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伟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 要]  数量巨大且仍在持续增加的民国地图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领域发掘的资料宝库，在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先行实践与数字人文迅速普及的影响下，已涌现诸多研究成果，并对中国历史相关问题研究的推进起到积极作用。既有研究已探索出利用这些具有实测基础的地图资料的有效方法与技术手段，在土地数字、土地利用变迁、城市空间形态、城市人口、城市体系、基层市场网络等方面已取得较大的研究进展。未来需要加强地图测绘过程及其参考资料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从单一地图史料的利用走向多源地图史料的综合利用，继续探索出适用不同研究对象的空间分析方法，从而推动相关史学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数字人文 地籍图 地形图 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计算机技术、大数据以及自然科学的思路与方法逐渐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涌现出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已渐成燎原之势。以GIS技术为支撑的“空间综合人文社会科学”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１]历史地理信息化作为这一研究趋势较早的实践者，近20多年来已取得丰硕成果，[２]为中国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促成了文献、地图等多元史料的综合利用。[３]关于古旧地图的研究与利用已有诸多探索，数据化地图辅助中国历史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绩。[４]

　　近代中国的地图测绘经历了一个由表现形式多样但相对缺乏准确性的传统舆图，向以强调准确性、利用西方“科学”的测绘技术进行地图测绘的近代地图的“科学化”转型过程。[５]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聚焦于单幅地图、地图谱系与地图学史书写，以地图作为史料的研究，尚停留在单幅或系列地图的图面内容，将地图视为一种主观表达，从而揭示其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源流及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为未来研究的重点。[６]与此相比，近代地图由于其“科学化”的测绘基础，以图面地理要素作为史料的研究几乎贯穿始终，成为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的主要方向。不过民国时期的地图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目前所见当仅为冰山一角。

　　目前所知民国地图数量最多与最集中的收藏地为中国台湾，其数字化整理工作已持续20多年，已开放网络检索的地图即已超过70万幅。[７]海外各大公藏机构也有数量不少的收藏。至于大陆地区的收藏数量，从近年各地专业图书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披露的馆藏民国地图资料情况来看，总体规模亦十分可观，如江苏地矿局图书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山西省测绘资料档案馆、陕西省测绘资料档案馆等，均藏有不少民国大比例尺地形图，数字化整理工作亦在进行中。[８]鉴于目前研究中利用的民国地图主要集中于地籍图与大比例尺地形图，本文将以这两种地图为中心，梳理其来源、收藏以及研究利用情况，同时兼及其他类型的民国地图。

　　一、民国地籍图及其研究进展

　　（一）民国地籍图的来源及收藏概况

　　地籍图为工程地图里的土地测绘图，是地籍测量的产物，是地图中外表最简单的一种，所包含的要素仅为户地、道路、河流及行政区划的境界，重点在户地的界址与面积，其余内容多以文字表达，其比例尺规定为1∶500至1∶1万不等，[９]一般城市地区地籍图的比例尺为1∶500，农村地区多为1∶2000或以下。

　　中国的地籍测绘早在宋代即已出现，明清延续，形成鱼鳞图册制度，[１０]其后的发展则形成三个虽有差别，但均反映从传统鱼鳞图到现代地籍图的发展脉络。其一是中国自身的脉络。在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动荡中，东南诸省的鱼鳞图册大多被毁，造成民国时期的地籍混乱，土地纠纷不断，对国民政府的田赋征收造成极大影响，故当时就有整理田赋的计划。而要整理田赋，必先整理土地（地籍）。在国民政府看来，进行地籍测量与土地登记，从而形成完善的地籍图册，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治本之法。[１１]其二是通商口岸租界道契地图的脉络。开埠通商之后，在1847—1930年间，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道契（Title Deed）的由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人的地契，这些道契往往附有产权地图。以上海道契为例，1854年《上海土地章程》第二条规定，“凡欲向华人买房租地，须将该地绘图注明四址亩数，禀报该国领事官。”[１２]早期道契地图的测绘与传统鱼鳞图关系密切，所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测绘技术及计算方法。后来计算方法虽有所改进，但仍保持传统测量方法。1900年之后，道契测量与地籍测量方才统一，道契地图的测绘开始采用现代测绘技术进行。[１３]其三是中国台湾“台湾堡图”的脉络。日本1895年占领台湾后，于1898年开始在台湾进行1∶2000至1∶600的地籍图测绘，该测绘以刘铭传的清丈图为基础，加上现代的三角与高程测量，精度大为提高，最终缩绘成1∶2万的“台湾堡图”。[１４]

　　就中国自身的脉络而言，早在清末即已出现采用现代测绘技术所进行的地籍测量，较大规模的测量则要到1930年《土地法》等相应法规颁布之后，尤其是1933年将地籍测量的计划列入国民政府第二个“十年计划”之中，即《全国陆地测量十年计划（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八年）》。抗战爆发前的测量完成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城市与乡村同步进行，抗战爆发后则转移至大后方，且主要以城市户地测量为主，至1948年各省已测面积占全省面积超过10%的省份有浙江、江西、江苏三省，重庆、天津、广州三市有超过50%的完成度，北京、上海、南京亦有30%左右的完成度。尽管就全国而言，总体测量完成度微乎其微，但测量完成总量也超过2亿亩，分布广泛，全部或大部完成的县并不在少数。[１５]这些地籍图中，除台湾堡图相对集中外，[１６]其余地区的地籍图均处于零散未整理的状态，根据目前公开出版以及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能够确定的具有地籍图的地区简述如下。

　　江苏省句容市。1935年，句容县开始遵照江苏省的土地测量计划进行土地测量，完成全县图根测量（小三角测量）及部分完成细部图根测量（导线测量），并于1937年初开始地籍测量，完成测量面积154万亩，绘制成比例尺1∶2000至1∶500地籍原图540幅。抗战爆发后，江苏省沦陷各县多将贵重仪器及重要图籍集中于省城运往重庆，8年辗转，图籍遗失、损坏不在少数。1946年，江苏省地政局恢复各项地政业务，补办地籍整理。至1948年，句容县进行地籍补测5万余亩。[１７]现句容市档案馆藏有500多幅民国时期地籍原图，其中有34幅1∶500的县城华阳镇地籍图，为1948年所进行的补测补绘，其余为1∶2000的乡村地籍图。

