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宁，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党校教师。

　　[摘 要]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在基层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作为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P区S镇的“四提四知”工作法以信息机制为核心，通过全覆盖个体化采集、高带宽抗噪性传递、集中性规范化转译和持续化主动性反馈等环节，构建了系统闭环的治理体系，展示了基层群众路线的信息过程，也揭示了国家治理的微观运行逻辑。基层的群众路线不仅在于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也规定了治理信息的操作化逻辑，具体包括发挥群众主体性来摸清基层治理的底数，推进群众治理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提升群众对治理过程的可见性以及塑造更加互信的干群关系，从而构成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从微观场域探讨群众路线的信息过程，对于深入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运行过程及其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范例价值。

　　[关键词]  群众路线 信息过程 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

　　自古以来，信息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要素。[１]《尚书·泰誓》中提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上天所看到和听到的都来自老百姓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表明了民本立场的治理信息生产逻辑。进入现代社会后，信息更加成为国家治理中的关键变量，所有的治理活动都需要适配当量的信息。[２]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强调：“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３]相应的，治理信息的生产不仅规定了国家治理的目标和任务，也影响了国家治理能力及其效能。[４]

　　群众路线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工具，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法宝。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群众路线的内涵也不断发展，演化出丰富的实践形式，其中既有自上而下推动的固定化或节点性的形式，比如实地调查研究、领导接待日、社会听证、民主评议制度以及信访监督制度，[５]也包括很多在基层开展的日常化或常规性的工作方法和机制，比如福建省的“四下基层”、上海市的“四百大走访”以及江西省的“三送活动”等。这些实践形式不同，但是都聚焦于社会信息，或者是听取和接收群众的诉求，或者是掌握和发现群众的情况，构成了信息生产过程。信息的生产不仅激活了群众参与的主体性，更考验着基层干部的信息能力，即如何通过生产出更好的信息来提高治理效率，建构治理合力，提升治理效能。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重要工作方法。在结构的视角下，群众路线提供了价值、主体、机制、效能、合法性等系统性要素，[６]借助既有的制度资源[７]和现代信息技术等[８]路径，在“反复逼近”中贯通了政治世界和生活世界，[９]为公共决策或公共服务提供了大量具体而有用的信息。具体来看，群众路线既不同于科层制的去人格化特征，也区别于西方式民主的无序化参与，而是通过上下联通的诉求表达与内外开放的广泛参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科层制”。[１０]其价值在于通过党群合作共治来实现群众的民主参与，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建构了治理共同体，发挥着政治代表、利益聚合、治理参与和政治沟通的功能，是国家治理中非常重要的治理资源。[１１]

　　从过程的角度来看，群众路线围绕着多元化的利益整合，形成了从辅助公共决策、推动政策执行到检验施政效果的系统闭环。[１２]在具体的政策过程中，群众路线就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包括信息采集、议程设定、政策确定、政策实施与评估等环节，[１３]这种形态的决策过程不是决策者单边化的输出，群众只是决策者干预和支配的被动性存在，而是强调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在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持续互动中达成意见共识，[１４]是持续的民意表达和政府回应的过程。[１５]其中，政策活动被具体化为微小决策、行动和再行动，由领导和群众分工行动、合作完成，有利于群众监督基层干部，推动干部直接向群众负责并作出回应。[１６]

　　而在信息的视角下，群众路线通常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紧密联系，延伸出“网上群众路线”等实践样态。[１７]一方面，信息被视为理解群众路线的技术工具与手段，通过社交媒体、公共平台、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等渠道构建全域信息采集网络，能够实时、动态、多维度捕捉群众需求的变化，[１８]两者之间形成了“空间”与“媒介”的关系，[１９]拓展了国家感知社会的触角和界面。另一方面，群众路线也被视为民意表达和聚合公共利益的信息治理过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间信息交换机制。[２０]作为国家自下而上获取社会信息的关键途径，群众路线构建了国家治理的动态信息循环系统，涵盖了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等一系列政治信息流动环节，[２１]促进了群众与国家之间持续的信息互动。

