劣”之分。[５６]以《论语正义》所称“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表明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诸夏即便无君，但仍有礼义。[５７]此即明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所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亦即“华夷之辨”。[５８]

　　在密迪乐看来，“礼”“义”是华优夷劣的两大指标，前者指“通晓社会守则”（knowledge of the social observances），后者指有“权利观或正义观”（a sense of right or justice），二者同为“五德”的组成部分，缺乏二者的民族即为“野蛮人”。巴夏礼以东汉今文经学派代表作《白虎通》所云“夷者，僔夷无礼义”，表明“夷”字原先可能确指外国人，但逐渐具有野蛮人的意味。[５９]如魏源《海国图志》曾云“暹罗人游惰度日，不尚技艺，尤藐视外国人。有商舶至其地，辄待同蛮夷”，这说明“夷”字不仅与foreigner不对等，还带有贬义。[６０]此外，星查理认为，先前中国没有foreigner概念。[６１]

　　包令在提交英外交部的结论中指出，上述官员一致认为“汤姆斯的观点缺乏任何建立在对该问题了如指掌的基础之上”，但这次讨论“不仅有助于阐明语文学上的问题，还能解释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看似捉摸不透的观念和政策”。[６２]

　　1853年3月8日，汤姆斯致信时任外相克拉伦登（4th Earl of Clarendon）称关于“夷”“蛮”的译名讨论“对于国格（national character）而言尤为重要”，并将其观点汇集为《中国皇帝对英国女王：对1853年七份港英政府致送关于中国政府文件内含侮辱用语官文的辩驳》，提交外交部。[６３]此后，英官似未有进一步讨论。关于汤姆斯与英官的笔战，英国华威大学学者陈松全将之称作“一个人的战斗”。[６４]关于“夷”字的原意，汤姆斯和英国在华官员征引的文献大体一致，但后者以诠释性文本补强论证了“夷”字的现时用法，即呈现该字从陈述事实到价值判断的演变过程，摆脱了词源学式的辨析。这固然可以从汉学水平的高低来解释，但双方不同的叙事目的或是根本性因素。

　　三、“不破不立”：推翻“华夷观”与中英平行之追求

　　鸦片战争前，英人企图以“一破一立”的方式实现中英两国的平行。所谓“破”就是禁用“夷”字，以推翻华夷观；所谓“立”就是将国名冠以“大英”二字，以取得与“大清”的形式对等。[６５]但英人很清楚，不破不立。

　　1830年代后，在华西人开始大量宣扬英国的伟岸形象，主要通过出版人文地理类论著，以直接呈现英国取得的文明成就。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著、马礼逊译《大英国人事略说》，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著《大英国统志》两种，以及《察世俗东西洋考每月传》等刊载的文章，都将英国称颂为与中国匹敌之国度。《大英国事略说》有云：“英国一处，人民太平安居，亲体、财物皆为法律所护，无人敢侵害。又英人所奉救世主耶稣之教，特谕训以于地神赐太平，且恩意向众生矣。英人经大进格物技艺，文墨诗书之学可令人雅致，礼义圣善之德行也。”[６６]马治平夸饰英国，旨在扭转华民“偏见”并清除对英人施加的凌辱：“臭论詈骂之揭帖对外国人的诋毁，极大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心理，我们认为一些对抗可能会产生最有益的抵消效果。”[６７]

　　借助营造英国光辉形象的宣传方式，在华西人企图直接灌输英人并非“野蛮人”而是“文明人”的印象，但这种海市蜃楼般的描绘很难引起朝廷和多数官员、民众的艳羡。[６８]因此，在华英人意识到，中国对世界各国的优越感根源于华夷观（或称天朝观），因而要厚植英国之文明形象，就必须加以改造。这使得“夷”字成为推翻华夷观的突破口。在面对汤姆斯的极力自辩时，上述英官直接吐露了“夷”字是推翻华夷观和塑造中英平行关系的重要一环。