　　江苏省南京市。1936年，南京耗时近8年完成地籍测量，共绘制总图1幅、区地籍分幅总图8幅、地籍图347幅、地籍分户图32000余幅，其中地籍图比例尺为1∶1000与1∶2000，地籍分户图比例尺更大，为1∶50、1∶100与1∶200三种。[１８]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时带走部分，现藏于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在“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中可检索到348幅。

　　浙江省杭州市。1934年，杭州市、杭县地籍测量全部完成，共绘制1∶5万杭市县地籍总图1幅，1∶4万至1∶5000区地籍分幅总图12幅，1∶5000、1∶1万乡镇一览图184幅，1∶4000至1∶500地籍图5113幅。[１９]2008年，杭州市档案馆编辑出版《杭州都图地图集（1931—1934）》，收录其中的乡镇一览图，2018年又出版《杭州都图地图集（续编）》，收录萧山县192幅乡镇一览图。[２０]此外，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有《地籍清丈原图》《实测户地图》《地籍一览表》《地价册》等与之配套的资料。[２１]

　　上海市。开埠通商后崛起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具有其特殊性，华界与租界自成系统。租界的道契地产地图与其后的地籍图目前所见较少，《上海道契》出版时并未将每份道契所附的地产地图完全收录。而其后实测的地籍图，能见到的有公共租界19个年份57幅，法租界12幅总图。[２２]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上海市土地局成立后，开始对全市进行地籍整理工作，抗战前共完成50余万亩土地的地籍测量，沪南等9区全部测量完成，[２３]其中沪南区的地籍图册由上海土地局于1933年与1935年分别编制完成。[２４]

　　广东省汕头市。1921年汕头成立市政厅后，在广东省民政厅的主持下进行地籍测量，至1933年测绘完成502幅地籍图，其中市内125幅比例尺为1∶500。目前汕头市房地产档案馆藏有208幅复制品，为1950年至1951年2月汕头市建设局地政科为配合税局查丈房地产面积而复制，与之相配套的有1950年代的房地产登记卡片。[２５]

　　湖南省。1929年，湖南省设立地方自治筹备处，着手准备地籍测量事宜。1932年，该省财政厅设立第五科，主管全省地政工作，下设三个清丈田亩测量队，并正式开始测量全省地籍。[２６]至1935年底，完成常德、汉寿等9个县的小三角测量，其中常德、汉寿、沅江、南县4县已完成3/4以上的户地测量。[２７]至1945年，湖南全省地籍测量共施测基线8条，天文点6个，三角点3453个，干导线点40.9250万个，交会点3048个，户地测量近735万亩，绘制1∶1000、1∶2000户地图19409幅，地籍公布图46298幅，区地籍图50幅。[２８]1947年，湖南省地政局编印四开本《湖南省各县市重要城镇地籍一览图》，石版彩色印刷，包括比例尺为1∶150万的湖南省全图、湖南省行政区域图，以及比例尺为1∶5万至1∶1500不等的各县市城镇地籍图，共计91幅。[２９]

　　此外，根据一些文章的披露，广州市存有近万幅户地图；[３０]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藏有1045幅纸质户地图；[３１]宁夏存有近万幅比例尺为1∶1万至1∶500不等的地籍原图、公布图和一览图等图资，[３２]且有近30册的地籍册已公开出版。[３３]

　　可以肯定，上述所列举仅仅为冰山一角，尚有未知数量的地籍图正静静地躺在某个档案馆或其他公藏机构中，等待学者的发掘。

　　（二）民国地籍图的研究与利用

　　由于涉及土地问题，鱼鳞图册很早就受到中外史学界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浙江汤溪县与兰溪县鱼鳞图册的发现、整理与出版，负责整理工作的浙江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又产出了一批最新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土地问题亦为学界关注热点，众多研究中对于当时被国民政府当作“治本之法”的地籍测量亦有所关涉。对于采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地籍图，真正进入学界视野则迟至本世纪。2006—2009年，在日本大阪大学片山刚教授主编的《近代东亚土地调查事业研究通讯》第1—4号上陆续刊登日本学者在江南、珠江三角洲、台湾等地田野考察时发现的近代土地调查相关资料，较为集中地披露了浙江、台湾及南京等地的地籍图资料，并于2017年正式结集出版。[３４]2008年，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在“江南生态环境史研讨会”上介绍了青浦县两幅1∶1000地籍图，并提出了一些研究设想。[３５]2010年，牟振宇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相当篇幅对新发现上海法租界地籍图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并以道契和地籍图资料为核心，复原了法租界城市化之前的乡村景观及城市化后的洋人地产分布；[３６]江伟涛同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以江苏省句容县城的34幅1∶500地籍图为核心资料，在对地籍图进行信息提取与分析的基础上，从土地利用的角度考察民国句容县城的城市形态，并对民国时期的地籍测量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３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不过总体上尚不成气候。[３８]

　　从问题意识来看，具体研究主要集中于三点。其一，地籍图本身的研究，即从制度层面梳理清楚地籍图的来源、流变以及测绘的技术、方法和过程等，从技术层面评估其精确性。大多数以地籍图为史料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对此有所涉及，在租界地籍图这一脉络中，牟振宇的系列研究已基本勾勒出从传统鱼鳞图册到道契地产地图再到地籍图册的转型，并从制度层面揭示出道契土地数字逐渐精确的过程。[３９]孔翠芳对民国杭县的土地整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指出杭县从土地陈报转向地籍测量的原因与过程。[４０]但总体而言，由于资料的限制，在从传统鱼鳞图册到现代地籍图册的转型中，目前的研究尚未能揭示出具体的历史脉络。