　　整体来看，既有研究厘清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及其功能，对于认识群众路线的功能及其价值具有重要启发作用。然而，既有研究对群众路线具体运行机制的讨论有限，也对其技术价值及其治理含义缺乏深度发掘。事实上，现代国家是在科层制基础上组织和运作起来的，通过去人格化、层级节制和专业分工等，建构起特定的信息结构，完成信息的收集、生产和利用，以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运作。然而，科层体系也面临着组织惰性，不同层级、部门之间乃至体制内外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２２]带来了互动不足和反应迟滞等问题。[２３]就此而言，要理解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不仅需要看到其在历史、结构和具体场景下的实践，更要立足科层化的信息运作背景，关注群众路线的信息化机制及其特殊功能。

　　信息无所不在，弥散在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基础要素。[２４]群众路线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２５]不同于科层制常规性的单向汲取或输送的信息过程，群众路线提供了逆科层化的信息工具，增加了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形成了国家治理的动态信息循环系统，建构了双向交互的信息沟通机制，推动了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只有从信息视角去理解群众路线，才能够清晰揭示群众路线的特殊运行逻辑，精准地刻画群众路线运作的微观机制，最终回答如何将群众路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

　　在群众路线的实践语境下，信息过程有着独特的内涵和意义，不仅表明了治理信息的持续流动，更展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密互动，还意味着信息从来不是既定的或现成的，而是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美国学者香农和韦弗将信息生产与传递拆解为信源、编码器、信道、噪声、译码器、信宿等六大核心要素，同时用数学逻辑量化了信息传递过程。[２６]具体来看，群众和领导交互作用、相互指向，既是信息的“信源”，向对方发送信号，也是信息过程的“信宿”，接受对方的信号。通过群众路线这个开放而灵活的“信道”，领导与群众都参与到编码和译码的过程中来，推动治理知识的持续再生产、政策方案的优化调整和群众行动的动态调适。[２７]说到底，群众路线就是治理信息流动的线路，是通过领导与群众的持续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正是鉴于信息处理是群众路线的基本形式，本文从信息角度切入，以P区S镇“四提四知”工作法为研究对象，梳理“工作法”中的信息要素，揭示基层群众路线的信息化机理。

　　二、“四提四知”工作法的发展及其内容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法宝。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是践行群众路线的主体，其中既有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也有广大基层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持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提高履职尽责和为民服务的能力，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既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普通基层干部的方向和任务。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不仅需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形成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和积极性，也需要不断创新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精准把握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推动下，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创新群众路线的具体形式，探索出了大量富有特色的典型实践，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P区S镇南起川杨河，北至浦江镇，占地19平方公里，下辖6个社区、69个居委和14个村，总人口约38万。历史上，S镇是由三个毗邻镇合并而成，地理位置优越，南部紧邻闵行浦江，北侧紧邻前滩，西面隔江与徐汇区相望，东面为浦东腹地，是一个以自住为主的大型生活社区，吸引了大量新兴人才和老上海人安家置业，具有人口基数大、社会构成复杂和内部差异性大等特征。近年来，居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明显增加，新的社会矛盾纠纷也不断涌现，与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交织在一起，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S镇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力求更有效地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问题，凝聚群众力量。2023年以来，S镇结合全市开展的“四百大走访”（即“走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忧、暖百家心”）常态化活动，瞄准辖区内社区治理面临的“三多三乱”难题，深入群众开展走访调研活动。调研结果显示，要有效解决这些难题，关键在于扎实运用群众路线，摸清居民群众的治理底数，建构符合自身实际的信息工作方法。为此，S镇在既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炼出“三提三知”工作法，即“提户知人、提人知事、提事知情”。工作法以人和事为基本坐标，通过锁定最小治理单元等信息节点，以绘制社区治理的清晰画像，实现居（村）委密切联系群众的目标。

　　随后，基层干部在落实“三提三知”工作法的过程中发现，房屋属性与住户特征存在很强的关联性，通过摸排居民群众的房屋属性，建立起完善的群众信息档案，可以更为精准地了解群众情况，更好地对接群众需求，提高管理和服务的水平，尤其是能够破解“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难题。经过半年多的反复实验和总结，在专业人士的支持和指导下，S镇将房屋信息的元素纳入工作法，把“三提三知”升级为“四提四知”，即“提房知户、提户知人、提人知事、提事知情”，还制定出台《S镇关于全面推行“四提四知”工作法的实施方案》，部署工作法的推广应用。“四提四知”工作法是基层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通过明确信息分级分类、搭建五级网格平台、建立健全配套机制、强化考核与激励，打造了基层群众路线的信息工作方法，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成果。