　　彼时香港舆论界广泛质疑汤姆斯的汉语水平和汉学素养。《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质疑汤姆斯“闭门造车”：“作为一名马礼逊博士字典的印刷工（typographer）……何以从工作坊获取大量信息。他没有给出构成他撰写文章资质的证据，即翻译了三封还是三百五十三封公函。”《纪录报海外版与价格消息》（Overland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则直接点出英方反对“夷”字的原因：“难道允许中国辱没全世界吗？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签订和约，而是为了友谊和由衷的尊重。……英国女王绝不允许中国皇帝及其任何臣民将英国臣民称作‘野蛮人’和‘番鬼’！！！”[６９]密迪乐甚至认为，汤姆斯“提出诸多愚不可及的证据，不过是为了养老金的立即获益提供必要机会”。[７０]

　　在自我正名中，汤姆斯以“秉烛夜读”描述其学习汉语的经历，称早就对汉语——这架“福玻斯的马车”（Phoebus’s car）——驾轻就熟，并认为其本人与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共同构成了继“汉学家之父”小斯当东之后打破汉语障碍的“汉学三人组”（triad）。即便离华已37年，他依然“鼓起十足的勇气为了正义之事业承受种种诘难”。[７１]在汤姆斯看来，正是他为汉学的付出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高度重视对德庇时、林赛和罗伯逊等官员的汉语培训，因此上述评论不应对他这名“印刷工”嗤之以鼻。汤姆斯直言，辨析“夷”字的原因在于让“中英两个大国更好地相互理解彼此”，但30年来上述学员“非但没有长大成人，反而变回孩童”。在他看来，多数英国人对中国这一与英国有200年贸易史的国家知之甚少，而上述英官“自满于其‘短见’和自负”，无法以“公正的心态”学习中国经典和历史，这使得他们的翻译“滑稽”且“随意”。重要的是，他们“似乎都受到盛行于律劳卑勋爵时期的翻译实践的影响或控制。麦华佗博士无疑具有歌利亚（Goliath，《圣经》记载的巨人）的全部胆识……但他认为有必要坚持其观点时，他就译成‘野蛮人’——否则，就译成‘外国’或‘外国人’”。[７２]

　　对此，麦华佗袒露了英人尤其关注“夷”字问题的根本原因，即它严重妨害了英国的在华利益。在麦华佗看来，中国政府秉持一种“中国中心观”，自视为最文明的国家，对四境外族享有开化权和至高统辖权。因此，即便普通中国臣民不以“夷人”贬低或侮辱外国人，但中国政府对该词的用法“明显具有文明的低劣和等级的下位等意涵，有违条约规定并承认的国家平等原则”。然而，“中方官员持续不履行条约义务，不给予英国在华官员应有的体面与尊重，这都构成对英方的羞辱”。[７３]

　　早在1830年代，英商就呼吁不得以尊严为代价换取商业利益，郭实猎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直言，中国人“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７４]曾任郭实猎秘书的戈登（G. J. Gordon）指出，“若这只是一个词源学问题，便无关紧要；但其引申含义在懵懂、无知的头脑里引发了敌意，就变得极为有害……中国人也将（与希腊人、罗马人对待‘野蛮人’一样）如此对待他们自己眼中的‘野蛮人’”。[７５]马治平总结称：“如同多年来英人在君士坦丁堡被称为‘狗’一样，我们在广州和北京也可能继续被称为‘鬼’。”不变的道理是，民族尊严的折辱总是损及商业利益，这已为我们与中国交往的每一页历史所证实。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７６]

　　因此，麦华佗呼吁必须改变中国官员的“偏见”（prejudice），并以修约的方式固定下来，从而改善在华英人的处境，否则“诸多障碍将横亘在商业往来的扩张过程之中”。在麦华佗看来，禁书“夷”字这一看似微末的权利，是为了争取国家平等这一重大原则，“不惜任何代价予以践行是防止发生更加严重的误解之最有效的方式”，并有助于“消除牢牢占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英国人低劣、无礼的形象”。这意味着英方若不采取强硬态度，“任何已挣得的国家尊严都将消弭殆尽，并最终丧失在中英关系中执行在（英国）人民和政府看来是绝对正义、周全和公平的政策方针的能力”。[７７]