　　其二，土地数字、土地利用与地权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传统时期的土地数字是与土地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自梁方仲和何炳棣的开拓性研究后，其纳税单位的性质已被普遍接受。在历史时期土地利用的相关研究中，一般以赋税资料等作为代用资料进行诸如“折亩”的考察折算，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类研究缺乏估算结果准确性的评估验证，地籍图所提供的各类型土地数字正是不可多得可供验证的小区域精确数据。江伟涛利用民国杭州、杭县、平湖三地的测量数据初步考察民国各种来源的土地数字的性质，指出地籍测量的数据应成为评估其他土地调查资料误差及重建此地土地数据最重要的断面基准数据，同时土地陈报的数据可能需要重新认识。[４１]此外，杭市县地籍图册的利用较为充分，袁国伟利用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收藏的杭县地籍一览表、杭县户地印图和地价册等地籍图册资料，从地块的分布和大小来讨论民国杭县农村地区土地利用和农业种植的合理性。[４２]董建波通过杭县地籍图册中的地籍册和地价册发现杭县地权配置和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并讨论造成这种“动态稳定”的多重制约因素。[４３]

　　总体而言，研究尚不充分，而且这些问题是接续传统土地问题研究的脉络，与鱼鳞图册研究的关注点具有相当程度重合。在两种资料披露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探讨两者的关系，梳理从传统鱼鳞图册到现代地籍图册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这几种资料的加持下，能够构建传统鱼鳞图册数字—土地陈报数字—地籍测量数字的相对完整序列，对于揭示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土地数字的性质、土地制度乃至土地利用格局的变迁均具有重要意义，十分令人期待。

　　其三，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在以地籍图为代表的高精度近代地图的支持下，目前的城市形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走出“陌生的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取得较大的研究进展。牟振宇首先复原了上海法租界从乡村景观向洋人地产景观变迁的城市化空间过程，[４４]结合地价资料复原法租界的地价时空演变过程，揭示在人口增长和资本聚集的影响下上海地价上涨的三种模式，[４５]然后又聚焦于公共租界，细致分析1843—1943年百年间的公共租界中、西、北、东区的城市化、土地空间形态与地价的时空变迁。[４６]最新的研究则对此进行统合，通过复原1843—1941年间整个上海租界地区（包括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道契册地”空间扩展过程，并基于农田转化为“道契册地”实为城市化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开始的实际，以此揭示上海租界地区在公私资本推动下的城市化空间生产过程。[４７]江伟涛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分析民国句容县城功能分区，试图以此为个案揭示出传统时期中小城市的若干城市形态特征，即城墙以内拥有一定比例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城市内部各功能虽有分区但并不明显，尤其是商业区和居民住宅区无法截然区分。[４８]薛梦姣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借鉴康泽恩城市形态学理论，从街道、地块、建筑三个方面分析南京市颐和路公馆区的空间形态，探讨民国《首都计划》的执行情况。[４９]谢湜、欧阳琳浩基于地籍图与房地产档案、《汕头指南》以及侨批业同业公会等文献资料，复原民国时期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民国汕头的城市商业地理。[５０]在他们的最新研究中，则结合房地产卡片、已撤还侨房产权登记表等反映1949年以前汕头市区侨资房地产情况的资料，探讨不同地区的海外移民与汕头城市发展的关系，及其在汕头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空间响应。[５１]杨洵奕等利用《湖南省各县市重要城镇地籍一览图》中172个城镇用地数据，探讨民国时期湖南省城镇用地面积与城镇人口之间的关系。[５２]上海、南京、汕头的空间形态研究已将研究精度推进至地块级别。此外，汕头的研究在保持精度的同时，对于历史与人文因素尤为关注，强调人群及其活动在城市空间形态形塑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十分值得后续研究借鉴。[５３]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目前研究所涉及到的城市还太少，即使是已有研究涉及的南京，其拥有较为完整地籍图资料，但目前研究却仅限于颐和路公馆区。其余城市，尤其是明确拥有地籍图资料的杭州、广州等城市的研究都十分令人期待。另一方面，由于地籍图资料的特性，只能反映测绘时间点的情况，上述除上海以外的研究基本上只能反映所研究城市某一时间断面静态的城市形态。未来的研究亦应结合其他资料，进行城市形态的历史变迁研究。这一点，钟翀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十分值得借鉴。他们系统利用近代大比例尺城市地图与地形图，对近代江南地区治所城市内部空间进行细致复原，在此基础上以聚落形态发生学理论为指导，选取适量样本，通过类型化与进化阶序分析，以逆推较早时代的城市内部空间形态。[５４]张珮与徐建平的研究借鉴此方法，依据不同时期宁波城厢的大比例尺地图，复原河渠路网改造的细节，揭示不同时间断面下的城市路网形态。[５５]

　　二、民国地形图及其研究进展

　　（一）民国地形图的来源及收藏概况

　　民国地形图比例尺主要有1∶1万、1∶2.5万、1∶5万和1∶10万、1∶20万、1∶30万等几种，前三种为采用现代测绘技术进行实际测绘的地图，1∶10万以下比例尺是以前三种为底图，辅之以其他勘测调查方法进行测绘的地形图，又称“民国图”“勘测调查图”。[５６]