　　（一）明确信息分级分类体系

　　只有真正深入群众，充分了解群众的情况，才能有效服务群众。群众路线首先就要求，明确群众工作的具体对象，建立分级分类的信息体系，把握群众的实际情况、真实需求和特殊感受等，从而绘制基层治理的清晰画像。“四提四知”工作法以房、户、人、事、情为参数，建构起治理画像的多维信息框架，制定了严密而细致的操作指南，其中将房屋划分为商品房、动迁房、保障性住房、类住宅、农村自建房、老旧公房等类型；将住户细分为自住户、承租户、出租户、空置户等类型；把事情（问题或诉求）精细划分为小微问题与疑难杂症两种类型；重点掌握住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工作基本情况、生活基本情况、急难愁盼情况以及思想动态、生活轨迹等情况。这些信息类型细化了治理要素的颗粒度，既分门别类建构了群众工作的信息路径，也明确了群众路线的事项、内容和对象。

　　（二）搭建五级网格工作平台

　　推进群众路线做深做实，需要搭建运转良好的工作平台，将群众路线融入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根据推广“四提四知”工作法的部署，S镇构建了“镇—镇管社区—居村—居村微网格—楼栋村队”五级网格治理体系，明确不同层级及其主体的责任，掌握辖区内居民的家庭成员、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利益诉求等基本情况，实现管理和服务事项的全覆盖。其中，网格党支部书记兼任网格长，负责整体工作的统筹协调；居村书记结合“四百大走访”活动，每周2次主动深入群众屋前房后、村头巷尾，开展综合服务与管理；专职网格员根据“日巡查”制度，轮流对包干区域进行一日一巡，采集辖区内的“人、地、房、物、事”等基本情况，发现和更新区域每日基层信息动态；社区、街区等各类治理达人担任兼职网格员，按照“按需设岗、自愿认岗”原则，补充开展信息采集和处置工作，成为群众路线有效开展的服务载体。

　　（三）建立健全配套工作机制

　　有效的信息处置机制是群众路线的内生机制，也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问题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根据《S镇关于全面推行“四提四知”工作法的实施方案》，S镇探索形成了三项主要工作机制，高效推动群众问题的发现、处置和解决。一是针对居村内部治理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S镇依托党建引领，统筹业委会、物业、社区达人等各方力量，采取“会议在现场开、方案在点位定”的方式，健全常规性问题信息的快速处置机制。二是面对需要多方力量联动解决的热点问题，S镇通过建立“圆桌会”等，探索“网格呼叫、部门报到”，由社区党委及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健全复杂问题信息的联动处置机制。三是对于已解决的问题，S镇以网格员实地走访和电话回访等形式，健全满意度信息的跟踪反馈机制。

　　（四）强化工作的考核与激励

　　群众路线中的“依靠群众”不仅需要依靠群众参与治理，也需要依靠基层领导干部积极推动工作，深入推进信息治理。一方面，S镇严格把握考核评价机制，依据网格化管理服务的工作成效，综合考虑网格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组织覆盖情况、问题解决能力、服务群众满意度等，将“四提四知”工作法的落实情况反馈到基层年度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四提四知’知识比武”、季度抽查等手段，定期检验居村党组织书记等人员对“四提四知”工作法应知应会内容的掌握情况。对于能够及时发现、上报处理重大隐患的人员，给予考核加分奖励。另一方面，S镇通过激励措施激发基层干事的工作活力。对于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居村党组织书记，择优推荐其享编进编和晋级晋升，锻造一支综合能力强的专业化基层治理队伍。对“四提四知”工作法掌握娴熟，且具有特色经验和亮点的项目，提供相应的资金扶持。在志愿服务工作中表现优异的村居和楼组，在自治金分配上给予适当倾斜，以提升基层开展群众路线的活力。

　　三、基层群众路线中的信息及其运行过程

　　群众路线是表达民意和聚合公共利益的信息过程，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独特的信息交换机制。[２８]“四提四知”工作法是基层群众路线的典型实践，建构了以基层干部为中心的信息交互过程，其中有关群众个人情况的信息是工作法的核心。其中的“提”是指掌握群众工作的方向和路径，即通过“提房知户”和“提户知人”织密群众“信息网”；“知”则是表明了群众工作的操作方法，即在“提人知事”和“提事知情”的基础上，提高应对和处置群众问题的效率。有关群众情况的信息既是开展工作的目标，也是进一步做好工作的手段。围绕信息运行的交互过程不是单向的和线性的，而是复杂而动态的交互性过程，构成了小型化的信息再生产系统。