　　巴夏礼也认为，中国政府使用“夷”字是试图控驭一切外国民族，并僭取普世之最高权威，但这在中英关系步入“新纪元”以后，便不合《南京条约》确立的中英“完全平等原则”（perfect equality）。[７８]密迪乐认为，汤姆斯对中英关系的理解，“已经被时代落下二十年之久”，[７９]即过去英人甘心由中国官员称作“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回，如今必须“阻止有预谋的羞辱”，否则“必将损害（英国）重大利益”。因此，密迪乐主张扭转英国的蛮夷形象。在通商五口中了解英国的华民不过寥寥，他们通常认为英国“在道德伦理和智识开化上逊于中国”，并惊诧于英国人“并非如同牲口一般过着群居的生活”。[８０]

　　可见，上述英官提出禁用“夷”字，旨在改造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华夷观，从而将自命天朝上国的中国拉入凡尘，作为与英国平等的国家，以便维护、拓展英国在华利益。星查理指出，中国“自视为最古老的国家，并作为文明的引领者。在社会艺术方面，其他国家都被视为在中国之下”。在中国传统的“天命观”中，中国统治者负有“从野蛮中拯救苍生之圣职”。因此，若要打消中国迟迟不肯摈弃的“至尊”（supremacy）观念，就必须要求中方禁用“夷”字于任何涉英事宜，以清除中国人“在美德、伦理和社会等方面卖弄的种种自负”。[８１]

　　汤姆斯认为，上述“许多言论和文章纯属偏见”：200年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能在广州发家致富，而未曾嫌怨“夷”字，但在公司散局而无法获取更多利益时，则对“夷”字大加批驳。在华英商原先通过行商与广东当局取得联系，但后来径直向广东巡抚投递公函，单方面破坏百年成例。因此，广东当局“没有必要对像夷狄一样漠视成例的商人采取立法措施，以便在必要时采取权宜之策”，而这正是苏轼的本意。因此，在华英人得不到优待，“其错不在中国人……错在英国人的傲慢，并由此招致了侮辱”。[８２]

　　重要的是，在汤姆斯看来，英国是在借“夷”字寻衅媾兵：“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专属的民族性（nationality）”，英国非但对此不加以认真学习，还在中国未能知悉事件原委全貌时就拔刀相向，发动了一场“使（世界）文明史之一页蒙羞”的战争。倘若英方继续坚持“夷”与barbarian的对译关系，并要求中方禁用，无益于中英关系向好发展，反倒将在中英两国之间“筑起一堵相较秦始皇在京郊所筑的更加粗厚的壁垒”，对英国毫无益处可言。正如1834年9月11日两广总督在向英商发布的告谕中所言，“天朝怀远以德，所贵情理服人，不尚威力”，[８３]但英国若坚持“以刀剑服人”，“一个尚武的民族以及蚩尤、战国及三国时期的战争将再临欧洲，如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一般”。[８４]英国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则以盖棺定论的口吻将“羞辱”作为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林钦差查获鸦片是战争的导火索，而英人及他国人民多年来在中国寻求正当贸易时所遭受的羞辱、污蔑、压迫及不公，才是战争的起因。”[８５]

　　称谓从来都是英国人重点关注的对象。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认为：“名称与头衔通常被当作毋庸争辩的虚荣……但倘若希腊人称某人为‘野蛮人’，并视之为仇敌；倘若土耳其人称你为狗，并视你为狗；倘若中国人称你国为朝贡国，并否认你国的所有对等权利，名称与头衔就变得尤为重要。”[８６]罗伯聃精辟地指出，“夷”字是一种“人身攻击”（argumentum ad hominem）。[８７]汤姆斯以北宋思想家邵雍所言“闻人之谤未尝怒”等语，劝诫英国当局毋在称谓上步步紧逼，否则将“激起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排外情绪”。[８８]