　　民国时期的地形图测绘主要集中在1916—1925和1930—1939两个“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至1929年，1∶5万测图完成面积不足全国面积的10%，仅有江苏、浙江、山西三省全部完成测绘，其余省份因经费、人员等原因时测时断。1∶10万的测图则约完成全国面积的50%，[５７]测绘完成的1∶5万地形图采用不按经纬度分幅的“旧图廓”。[５８]第二个“十年计划”兼顾民用的地籍测量，实施以大地测量为地形测图的依据，并规定了统一测量方式，采用兰勃氏投影，改用全国1∶5万新图廓，测绘完成的地形图较之前精良，但由于不久就受到抗战的影响，成图数量也不理想，1934—1946年，仅完成西南、西北各省区1∶5万新图廓图1781幅，连同以前旧图廓图5987幅，共计7768幅，测图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25%。[５９]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时，将自身收藏的各种地图几乎全数带走。由于其早期对军用地图的管理较为宽松，机构及私人购买、收藏不在少数，后来随着日本侵华意图的展现，盗买军用地图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36年起，参谋本部及军令部逐渐收紧了军用地图供给，[６０]但实际已流出不少。日本侵华时对所占领地区大比例尺地图的收集、盗测、盗绘与盗印又生产了一批地形图。此外，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接受美国陆军部的提议，与美方合作采用航空测量绘制中国地图，双方在重庆成立“中美合作航空测量队”，隶属国民政府军令部第四厅。在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间，由美国主持对大半个中国领土进行了航空摄影，中方则主要负责地面控制测量与调绘。而后的内业测图及印刷转移至美国进行，国民政府几乎将中国所有的大地测量成果和各种地形图资料运往美国。美国采用中国的上述测绘成果及美国陆军制图局已有的中国测绘资料，绘制广东（L781）、浙江（L782）、福建（L783）、江苏（L784）、安徽（L785）、湖南（L786）、江西（L787）、广西（L788）、贵州（L780）、台湾（L792）、河北（L731）、河南（L732）、山东（L733）等省的1∶5万地形图2000多幅，并据此编制了1∶25万地形图、1∶100万舆图和航图，[６１]故现在民国各类地图存量丰富，主要分布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和美国。其中中国大陆的收藏较为分散，到目前为止尚未组织力量对这些地图进行收集整理，存量未知。日本国内所藏，以战前非法购买及战时盗测、盗绘、盗印的地形图为主，目前已有相当部分由日本科学书院先后出版。[６２]

　　中国台湾所收藏的民国地图最为丰富，也更为集中。近年来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实行“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将收集、整理、数字化这些地图纳入到该计划中，至今已完成若干个历史地图资料库，并已陆续开放，计有“‘内政部’典藏地图数位化影像制作项目计划”“‘中研院’近史所典藏地图数位化影像制作项目计划”“‘国防部’典藏地图数位化影像制作项目计划”（即“飞远项目”）、“‘中央研究院’与‘国防部’第401厂执行历史地图数位典藏项目”（“广惠项目”），分别电子化完成民国地图30353幅、15102幅、12456幅、45402幅。另外，日本科学书院较早出版的3套地图集成以及柏书房198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都市地图集成》共计6640幅图也已完成电子化并提供查询服务。[６３]其中“内政部”图书馆所收藏各省地形图达2万余幅，“近史所”档案馆所收藏的地形图涵盖25个省份达9781幅，“国防部”的联勤401厂收藏了大量日治时期日制地图、美军地图等历史地图史料，累计数量超过数万幅，“飞远项目”的1万多幅图主要为大陆地区1900—1950年代各种地形图，[６４]“广惠项目”4万多幅地图从开放的查询情况看亦属此类。

　　（二）民国地形图的研究与利用

　　对于民国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利用，美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即有所涉及，如章生道（Sen-Dou Chang）在讨论晚清中国治所城市的城内面积时就使用了1∶2.5万和1∶5万中国地形图，[６５]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在讨论南京城墙的长度时亦使用了大比例尺地形图，[６６]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他著名的关于中国中心地的资料汇编里虽然未将大比例尺地形图列入，但他在进行中国几大区域中心地的空间分析时，所使用的工作地图实际上即为美军大比例尺中国地形图。[６７]2000年，王钧等即已关注到北京地区的大比例尺民国地图，并在进行初步梳理介绍的基础上就后续的技术处理与专题应用提出初步设想。[６８]其后，范毅军在关于江南市镇研究中引入GIS技术，虽未直接以大比例尺地形图为基本资料，但却借助1∶5万地形图来定位从地方志中整理出来的市镇，以防止重复统计。[６９]

　　随着台湾“数字典藏计划”及其后的“地图与遥测影像数字典藏计划”的启动与持续推进，民国时期大量的地图资料得以整理并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成为许多研究的辅助资料。而随着GIS技术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其后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兴起，大比例尺地形图的系统利用成为可能。以GIS软件为工具，提取图面相关信息作为基本史料的研究开始出现。

　　基于自然地物的历史河流地貌研究。河流水道的变迁复原是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研究往往以单一大江大河干流水道复原为主，空间分辨率亦显不足。2005年，满志敏提出将当代的遥感高程数据等资料引入水道变迁复原以提高研究精度，以及研究从单一水道变迁向区域水系格局变迁转变的研究设想。[７０]随后，在引入遥感数据、当代实测地图、民国实测地图等新资料的研究实践中，满志敏及其团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分别对黄河京东故道流路、[７１]云南嘉丽泽、[７２]新疆博斯腾湖、[７３]江苏高宝诸湖、[７４]上海淀泖湖荡群[７５]的演变进行高精度复原，成为高精度历史河流地貌研究的范式。在区域性水系格局演变的研究实践中，满志敏、潘威首先进行方法论的探讨，他们在以上海青浦区为例的关于河网密度、湖泊面积变迁的研究中，以1918年和1978年的1∶5万地形图为核心史料，提取地形图中的河流水系数据，并在格网体系中进行历史数据标准化，证明了利用大比例尺地形图进行河网密度格网化重建的可行性，[７６]其后将研究区域扩展至整个上海地区。[７７]潘威先后指导学生以相同的方法完成珠江三角洲、江汉平原与新疆的河网结构重建工作。[７８]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中，其核心资料又增加了大比例尺的1∶2.5万地形图及中比例尺的美军1∶25万中国地形图，在新疆的研究中则增加了中比例尺的1∶30万地形图。此外有研究者以民国地形图为核心数据之一探讨鄱阳湖、江汉平原的湿地景观格局演变。[７９]