　　（一）全覆盖、更精细的群众信息

　　群众路线要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准群众脉搏、精准服务群众，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增进与群众的深厚感情。[２９]随着国家治理广度和深度的持续拓展，个人信息更加丰富，信息的类型更加多样，具体指标也更加精细。[３０]准确把握群众的实际情况，关键是要把握个别群众的差异化需求。“四提四知”通过近距离走访直接获取房屋、住户、人员、事务、民情等一手信息，不断摸清辖区内的人、地、房、物，动态更新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标准地址等信息，特别是掌握退役军人、残疾人、贫困户等群众的家庭成员、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和利益诉求等基本情况。其中，房是空间基础，户是管理单元，人是服务对象，情是治理内容，四类信息之间紧密关联，层层递进，也相互佐证，实现了对个人的覆盖，共同绘制基层治理的清晰画像。

　　具体而言，从信息的范围到信息的类型，这种信息全覆盖都是多层次的，体现了精细化的治理思维。在镇域覆盖范围上，不管是住宅类和复合类微网格，还是单位类微网格，都配备了网格员力量，覆盖全镇36万人口；工作机制上，既有居村党组织书记等深入群众房前屋后、村头巷尾，了解居民情况，也有网格员通过巡查走访或入户访谈等正式手段，掌握居民群众的情况；从信息形式上，既有一人一档和一户一档等形式，将采集到的信息形成房态图或数据表，对不同房屋类别进行分色管理，以及时发现、上报和处置问题，也通过对数字平台进行深度挖掘梳理，实时监测和预警风险问题。全覆盖采集基础信息，可以深入摸清基层的基数和底数，也有利于跟进群众信息的变化，持续提升管理和服务的能级。

　　（二）高宽带、强抗噪的传递信息

　　作为信号传递的中介或媒介，信道不仅是信息流动的途径和载体，也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信息形态及其内容，最终决定了信息的品质和效用。群众路线的信道非常多样，具体包含了面对面的互动、线上远距离的对话和平台支撑的信息互动等，各自有着不同的带宽和抗噪性，能够处理量级不等的信息。“四提四知”的信息化过程聚焦个体单位，目标包括“全面掌握群众基本情况”、“精准对接群众服务需求”和“及时回应群众发展意愿”，这些工作通常信息体量较大，需要了解的情况更为复杂，信息的逻辑性更强，覆盖密度更高，指涉和关联的事实更多样，但内容也更零散，蕴含的“噪音”也相应增多，从而体现出更大的差异性。也就是说，这些不是简单地去搜集一条某个居民的简单的数据，而是去了解一个家庭某个问题的复杂故事，梳理某个一站式商圈日常管理方面的问题，因而具有主动升维的信息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治理是社会多方参与的治理场域，相互之间进行着密集而紧凑的互动，必然带来巨大的信息流量，需要匹配高宽带的信息通道，提高基层干部的抗干扰能力，以捕捉更加准确的信息，让信息交流更加顺畅。“四提四知”工作法以人工作业的方式了解辖区内居民的家庭成员、生活状况、思想动态等情况，就是高宽带的信息通道的重要体现。而且，基层干部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存储了语言风格、情感强度、语境线索等原始要素，避免了正式的简化机制对信息造成的语义损耗，有力提高了治理信息的保真度。基层干部通过行使信息直报权，减少中间环节的信息转述与过滤损耗，增强了信息传递的抗噪性，有效提高信息通达的效率，推动网格管理从泛化的事实认证转向将公共政策瞄准到人。[３１]跨部门的信息联动、处理与共享机制，确保信息能够同步传递至相关责任主体，避免因部门分割而造成的信息延迟现象。

　　（三）集中性、规范化的转译信息

　　社会问题是社会要素叠加的函数，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３２]基层采集的群众信息依靠基层干部个人的观察、记录、理解和转译而生产出来，具有多义性和可变性等特征。[３３]“四提四知”工作法初步收集的数据，不能直接转化为可理解、可参考的信息，而是需要通过信息的解码与编码环节，进行集中性或规范化的加工，转译为可通约或可利用的信息，最终再到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化为群众可以理解的意见。其中，群众路线的信息编码环节能够将分散、情境化的诉求与意见，经过预设的信息分类框架进行规范化的排序组合与分类管理，集中转化为适合信道传输的结构化信息。基层干部运用网格来分割空间、管控时间，对信息进行集中化的数字化编码。编码后的信息携带着非结构化的生活语言和具体情境，映射到具有共性特征的分类体系之中进行规范化的加工、转译。