　　总之，多数英官批驳“夷”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刻入了“蒙昧”“低劣”“未及王化”等贬义，其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因此，他们试图以禁用“夷”字指称英国人，来树立英国的光辉形象，并表明英国与中国的完全平行，早非从前那个俯首称臣的英吉利。汤姆斯固然在“夷”古今含义的阐释上存在不少纰漏，但其敏锐地发现英官坚持中方禁用“夷”字的根本原因，是英国在为其予取予求和使用武力寻找借口。

　　四、余论

　　对意蕴丰富之历史语汇的理解，必然需要经过读者的诠释，这意味着人对过去或经典的了解最先基本是一个语言学过程。[８９]明清之际，天主教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礼仪之争”，其中有“译名之争”。[９０]“夷”字也有“译名之争”。在华英官通过中国经典文献、官方文书、权威著述及实际用法证明，“夷”字的古义是指中国四境之族裔不假，但该字的用法决定了其今义，即指未受教化的民族，充斥着低劣、轻蔑及贬低的含义。因此，“夷”字与barbarian完全构成对等关系，并非“二重翻译”。平心而论，“夷”字在各朝代的指涉和评价皆有不同，或指相对华夏的异族，无歧视侮辱的意味；或指教化未开的异族，有贬义的意味，无法一概而论。[９１]可以说，“夷”字历经千百年使用后，已成为未及王化民族的代词，以区别于更加文明的华夏。华夷观虽以地域或种族为表达形式，但其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内核，即“夷”践行华夏道统才能得到中国承认，正为英人所反对。[９２]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马地臣、林赛等主战派利用“夷”字的符号化含义，将“英夷”“夷目”对在华英国官员、商人的使用叙述为一种“国耻”，从而鼓动英国政府对华发动战争。此后，麦华佗、密迪乐、巴夏礼等在华英官支持禁用“夷”字，旨在去除中国官民对英国的成见，并以此表明大英帝国是与天朝中国平行的国家，从而为中英之间的平等关系奠定知识基础。汤姆斯则基于“夷”字的古义，劝说在华英官保持克制，不宜在称谓问题上咄咄逼人，进而损害中英关系的长远发展。

　　独木难支的汤姆斯在“夷”字译名之争中败下阵来，在华英官的“国耻叙事”和推翻华夷观的意图，最终体现在中英1858年《天津条约》确立的“平行原则”中。[９３]津约谈判时，英国驻广州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提出，“红毛”“番鬼”“白鬼”“夷”等词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甚至在从未亲眼见过外国人的内地华民”也是采用这些称呼，因而必须改变这一局面。[９４]汉文秘书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则称：“中国先前的孤立排外导致她自我定义为‘中央之国’，而对其他强大、富裕之国的一无所知也让她将所有非中国人称作不在文明范畴之内的‘野蛮人’。这一观念大错特错……她自今以后必须遵从西方国家的惯例，与那些她毫无反抗之力的国家打交道。”[９５]

　　《天津条约》第51款明确禁止在各式公文中以“I/夷/barbarian”指代大英国官民。此后英人无需大费周章地论证“夷”的古今含义，以要求中方禁用“夷”字，仅须举出条约定便能实现这一目的。1858年9月初津约墨迹尚未全干之际，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Earl of Elgin）发现《邸报》所载上谕仍书“夷”字，遂照会中方：“若谓贵国及各国自视内外化势不同，任以何名何言分办[辨]判别，事较轻微，无关重大。所要在于违理。盖用‘夷’字，即为背约之理。又两国永保和好，独以平行往来。此次违约一端，即以平行之理，置之不问……贵国专轻此条，实为向有虚示自大比别国之见，坚执未改之证。溯查林则徐至叶名琛之日，因固执此理，致忘彼此平行相待之礼。夫最明理者，原是中华，是以最难辞其不行。迄今背礼贻灾不轻，兹愿不使仍然复生。”[９６]额尔金认为中国以何种词汇指代他国无关紧要，并承认可能无法“以用别的词汇来向中国人民表述‘外国人’这一概念”，[９７]但以“夷”字指代英国官民有违津约所载“平行之理”，因此要求中方革除“虚示自大”的华夷观，将英国作为平等之国看待。此后离任之际的额尔金再三告诫中方，“夫两国平行交易，如人敌体互待，彼此何有抚驭之语”。[９８]