　　基于面积数据的区域尺度土地利用变迁研究。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有四个适用于全球尺度研究的全球数据集公开发布，但对于区域尺度研究，数据的精度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８０]大比例尺民国地图资料的引入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城市面积的扩张、城镇用地的估算与复原、小区域全要素土地利用变化的复原几个方面。尹昌应等利用1842—1954年间多幅大比例尺地图复原晚清以来上海建成区边界的扩张过程。[８１]李爽、张晓虹综合利用近代城市地图、民国大比例尺地形图、解密卫星影像、遥感数据等多源多精度空间数据，复原上海开埠以来城市空间发展的演变历程。[８２]万智巍及其研究团队在1∶5万地形图中提取江西省县级以上城市的面积，以此分析民国时期江西省的土地城市化水平；[８３]而后将研究区域扩展至全国17省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体系的特征。[８４]白淑英、杨园园等在百年县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中，利用民国时期1∶5万、1∶10万地形图，分别重建1930年代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省镇赉县的土地利用格局，而后结合当代大比例尺地形图、遥感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等多源空间数据分析该县百年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８５]万智巍等利用民国江西省清江县1∶5万地形图重建该地区民国时期的全要素土地利用格局。[８６]冯莹莹等利用民国广东省梅江流域1∶5万地形图重建该地区民国时期的土地利用格局，而后结合当代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其时空演变历程。[８７]

　　基于居住地的历史城乡聚落研究。城市与乡村，包括介于两者之间的市镇的识别界定，是历史城乡聚落研究的基础性与关键性问题。如何摆脱以往以行政等级或人口规模的单一界定标准，成为推进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目前利用民国地形图资料的相关研究尚未突破此点，仍停留在以传统的县级以上治所为城市进行提取城市聚落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分析。[８８]江伟涛的研究试图突破此点，其以1∶10万地形图中的“真形”聚落居住地为城市，符号标注的聚落居住地为市镇与乡村，对近代江南地区的城乡结构进行考察，进而以人口密度的方式估算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人口。[８９]这一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未对1∶10万地形图的聚落标注符号进行考察，以明确不同标注形式的实质的情况下，这一研究的结论尚需进行验证。如后所述王哲等在全国尺度上以邮政网点作为分析城市体系与基层市场网络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不过在区域尺度上尚待研究精度的提高。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精度与深度尚无法对历史城乡聚落研究形成有效推动。

　　从以上所列研究可以看出，除了利用1∶10万地形图的研究区域较大外，利用更大比例尺地形图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县域尺度或单个城市，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地形图的比例尺较地籍图小许多，但由于区域覆盖面更广、完成度更高，留存数量远大于地籍图，从而使得工作量十分巨大。目前的工作从图形配准、校正到各类地理要素的提取，均依赖人工操作。人工提取效率较低导致数据生产周期漫长，同时人工操作过程中的主观性又使得数据质量具有不确定性，这成为制约利用地形图进行研究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支持下的自动化技术开始进入部分学者的视野，柴宝惠基于机器学习和图像形态学对近代上海彩色地形图中地表水体信息的自动化提取进行探索，[９０]杨绪红等利用美军1∶25万中国地形图中林地要素颜色差异明显、清晰可辨的特征，基于GIS软件监督分类功能探索林地信息的自动提取，[９１]李爽探索对民国1∶5万地形图的批量配准，[９２]潘威以要素种类较少、色彩单一的“近代水利图”为实验对象，探索历史水体信息自动化提取方案。[９３]这些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有望形成近代地图资料利用的全新范式。

　　此外，尚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即对这些地形图本身的研究。既有研究基本聚焦于图面地理要素的提取，对于这些种类、来源、时间各异的地形图的测量、制图过程、参考资料等基本情况尚未完全揭示清楚。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的制约作用将逐渐显现，例如多数地图的测量、绘制、印刷出版时间并不一致甚至不清晰，有些甚至相差很久，那么该以哪个时间作为地图上所反映地理要素的时间？再如这些地图或是实测，或是根据实测地图缩绘，此外图面上的人文地理要素（如城乡聚落、土地利用类型、道路类型等）往往还需要大量的参考资料，那么这些参考资料是什么？准确性如何？是什么时期的？等等。任玉雪的研究揭示了日本科学书院版《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来自对国民政府印制地形图的窃取与改制，[９４]双静如以陕西省9套日制地形图为例，揭示了日制地图更加复杂的资料来源，[９５]杨洵奕的研究则试图揭示美军1∶25万中国地形图所反映地理要素的年代。[９６]这些最新研究均不约而同关注到此点，不过数量还太少，许多关键性问题尚有待于研究解决。

　　三、其他近代地图的研究利用概况

　　上述两类大比例尺近代地图资料的优势在于内容详实，但劣势同样明显，即图幅太多，工作量巨大，若无相关研究团队，研究往往只能局限于较小的区域内。此外，尚有根据这些大比例尺地图制作的各种中小比例尺的地形图、专题图、普通地图等，如上文提及的美军1∶25万中国大陆地形图、新疆1∶30万地形图等，在“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中也能查询到不少。这些中小比例尺地图在内容的详实程度上虽不如大比例尺地图，但胜在图幅较少，一般能够进行较大区域甚至是全国性的研究。不过目前学界对1∶100万以上，1∶10万以下的中比例尺地图的研究利用情况还较为零散，除以上提及的少部分研究外，目前较为系统的利用为张萍团队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1935年《青海省三十万分一图》的利用研究，其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提取图面的道路信息，探讨清至民国西宁到拉萨道路（青海段）的分布格局与变迁。[９７]此外有两套比例尺更小的地图颇受关注，并有较为系统的利用，一为著名的民国“申报地图”普通地图，二为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数套“邮政舆图”专题地图。