　　基层干部再将收集到的基础信息集中划分为物理坐标、房屋属性等结构化信息，通过构建信息间“提”与“知”对应的逻辑链条，形成集约化、可延展的治理信息。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国家意志与群众诉求通过持续的编码与解码相互塑造、彼此贴近。通过信息的解码环节，基层干部将已编码的标准化信息转化为政策语境中可理解、可执行的治理指令。具体通过调取社区微网格动态清册等结构化信息，识别其中的高频、共性问题，形成问题清单，依托现场会、共治会以及圆桌会等机制，对标部门权责，精准定位责任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群众的具体诉求被规范化转译为政策语言，集中纳入政府治理的话语体系，推动国家与社会在语义层面逐步实现对接，形成了可检索、可统计、可复用的治理规则。

　　（四）持续化、主动性的反馈信息

　　基层群众路线的信息传输不仅是双向流动的，更是持续循环、主动干预的过程。群众信息在完成编码、转译以及最终融入政策文本后，并不意味着信息运输过程的完成。整个群众路线的信息流动是一个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过程，通过领导和群众不断互动，持续更新信息，保持信息的新鲜度。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干部通过电话回访、实地复查等跟踪反馈动作，建立健全了信息反馈机制，重新将信息带回群众中检验群众路线的有效性。由此循环往复，个体化的信息在动态的信息交换中不断演变，被充分吸纳、整合为有效信息，进而重新生成新的治理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能够准确识别群众利益、标准化搜集群众意见，动态弥补政策制定中的缺陷，从而更精准地制定政策措施。

　　在具体实践中，群众信息的有效反馈同样依赖于基层干部对信息的主动捕获。这种主动性不是被动等待群众反映，而是为了克服与基层群众间的信息鸿沟，避免因信息滞后导致的治理偏差，从而能够发现真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四提四知”工作法要求基层干部通过“一日一巡”“书记倾听岗”等制度化安排，主动深入楼栋、街区和居民家中，采集更为细节化、个体化的隐性信息，不断更新“特殊人群一览表”“安全隐患分布图”等动态化信息清册。通过建立群众评价机制，明确专人定期对问题清单进行实地走访，充分听取群众评价意见，对于评价满意的问题及时归档销号，对于评价不满意的问题持续改进工作方式，建立成效治理机制，确保能够主动、及时地掌握居村内动态民情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工作者践行群众路线不仅实现了对社情民意的精准把握，也增强了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与信任。基层干部通过持续追问、多方验证、及时修正，不断逼近真实、底层的民生诉求，从而有效提升群众信息传递的互动性与实效性。

　　四、群众路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基层是联结国家与个人的场域，基层治理更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承担着发现群众需求、提供精准服务和实现高效治理的核心使命。作为直接面向居民群众的工作领域，基层治理不仅是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更是贯彻和落实群众路线的前沿阵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要牢固树立群众思维，细致把握居民群众的实际情况，获取和利用群众有关的准确信息，找到高效解决复杂问题的治理方案。作为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形式，“四提四知”工作法以治理信息为焦点，始终瞄准关键性的治理要素，围绕人和事来设计和落实治理活动，建构了基于清晰信息的计算框架，也梳理了群众工作的知识逻辑，探索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为实现更精准有效的治理提供了可能。

　　（一）摸清了基层治理的底数

　　治理活动的基础是获取相关情况的信息，而掌握治理信息的基本路径是看见实际情况。“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基层治理中常见的难题，也是诱发或导致各种治理问题的症结。具体的问题包括不了解实际情况、管理聚焦不清楚、问题责任归属不明、管理服务不精准等。实际上，基层从来不是空洞的和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个生动而具体的个人，是一项项可清晰查点和描述的要素，是一件件可分析和可操作的具体事务。只有掌握好方方面面的情况，对相关情况进行充分的信息化，才能摸清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搞清楚居民群众的需求或问题，找到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实现更高效以及有效的治理。