　　终于，英国在中国的外政体系中从原先的“朝贡国”变成了“邦交国”“与国”（条约国），[９９]而在英人看来充斥着“文明等级观”的“夷”字逐渐消弭于官方文牍、中外信函及民间言论，而由“洋人”“西人”等取代。[１００]此后，“西方”“外洋”逐渐成为“文明”“现代”的化身，“东方”“内地”则沦为“蒙昧”“传统”的宿主。事实上，鸦片战争不久后，魏源认识到西人“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因而提倡“师夷长技”。[１０１]洋务运动时期，郭嵩焘甚至认为西洋文明已超越华夏文明：“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１０２]维新时期，王韬提出华夷之分的浮动性，间接承认夷已变夏：“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喜，厚己以薄人哉？”[１０３]

　　问题是，英国人以《天津条约》锁定“夷”字与barbarian之间的公度性，是否构成颠覆华夷观的全部动能？中国文化政治中早就存在自我调整和改造的内生动力，孟子所言“用夏变夷”即属其证。[１０４]华夷观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华”与“夷”并非一成不变，“华”与“夷”之间的差异不是种族的，而是文明发展阶段的，即文明与半文明或非文明之间的差异。因此，“夷”的文明程度可以提升至“华”，而“华”也有可能沦落为“夷”。[１０５]中国历史上异民族王朝入主中原而后逐渐产生华夏认同，乃至断裂了先前的种族和文化关联，便是这一观点的生动例证。[１０６]

　　然而，禁用“夷”字对中国政治文化世界观产生的是一种外部冲击，而非中国政治文化的内生动力。[１０７]因为英国人绝非意图将英国纳入中华文明圈，也不旨在表明英国“能行中国之道”，否则仍将服属“天朝体系”之下。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中国人承认世上有一个与中国平等的国家，一个不践行华夏礼乐、不接受王者教化，但文明程度不逊于乃至超越中华文明的帝国。因此，英国要扭转中国以华夷观看待英国的先见，要从“朝贡国”“西洋国”变为“与国”，从而获得与中国平等往来、公平议价的地位。但英国此后并未给予中国以平等地位，反而以条约加诸种种不平等待遇，逐渐形成了“新不对等关系”。坚船利炮固然是英国人推翻华夷观的物质保障，而“夷”字译名之争则是中国中心观渐趋瓦解、中外实力此消彼长以及中英位势发生历史性倒置的微缩写照。

　　注释  

　　[１]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8-72页。

　　[２] 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158页。

　　[３] 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285页。Dilip K. Basu, “Chinese Xenology and the Opium War: Reflections on Sinocentr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3, No. 4, 2014.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83-93. Bin Chen,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 Yi in Pre-Opium War Canton: A Study of the Merchant Newspaper The Canton Register”,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62, 2020. Tengfei Ma, “Thomas Francis Wade’s (1818—1895): Translations of Yi 夷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7, No. 1, 2023.

　　[４] 武树臣：《寻找最初的“夷”：东夷风俗与远古的法》，《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方维规：《一个有悖史实的生造“衍指符号”——〈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夷/barbarian”的解读与刘禾商榷》，《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19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春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年。卢春晖：《16—19世纪“夷”字在澳门的翻译与接受》，《澳门理工学报》2023年第3期。郭忠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早期展开——基于“夷”字的概念史研究》，《学术月刊》2024年第4期。

　　[５] 如1832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林赛（化名胡夏米）与苏松太道吴其泰对“夷”就有争论。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第52-63页。

　　[６]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北京：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45a页。George Thomas 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0, p. 518.

　　[７]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ies Press, 1815, p. 586.