　　民国时期影响巨大的“申报地图”，即1934年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地图集有比例尺1∶1500万的政区、地文、交通总图3幅，全国性专题地图4幅，1∶200万或1∶500万的人文和地文详图44幅，以及1∶10万的重要城市市区图2幅，共计53幅地图。[９８]其中的人文详图具有完备的行政区划信息，各级政区的治所与界线均有绘出，难能可贵的是还绘出了县界。龚泽仪等提取其中各级治所城市，进行中心城市、城市群、城镇体系的分析，[９９]不过未能突破界定城市的单一行政等级标准。徐建平提取其中的行政区划要素，以之进行民国时期政区复原的依据，[１００]这一研究对于建设1934年全国县级边界具有重要意义，使CHGIS诸图层中，1934年图层的建设成为可以期待的事情。

　　1903—1936年，晚清与民国的邮政管理机构先后出版了数套邮政舆图，每套地图所覆盖地理范围（数量）和精度不一，其中中华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于1933年和1936年邮政舆图在信息的详细程度与精度等各方面都远高于之前的版本，被誉为近代中国邮政舆图，甚至是近代中国专题地图的巅峰之作。[１０１]各版本不同图幅的比例尺不一，以1936年版为例，内地省份为1∶100万，边疆省份以1∶150万为主，个别省份为1∶300万，其中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尚有1∶30万或1∶50万的附图。[１０２]目前这批中小比例尺专题地图已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王哲及其研究团队在对各版本邮政舆图配准数字化的基础上，提取图面上的邮政网点与邮路信息，先后进行基于邮政网络的近代中国邮政空间、城市体系、基层市场网络、信息传播网络、信息可达性等问题的探讨。[１０３]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其一，以邮政网点作为城市与基层市场的代用资料，对于突破城市与市镇识别的单一行政等级或人口规模标准具有积极的探索作用；其二，引入关系型数据（OD数据），使得历史时期城市体系的研究从静态的位序—规模揭示转向以交通流、信息流为中心的动态城市网络研究成为可能，对于后续利用相同类型资料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四、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对于民国地图的利用与研究，目前尚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为阶段性成果，相关的研究尚在持续推进中。以下针对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初步总结，以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一，作为一座成系统、尚待开发的资料宝库，目前所能看到的基本上是地图本身，而相关的文字资料过于分散，这导致目前以民国地图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十分不足。虽然大多数研究者在利用相应的地图资料时会有或详或略的论述，我们也能从一些地图学史、测绘史的通论性著作以及各省测绘志等新方志资料中对某些地图获取概要性的认知，但对于从主管机构、实际测绘机构、专业人才、技术标准与规范到测量的过程、地图的绘制过程、除测量数据以外的参考资料，乃至地图本身的分析等等，我们所知仍十分有限，尤其是地图的测绘过程以及成图过程中的参考资料所知甚少，这些均会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形成制约。近期的研究已关注到这一点，后续期待更多的研究对多种类型的地图进行基础性考察。

　　第二，多种地图资料的综合利用。目前多数研究者在某一项研究中均只聚焦于某一种地图资料，如地籍图，民国1∶5万、1∶10万地形图，城市地图、邮政舆图等专题地图受到相对集中的关注，这与研究尚处于初期的图幅配准、数据提取，以及与所要处理的地图及数据较多有关。当这些基础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其他类型的地图资料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目前已有部分研究对于多源、多精度空间数据的综合利用进行了有益探索，未来应成为一个研究趋势。

　　第三，民国地图的利用与研究十分依赖GIS技术，早期的方法探索与实践已取得较大成效，今后也需要将这些方法统合起来。例如对于提取的不同时期的历史数据如何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数据能够形成序列，这是当研究进入一定的深度后将要面临的问题，目前的探索与实践已表明构建一定尺度的格网体系具有可行性。而核密度等聚类分析方法、泰森多边形分析方法等也在相应的研究中得到应用。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近代地图的研究，而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也值得期待。

　　第四，作为一种新近发掘利用的史料，我们在期待新问题意识出现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期待的是既有问题意识的突破，即突破以往因为资料缺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随着近代地图资料的加入而得到解决的可能。在既有研究所聚焦的土地利用、城市形态与城乡聚落体系三个问题上，已取得相当的研究进展，后续研究的推进十分令人期待。如利用租界地籍图与各类大比例尺城市地图的城市形态研究，已将研究精度推至“地块”级别，结果令人振奋。而土地利用的研究，传统鱼鳞图册、民国地籍图册以及大比例尺地形图相结合的研究令人期待。在城乡聚落体系的研究上，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突破城市界定的单一行政等级或人口规模标准，走向基于城乡多重属性数据的城乡识别。一些探索性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十分值得借鉴与推广，但仍存在不少新研究以单一行政等级来识别城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化水平或城市体系的分析，需要引起相关研究者的警惕。

　　注释  

　　[１]陈刚：《“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２]潘威等：《GIS进入历史地理学研究10年回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潘威等：《近20年来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发展成就》，《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

　　[３]张萍：《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

　　[４]张萍、徐桂彬：《古旧地图数字化与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4期。

　　[５]成一农：《“科学主义”背景下的“被科学化”——浅析近代中国城市地图绘制的“科学化”转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６]参见成一农：《近70年来中国古地图与地图学史研究的主要进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3期。

　　[７]详见“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网址为http://map.rchss.sinica.edu.tw。

　　[８]钟华邦：《南京发现侵华日军军用地图》，《南京史志》1997年第1期；孙仁义：《湖北发现大量日军侵华军用地图》，《中国测绘报》2000年8月11日第1版；马宁：《馆藏抗日战争时期的军用地图整理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船山学刊》杂志社出版，2004年；刘晓云、张旭：《民国时期1∶50000，1∶100000地形图数字建档》，《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09年第4期；白湘兰、曾玉清：《民国时期地形图档案抢救修复与开发利用潜力探析》，《档案时空》2011年第12期；董延红等：《民国时期地形图保护与抢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测绘技术装备》2013年第1期；施小溪、王立言：《民国时期地形图叙录编纂与展示方法研究》，《兰台世界》2019年第2期。