　　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的核心就是了解居民群众的情况，听取居民群众的诉求，摸排基层治理的底数，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需求。“四提四知”工作法从信息角度切入治理对象、过程和情境，通过广泛开展人工信息作业，直接面向一线居民进行信息采集、加工与转译，不仅关注人口、住房等静态数据，更注重收集群众意愿、发展诉求、社会关系、情境性需求等动态信息，从而形成对治理要素或治理单元的精细化画像，推动镇域内治理范围全覆盖。就此而言，“四提四知”工作法通过细致的信息分类，既贯通了治理层级，拓宽了信息的排摸范围，缩小了信息的颗粒度，尤其是可以掌握更具有问题导向或细节性分析的信息，也有效激活了居民群众参与治理的能动性，推动基层快速瞄准各种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优化和升级的重要路径。

　　（二）推动了治理知识的再生产

　　基层治理既是信息持续交互的过程，更是知识再生产的过程，构成了治国理政的信息再生产的基础环节。[３４]知识来源于信息，且是信息重要的子集。[３５]群众路线不仅通过现有的信息判断情况、作出选择、采取行动，更运用信息的传递将治理过程及其结果等详细记录下来，生产出相应的知识，进而指导基层治理实践。具体来看，基层干部通过采集物理空间的房屋信息，明确了住户的户籍类型，细分了人员类型，串联和链接了不同种类的信息，剔除了其中非规则化信息掺杂的情感冗余与认知偏差，逐步对齐了信息的颗粒度，从而精准识别治理对象及其具体情境，形成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有关群众的信息被不断地拓展与运用，推动了治理知识的缔造与联系，形成了具有可用性、易用性以及高度匹配基层需求的治理知识，比如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获取的群租情况的信息以及与社区矫正人员打交道的能力。

　　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必须要大力推动治理创新，既要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和方法的现代化，也要推动治理价值和知识的现代化。“四提四知”工作法中基层干部通过走访或摸排等手段，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整合和转译等，一方面是系统收集人口、住房、事务、民情等基础信息，形成基层治理的台账数据，为执行和落实相关政策奠定信息基础；另一方面是广泛采集关于治理对象特殊性或情境性的情况，可以更好地部署和设计治理活动，明确治理的方向、对象与要求。这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再生产的可能性，正如“四提四知”工作法的实施方案中所写到的，要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对于已处置的群体性、普遍性问题，汲取经验，将一次解决发展为长效之治，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的效果延伸。由此推进治理知识的制度转化和机制优化，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知识支撑。

　　（三）增进了治理过程的可见性

　　治理过程的可见性是实现基层精准治理的前提，不仅要求治理活动具备清晰的行动边界与权责划分，更依赖于信息流转的可追溯性与责任的可落实性，从而实现群众问题的精准识别、需求的准确定位，为治理决策和行动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目前，基层治理面临信息采集不全面、流转环节存在“黑箱”、责任归属模糊等困境，现代化的基层治理对信息的可见性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治理过程需要具备透明度，推动群众能够清晰了解政策执行、资源配置与问题处理的路径。另一方面，信息需要具备结构化、可操作的特征，用以支撑精细化、动态化的治理实践。群众路线通过信息的采集、筛选及解读等环节，不断推动管理单元的明细化、职责权限的条理化、管理要素的信息化、信息形式的可视化、信息利用的精准化以及管理工具的标准化，[３６]从而提高了治理过程的透明度、可追溯性与响应速度。如此一来，群众也能够清楚掌握自身诉求的流转路径与责任主体，进而提升对基层治理体系的认同感与信任度。

　　具体来看，“四提四知”工作法在基层开展信息作业的过程中，通过干部下沉、面对面交流等互动形式，广泛采集包括人口结构、居住情况、群众意愿、发展诉求等静动态信息，对各类群众信息进行空间化标记、分类分级以及结构化处理，主动锚定治理行为的可见内容与范围，决定了哪些信息能进入治理视野。在此基础上，基层干部依据政策要求与治理重点，对信息进行焦点提取与优先级划分，明确了资源投入与响应次序，建立了分级处置与优先响应机制，实现了对基层治理对象与治理情境的精细化画像。在这一过程中，群众路线通过对治理要素的规范与锁定，提高了基层治理过程的可见性，进而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的关口前移与重心下移，打开了以往治理过程存在的“黑箱”，也让基层治理过程更加井然有序，治理的精准度不断提升，治理失灵或失败得以避免。