　　[８] 事实上，barbarian的意涵也存在符号化转变历程。简单而言，该词起初是希腊人指称所有异族的代词，而后由罗马人赋予蒙昧、落后、野蛮等含义。17—19世纪，在欧洲大国殖民扩张历程中，barbarian成为“文野之分”中“野蛮”的对等词汇。Mu-Chou Poo, 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 38-48. Ian Wood, “The Term ›barbarus‹ in Fifth-,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Gaul”,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Vol. 41, No. 4, 2011, pp. 49-50.

　　[９]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北京：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20-21页。

　　[１０] 游博清：《经营管理与商业竞争力：1786—1816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台北：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08页。

　　[１１] “Negotiations for the terminologies to be used between foreign traders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GB 891 SC1/1, Royal Asiatic Society Archives. “Conference of 1814”,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5, 1831, p. 81.关于广州知府杨建的答复，《粤海关志》所录文字稍有不同。梁廷柟撰，袁钟仁注校：《粤海关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0页。

　　[１２] 梁廷柟撰，袁钟仁注校：《粤海关志》，第560页；“Conference of 1814”,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5, 1831, p. 81.

　　[１３]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5, 1831, p. 79.

　　[１４] James Matheson,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6, pp. 78-79.

　　[１５] 参见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1-461页。

　　[１６] 详见万立：《从万国法到国际法——清季国际法翻译与国际法历史主义转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１７] 关于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国耻叙事”，参见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王栋、龚志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4-112页。

　　[１８] James Matheson,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our Trade with China, pp. 12, 15, 17.

　　[１９] Hugh Hamilton Lindsay,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36, pp. 4, 8, 10.

　　[２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4页。

　　[２１] “The Petition of the Undermentioned British Subjects at Canton, 9 December 1834”,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London: T. R. Harrison, 1840, p. 69.

　　[２２] 1840年，汤姆斯曾撰文批评律劳卑逾越天朝体制的种种行径，并反对将“夷”字译作barbarian。P. P. Thoms, “Mis-transl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s”, The Westminster Review, Vol. XXXIV, 1840, p. 286.

　　[２３]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A Refutation of the Arguments Contained in the Seven Official Documents Transmitted by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t Hong Kong（hereinafter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London: P. P. Thoms, 1853, p. 12.

　　[２４] George Thomas Staunton, Remarks on the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Proposed Plans for Improving Them, London: Edmund Llyod, 1836, pp. 36-38, 53.

　　[２５] 李学勤编：《十三经注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2-213页。

　　[２６] “On the Meaning and Use of the Character 夷 E”,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 1837, pp. 128-129.

　　[２７]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Canton Register, August 22, 1837, p. 141.

　　[２８] 该“批示”的原文及译文见“The Governor of Canton to the Hong Merchants, 18 August 1834”,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40, pp. 23-25.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道光十四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6-7页。

　　[２９]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21.

　　[３０] 《明心宝鉴》由明人范立本编辑整理而成，以儒释道原理构建世俗且容易践行的伦理体系，作为孩童、百姓的启蒙、教化用书。胡文婷、张西平：《蒙学经典〈明心宝鉴〉的拉丁语译本初探》，《中国翻译》2022年第4期。

　　[３１]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10期，北京：故宫博物院，1930年，第363a页。

　　[３２] George Thomas Staunton, Remarks on the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Proposed Plans for Improving Them, p. 38.

　　[３３]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9, 11, 14.

　　[３４]关于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舆论鼓吹对华展示武力或发动战争，参见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Hao Gao, “Prelude to the Opium War? British Reactions to the ‘Napier Fizzle’ and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in the Mid Eighteen-Thir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87, No. 237, 2014, pp. 491-509.

　　[３５]法国汉学家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胪列了相关文章。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Tome premier, Paris: Ernest Leroux, 1878, pp. 786-787.

　　[３６] 张喜：《抚夷日记》，北平：文殿阁书庄，1936年，第69-70页。

　　[３７]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ord 蠻 (mān) with reasons why 蠻 and 夷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and how 蠻 may nevertheless be rendered ‘Barbarian’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27 May 1852”, FO 17/190, p. 204a.