　　[９]诸葛平：《地籍测量》，地政部地政研究委员会，1948年，第5页。

　　[１０]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在鱼鳞图册的首创地浙江省金华市，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先后在金华市档案馆和兰溪市档案馆发现436册晚清至民国时期汤溪鱼鳞图册以及746册清同治年间编造、民国时期补造的兰溪县鱼鳞图册。目前这批鱼鳞图册已整理完毕公开出版，并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参见李义敏等主编：《汤溪鱼鳞图册合集》（全15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胡铁球等主编：《兰溪鱼鳞图册合集》（全250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

　　[１１]参见江伟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籍测量及评估——兼论民国各项调查资料中的“土地数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１２]徐公肃、邱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页。

　　[１３]参见李永梅、牟振宇：《晚清上海租界地产地图的历史考察（1845—1911）》，《全球城市研究》2021年第3期；牟振宇：《晚清上海道契土地数据的再认识（1843—1911）》，《史林》2021年第4期。

　　[１４]廖泫铭：《台湾百年历史地图：台湾堡图相关图层》，台湾“中研院”数位典藏资源网（https://ndaip.sinica.edu.tw/content.jsp?option_id=2621&index_info_id=6924），2023年2月13日查阅。

　　[１５]参见江伟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籍测量及评估——兼论民国各项调查资料中的“土地数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各省市1948年地籍测量完成情况见《统计月报》第133、134期合刊，1948年，第21页。

　　[１６]在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所开发的“台湾百年历史地图”中，“台湾堡图”为其中一个完整图层。此外，在“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http://map.rchss.sinica.edu.tw）中，以“地籍图”进行一般检索，可获得26526条记录，以“台湾”进行再检索，获14991条记录，则可大略得知该系统收录有大陆地区1万多幅地籍图（2023年2月14日检索）。

　　[１７]参见句容市土地志编纂委员会：《句容市土地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3-134页；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土地管理志》，南京：江苏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6-157页。

　　[１８]薛梦姣：《基于民国地籍图的南京颐和路公馆区空间形态研究》，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

　　[１９]浙江省测绘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测绘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397-398页。

　　[２０]杭州市档案馆：《杭州都图地图集（1931—193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杭州市档案馆：《杭州都图地图集（续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

　　[２１]董建波、李琴：《近代杭县地籍档案的内容与价值》，《浙江档案》2020年第6期。

　　[２２]牟振宇：《论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地籍图册（1849—1900）》，《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２３]上海市地政局：《上海市地政局施政报告（三十五年九月）》，第1、14-16页。

　　[２４]牟振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测量与地籍图册研究——以上海沪南区为中心》，《社会史研究》第1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73-96页。其中2册《沪南区地籍图》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2册《沪南区地籍册》收录于《上海文献汇编·经济卷》。参见上海文献汇编编委会：《上海文献汇编·经济卷》第25、2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２５]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

　　[２６]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建设志·测绘》，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２７]《各省市地籍测量区域图及地籍测量土地登记等》（1936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2-6-19844，第11页。

　　[２８]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建设志·测绘》，第77页。原文为40.9250万个干导线点，“干导线点”疑为“导线点”之误。

　　[２９]原藏于台湾“内政部地政司方域科”，在“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中为一条记录，名称为“湖南省各重要城地籍一览图”，资料识别码map_moi2_13moi00052。

　　[３０]江舒静等：《民国时期广州市户地图的数字化保护和校正》，《地理空间信息》2019年第8期。

　　[３１]何文：《民国地籍图修复实践中应把握的原则》，《城建档案》2020年第10期。

　　[３２]周明帅、盛芮：《阐释区域历史地理的另一种语言——宁夏民国地图的谱系分类与史料价值》，《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３３]李习文等主编：《民国时期宁夏文献集成》第3辑（全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其中第4-7册所收录的全部为地籍册。

　　[３４]片山剛編：『近代東アジア土地調査事業研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7年。

　　[３５]侯杨方、车群：《民国江苏省青浦县两个村镇地籍图及其土地利用》，“江南生态环境史研讨会”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8年。

　　[３６]牟振宇：《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间过程研究（1849—1930）》，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正式发表的成果为牟振宇：《近代上海法租界地籍办公室及其与法国的渊源（1917—1943）》，《史林》2011年第5期；牟振宇：《上海法租界之地籍研究（1849—1943）》，《史林》2012年第5期。

　　[３７]江伟涛：《江南的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利用——基于民国调查资料、地籍图的句容个案考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正式发表的成果为江伟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籍测量及评估——兼论民国各项调查资料中的“土地数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江伟涛：《土地利用视角下的句容县城形态——以民国地籍图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

　　[３８]牟振宇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对目前的地籍图册研究状况有一个初步总结，参见牟振宇：《地籍图册研究进展及其对城市地理研究的史料价值》，《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３９]参见牟振宇：《近代上海法租界地籍办公室及其与法国的渊源（1917—1943）》，《史林》2011年第5期；牟振宇：《上海法租界之地籍研究（1849—1943）》，《史林》2012年第5期；牟振宇：《论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地籍图册（1849—1900）》，《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李永梅、牟振宇：《晚清上海租界地产地图的历史考察（1845—1911）》，《全球城市研究》2021年第3期；牟振宇：《晚清上海道契土地数据的再认识（1843—1911）》，《史林》2021年第4期。

　　[４０]孔翠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县土地整理评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４１]江伟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籍测量及评估——兼论民国各项调查资料中的“土地数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４２]袁国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杭县临平农业土地利用情况的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４３]董建波：《地权配置与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杭县为例》，《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

　　[４４]牟振宇：《从苇荻渔歌到东方巴黎——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间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４５]牟振宇：《民国时期上海法租界地价时空演变规律研究（1924—1934）》，《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5期。