　　（四）塑造了互信的干群关系

　　互信的干群关系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这种信任关系的塑造不仅是推动政策执行顺畅、治理目标达成的关键，更是凝聚基层治理合力、降低协商成本的路径。从传统治理结构来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遵循科层制运行逻辑，通常在封闭系统内处理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实，信息的采集、加工与处理主要由组织内部完成，导致治理过程往往是模糊的、不可见的。这种天然的封闭性容易造成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分歧，进而产生误解、猜疑甚至对立的情绪。现代化的基层治理要求打破单向、封闭的信息传递模式，通过双向互动共同生产出可信的政策成果，进而确立治理共识，塑造互信的干群关系。群众路线通过重新建构干部与群众的身份认知与相互关系，增强了双方信息获取与运用能力，在持续的信息互动中不断协商、调适以及重构彼此的角色与期望，从而能够推动形成共识性的政策结果。

　　人民群众不仅仅是被观察对象，更是推动基层治理实现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群众路线通过基层干部直接开展面对面的信息互动，有效预防了问题的累积与信任的流失。“四提四知”工作法要求基层干部与群众在社区公共空间及家庭等具体的治理情境中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借助语气、表情和肢体语言等身体性的交流方式，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增强干群的情感连接与治理认同。一方面，居民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通过观察基层干部如何筛选和处理信息，学习如何更精准、理性地表达自身诉求，化解对信息采集的抵触情绪，提高自身信息的可采纳性，激发群众的民主精神与自主性、创新性，增强治理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基层干部通过整合政策资源以及优化人员配置，将治理的内容从对人的简单认证拓展至对事的复杂认证，精准识别其中的共性痛点，以组团多元化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推动共识型决策的生成。这种政策结果的生成基于共同的治理经历，综合了双方的意见，重塑了干群之间的身份认同与协作预期，在不断协商与调适中逐步构建出稳固、互信的关系结构，推动基层政策的制定更加符合民意，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内生动力。

　　五、结论和进一步思考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在国家治理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功能。在信息时代，群众路线的内涵逐渐丰富，围绕信息活动形成了很多创新形式，生动展现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信息机理。作为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S镇“四提四知”工作法瞄准了基层差异化的信息特征与分布，主动采集弥散在社会当中的治理信息，通过主动地贴近群众，弥补了科层制下标准化数据的细节性缺陷。通过缔造紧密的联系，“四提四知”工作法促进了不同信息种类之间的串联和链接，实现了信息的结构化存储、整合与调用，激活了群众参与的主体性，推动了治理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也表明，群众路线的治理效能不仅源于抽象的政治理念，更依赖于系统化的信息过程，通过信息生产、流转、转译与反馈信息实践等环节，能够让国家与社会充分联系起来，从而勾勒出双向清晰化的治理画像，不断推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在现实中，群众路线运用的场域是不同的，对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是有差别的，相应的工作要求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在决策过程中，群众路线要求领导干部通过调研走访等方式，将分散的群众转化为系统性的政策主张，追求“基数”层面的清晰化，通过不断地深入群众，将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而在政策执行当中，群众路线则要求基层干部创新方法，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意识，更加聚焦“底数”层面的信息补充，通过细化信息的颗粒度，瞄准科层统计难以覆盖的细节性事实，不断推动政策落地，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但总体而言，无论是领导干部的群众路线还是基层干部的群众路线，都蕴含着共通性的信息机理，核心是通过构建高分辨率、低噪声的在地化沟通系统，将顶层设计的政策逻辑与基层治理的技术逻辑适配起来，减少因各类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治理熵值的最小化。

　　从操作层面看，群众路线的信息机理不同于科层式的信息生产机制，塑造了逆科层化的信息生产机制。在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的实体论国家传统中，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关键是依托科层制及其程序和文书系统，建立了组织严密的信息收集、传递和运用体系。[３７]从信息特征上看，这种科层式的信息治理系统形成了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信息采集规则，打造了清晰的信息传递路径，形成了权责清晰的信息处理过程，但由于层级区隔和部门分割，也面临着信息互动效率低下、信息传递失真和信息过滤扭曲等问题。相比之下，群众路线是一种逆向的、由信息驱动的政治参与模式，突破了西方民主理论中公民的被动等待参与，强调决策者主动地深入群众，而非坐等群众的参与，打破了传统科层体系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流动模式，又绕过了中间层级的干扰，更加注重基层信息的直接采集与反馈，促进了信息的双向流动，保留了信息的关键细节，弥补了科层制下标准化数据的细节性缺陷，凸显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此外，群众路线的信息互动为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窗口，[３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既带来了治理挑战，也蕴含着治理智慧。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也是国家主导的管理活动和服务项目的目标指向。中国的治国理政并非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元分立的运行逻辑，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政党、国家与社会三方的持续互动与协同治理而实现的。长期以来，群众路线作为一种领导办法与工作方式，已逐步发展成为实现善治的关键治理技术，体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体验感和效能感。正是在持续的信息交流与流动中，群众路线借助具体的信息运行机制，将复杂而抽象的社会转化为具体的群众，从而构建了党群关系的深层联结机制，[３９]塑造了社会理解国家的微观场域。