　　[３８]《英使包令致两广总督徐广缙照会》，FO 230/74, pp. 10-11.转引自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第142-143页。

　　[３９] P. P. Thoms, “Remarks on rendering the Chinese word Man, ‘Barbarian’, showing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s”, The North-China Herald, 27 March 1852, p. 138.

　　[４０] “Inclousre, 5 December 1851”, FO 17/185, p. 213a. “Strictures on Mr. P. P. Thoms’ remarks on rendering the Chinese word 蠻 man, ‘Barbarian’, 15 March 1852”, FO 17/188, p. 305.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 191.

　　[４１] 密妥士主要围绕“蛮”字提供意见，与本文主旨无关。此外，或因抄写错误，汤姆斯误以为密迪乐的意见书由包令出具。“Bowering to Granville, 19 April 1852”, FO 17/188, pp. 303b-304a. “Bowering to Malmesbury, 26 June 1852”, FO 17/190, p. 146a. Thomas T. Meadows,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E, u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designate foreigners, 20 June 1853”, 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cy,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 1854, p. 2.

　　[４２] “Circular No. 9 of 1852 to Her Britannic Majesty’s Consul in China, 20 April 1852”, FO 233/3, f. 34a.

　　[４３]上述英官大多认为汤姆斯的观点不值一提，且错将较少用于在华西人的“蛮”字作为讨论重点。

　　[４４] Thomas T. Meadows, “Answer to Mr. Thoms’ paper on the word蠻man,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25 May 1852”, 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 7.

　　[４５]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页。

　　[４６]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39.

　　[４７]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p. 152-153.

　　[４８] 上述英官引用典籍时不时发生错漏，本文以典籍原文为准。本句麦华佗写作“先王以治治中国，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国则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齐其行。于夷狄，则立之寄、象、鞮、译而已”。参见顾宏义：《陈祥道、陈旸其人其书》，《历史文献研究》第43辑，扬州：广陵书社，2019年。

　　[４９]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p. 153-155.

　　[５０]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39, 31, 36.

　　[５１]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34, 39, 20, 38.

　　[５２] “Notes on the character 蠻 man and 夷 E,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Foreigners &c., &c., 31 May 1852”, FO 17/190, pp. 223b-224a.

　　[５３] Thomas T. Meadows, “Answer to Mr. Thoms’ paper on the word蠻man,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25 May 1852”, 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p. 6, 8.

　　[５４]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 192a.

　　[５５]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ord 蠻 (mān) with reasons why 蠻 and 夷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and how 蠻 may nevertheless be rendered ‘Barbarian’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27 May 1852”, FO 17/190, p. 203.

　　[５６]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52.

　　[５７]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 156.

　　[５８] 张居正讲评：《论语别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５９]密迪乐写作“夷者，蹲也，言无礼义”。Thomas T. Meadows,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E, u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designate foreigners, 20 June 1853”, 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p. 2-3.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 192b.

　　[６０]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p. 194b-195a.

　　[６１]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ord 蠻 (mān) with reasons why 蠻 and 夷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and how 蠻 may nevertheless be rendered ‘Barbarian’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27 May 1852,” FO 17/190, p. 197a.

　　[６２] “Bowering to Malmesbury, 26 June 1852”, FO 17/190, p. 146.

　　[６３]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a refutation of the arguments contained in the seven official documents transmitted by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t Hong-Kong who maintain that the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ain insulting language, P. P. Thoms to Lord Clarendon, 8 March 1853”, FO 17/207, p. 75.

　　[６４]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p. 142.

　　[６５]参见庄钦永：《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22年，第1-88页。

　　[６６] Charles Marjoribanks：《大英国人事略说》，trans. Robert Morrison，英华书院藏板，1832年，第5页。

　　[６７] “Brief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 30 October 1831”, The British Library, IOR/G/12/277, pp. 134-135.

　　[６８]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p. 89.

　　[６９]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28, 27.