　　注释  

　　[１]王天恩：《信息及其基本特性的当代开显》，《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２]韩志明、贺晶晶：《使国家治理运行起来——“摸清底数”的信息属性及其技术优势》，《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4期。

　　[３][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页。

　　[４]Thomas Brambor, Agustín Goenaga, Johannes Lindvall, et al., “The Lay of the Land,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the Modern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3, no.2, 2020, pp.175-213.

　　[５]金德楠：《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历程、主要经验和现实启示》，《社会科学家》2024年第6期。

　　[６]吴佳：《“群众路线”与中国之治的方法论》，《岳麓公共治理》2024年第2期。

　　[７]何得桂、李想：《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群众路线视角的探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８]曹海军、沈博仟：《“枫桥经验”数智创新：技术平台与群众路线的融合机制研究——以Y市“政务热线+网格”模式为例》，《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９]吴冠军：《重新激活“群众路线”的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与如何》，《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6期。

　　[１０]孔凡义：《群众路线：一种新型民主治理模式》，《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１１]孟天广、田栋：《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分析与经验发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3期。

　　[１２]陈明明：《发展逻辑与政治学的再阐释：当代中国政府原理》，《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１３]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学习月刊》2009年第23期。

　　[１４]Marc Blecher, “Consensual Politics in Rural Chinese Communities, Mass Line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Modern China, vol.5, no.2, 1975, pp.105-126.

　　[１５]孔凡义：《群众路线：一种新型民主治理模式》，《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１６]Richard M. Pfeffer,“Leaders and Masses,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1, no.1, 1973, pp.157-174.

　　[１７]鲍中义：《网络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１８]陈然、李宗义：《智能算法时代群众路线重塑的现实挑战与实践理路》，《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

　　[１９]邓岩：《“互联网+群众路线”的内涵与践行进路——以社会资本为分析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

　　[２０]黄敏璇、孟天广：《从群众路线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２１]赵洁、荆学民：《“群众路线”的政治传播意蕴新解》，《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２２]韩志明：《跨越信息不对称的陷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息维度》，《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２３]文宏：《群众工作方法：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理论阐释》，《社会政策研究》2025年第3期。

　　[２４]孟天广：《信息政治学：理解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4日第4版。

　　[２５]汪仕凯：《“新群众”和“老传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群众路线》，《探索》2020年第2期。

　　[２６]Claude E. Shannon,Warren Weave,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pp.6-7.

　　[２７]车致新：《“历史”的历史化——基特勒之后的香农与福柯》，《国外文学》2019年第1期。

　　[２８]黄敏璇、孟天广：《从群众路线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２９]习近平：《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人民日报》2023年7月1日第1版。

　　[３０]韩志明、马敏：《清晰与模糊的张力及其调适——以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中心》，《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

　　[３１]张现洪：《清晰化技术认证情境下基层适配型治理》，《理论与改革》2025年第1期。

　　[３２]何艳玲、宋锴业：《社会治理的国家逻辑：基于警务改革史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３３]杜月：《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３４]韩志明、李春生：《不规则的信息及其治理逻辑——以“摸清底数”实践为中心的分析》，《管理世界》2024年第1期。

　　[３５]黄璜：《数字政府的概念结构：信息能力、数据流动与知识应用——兼论DIKW模型与IDK原则》，《学海》2018年第4期。

　　[３６]韩志明：《城市治理的清晰化及其限制——以网格化管理为中心的分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

　　[３７][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095-1097页。

　　[３８]汪仕凯：《“新群众”和“老传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群众路线》，《探索》2020年第2期。

　　[３９]肖滨：《群众路线：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善治之道》，《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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