　　[７０] Thomas T. Meadows, “Answer to Mr. Thoms’ paper on the word 蠻 man,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25 May 1852”, 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 7.

　　[７１]汤姆斯自称与马、米二人齐名的底气在于，他以一己之力负责印刷出版《华英字典》6卷本，并翻译出版《花笺记》（明末清初广东地区流行的说唱文学）、《著名丞相董卓之死》（《三国演义》第八、第九回部分内容）及《宋金郎团圆破毡笠》（《今古奇观》第十四回），并著有《论商代的中国青铜器皿》等。汤姆斯还向第一场世界博览会暨1851年万国博览会提交其翻译的1684年广州商人致函广东巡抚的赞词，并向英国皇家外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介绍《本草纲目》20卷内容。参见王燕：《〈花笺记〉：第一部中国“史诗”的西行之旅》，《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郑锦怀：《彼得·佩林·汤姆斯：由印刷工而汉学家——以〈中国求爱诗〉为中心的考察》，《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A Guide to the Great Exhibi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Co., 1851, p. 172.

　　[７２]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64.

　　[７３]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p. 158a-158b.

　　[７４]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 12 页。

　　[７５] G. J. Gordo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6, pp. 79-80.

　　[７６] Charles Marjoribanks, Letter to the Right Hon. Charles Grant etc., London: J. Hatchard and Son, 1833, pp. 4-5. 19世纪土耳其人常将基督徒称为“基督狗”，以区别于穆斯林教徒。J. C. Hobhouse, A Journey through Albania and other Provinces of Turkey in Europe and Asia to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years 1809 and 1810, Vol. 2, Philadelphia: M. Carey and Son, 1817, p. 73.

　　[７７]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 158b.

　　[７８]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 195b.

　　[７９]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57.

　　[８０] Thomas T. Meadows, “Answer to Mr. Thoms’ paper on the word蠻man,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25 May 1852”, 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p. 7, 11.

　　[８１]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ord 蠻 (mān) with reasons why 蠻 and 夷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and how 蠻 may nevertheless be rendered ‘Barbarian’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27 May 1852”, FO 17/190, pp. 197b-201, 204b.

　　[８２]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40-41.

　　[８３]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８４]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57, 65-66.

　　[８５]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17, p. 410.

　　[８６] John Robert Morrison,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etc., Canton: Albion Press, 1834, p. ix.

　　[８７]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5, 1837, p. 137.

　　[８８]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67. P. P. Thoms,. “Mis-transl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s”, The Westminster Review, Vol.34, 1840, p. 287.

　　[８９]甘怀真：《导论：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甘怀真等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5-6页。

　　[９０]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９１]吕佳蓉：《由蛮夷到外国人——由外族称名看中外文化交流》，洪淑苓、黄美娥主编：《第一届文化流动与知识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7年，第543、558页。

　　[９２]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9页。

　　[９３]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刘海岩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９４] “Memorandum on suggested Heads of a new Treaty, 31 December 1857”,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London: Harrison, 1859, p. 58.

　　[９５]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Lay and Twau, Pieu, Kwah, and Mei, Secretaries attached to Commissioners Kweiliang and Hwashana, on June 6, 1858”, FO 17/289, pp. 144b-145a.

　　[９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一）英国档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第713页。“The Earl of Elgin to Commissioners Kweiliang and Hwashana”,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p. 385.

　　[９７] “The Earl of Elgin to the Earl of Malmesbury, 20 September 1858”,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p. 386.

　　[９８]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54页。

　　[９９] [日]岡本隆司：『中国の誕生―東アジアの近代外交と国家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年，第32、61頁。

　　[１００]郭卫东：《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清史研究》2024年第1期。

　　[１０１] 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889页。

　　[１０２] 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491页。

　　[１０３] 王韬著，楚流等选注：《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7页。

　　[１０４] 王德威：《华夷之变——华语语系研究的新视界》，《中国现代文学》2018年第34期。

　　[１０５] 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１０６]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第11-12页。

　　[１０７]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杨立华等译，第44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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