　　[４６]牟振宇：《道契与地籍图册——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形态研究（1843—1943）》（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４７]牟振宇：《资本逻辑下的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生产（1843—1941）》，《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2期。

　　[４８]江伟涛：《土地利用视角下的句容县城形态——以民国地籍图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

　　[４９]薛梦姣：《基于民国地籍图的南京颐和路公馆区空间形态研究》，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５０]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

　　[５１]欧阳琳浩、谢湜：《海外移民与近代汕头城市的发展及空间转变——基于HGIS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５２]杨洵奕等：《民国湖南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关系分析》，《地理研究》2024年第7期。

　　[５３]牟振宇的最新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研究取向。参见牟振宇：《基于上海道契的徐润地产研究》，《史林》2023年第3期；牟振宇：《汉璧礼家族在沪土地投资与经营方式探微（1861—1933）》，《史林》2024年第4期。

　　[５４]钟翀等：《无锡城历史形态研究的资料整理与空间复原方法》，《城市史研究》第3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钟翀：《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期；钟翀：《温州城的早期筑城史及其原初形态初探》，《都市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孙昌麒麟：《南汇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历史地理》第3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钟翀：《江南地区聚落–城镇历史形态演化的发生学考察》，《上海城市管理》2019年第4期。

　　[５５]张珮、徐建平：《近代传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路网改造——以宁波城厢为例》，《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4期。

　　[５６]廖克、喻沧：《中国近现代地图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0-158页。这三种“民国图”的共同特点是均非实测，而是根据各种资料编纂而成，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三种：各省实测地形图、各省地方志资料以及各省最近调查资料。参见《二十万分一民国图编纂规则》，出版者与出版时间不详，第2页。

　　[５７]张其昀：《中国近年地图学之成绩》，《方志月刊》第8卷第9、10期合刊（1935年10月1日）。

　　[５８]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测绘史》（第1卷、第2卷），北京：测绘出版社，2002年，第571、573页。

　　[５９]国防部测量局：《国防部测量局各项业务概况》，《中央各部会测量业务连系审查会专刊》，1947年10月，第53页。

　　[６０]参见夏帆：《国民政府时期军用地图的使用管理》，《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６１]参见许哲明：《解读中美合作航测队之中印边界航空图》，http://www.ccartoa.org.tw/news/2016/161004.html，2024年8月6日浏览；许哲明：《早期大陆地区〈五万分一地形图〉制作之概况》，http://www.ccartoa.org.tw/news/2022/202202.html，2024年8月6日浏览。其中关于1∶25万中国地形图可参见杨洵奕：《20世纪50年代美军编绘1∶25万中国地形图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3期。

　　[６２]主要有《中国大陸二万五千分の一地図集成》4卷，1989年开始出版，1992年出齐，并于1993年出版索引图1册；《中国大陸五万分の一地図集成》8卷及索引图1卷，1986开始出版，1998年出齐，并于2002年出版综合索引2册；《旧満州五万分の一地図集成》2卷；《中国大陸十万分の一地図集成》4卷，2003年开始出版，2007年出齐，其中前3卷为东三省（满洲），第4卷为内蒙古。以上皆为科学书院出版，此外尚有柏书房于198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都市地図集成》1卷。这些地形图的资料来源，有部分是侵华时期随着部队推进而进行的实地测量，但很大一部分是参考国民政府时期各地测量局所出版的地形图。而这些日版地图，在战后又为国民政府测量单位所参考，因此这批地图与台湾所藏的各版本中国大陆地形图，彼此存在重复或是互为新旧版本。参见《网站成果资源：日本科学书院复刻之中国大陆地图数字化影像制作项目计划》（https://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3770，2024年8月6日浏览），任玉雪与邓发晖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参见任玉雪、邓发晖：《〈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所收地图来源分析》，《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双静如与张萍的最新研究以陕西省的9套458幅日制地形图为例，指出其中超过70%的图幅是基于国民政府印制的地形图绘制，其余虽有源于日本航摄资料的地形要素，但地物的注记仍源自国民政府印制的地形图。参见双静如、张萍：《民国时期日本制印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研究》，《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

　　[６３]除上述4个地图资料库外，台湾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电子化的地图资料库还有多个，目前也已经开发并上线了“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http://map.rchss.sinica.edu.tw，可查询地图数量达737364幅。（2024年8月6日查询结果）

　　[６４] http://content.teldap.tw/index/index.php?cat=20&action=detail&id=82，2024年8月6日浏览。

　　[６５]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8-100页。

　　[６６]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50页。

　　[６７] [美]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54页；[美]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03页。

　　[６８]王均等：《近现代时期若干北京古旧地图研究与数字化处理》，《地理科学进展》2000年第1期。

　　[６９]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册（2002年9月）；范毅军：《明代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1分册（2004年3月）；范毅军：《传统市镇与区域发展——明清太湖以东地区为例，1551—1861》，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

　　[７０]满志敏：《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和前沿问题的思考》，《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

　　[７１]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７２]崔乾、杨煜达：《历史时期高原浅水湖泊变迁的复原方法研究——以明清以来嘉丽泽演变为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７３]王芳、潘威：《三维技术在历史地貌研究中的应用试验——1935年以来新疆博斯腾湖变化》，《地球环境学报》2017年第3期。

　　[７４]杨霄、韩昭庆：《1717—2011年高宝诸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地理学报》2018年第1期。

　　[７５]闫芳芳等：《基于1875—2013年多源数据的上海淀泖湖荡群演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3期。

　　[７６]潘威、满志敏：《大河三角洲历史河网密度格网化重建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1918—1978年为研究范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

　　[７７]闫芳芳等：《从小圩到园田：近百年来上海地区河网密度变化》，《地球环境学报》2014年第6期。

　　[７８]侯鑫、潘威：《20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平原河网结构重建及最大槽蓄容量》，《热带地理》2015年第6期；侯鑫：《20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平原河网结构重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盛：《1920年代江汉平原垸田与河网重建及相关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苏绕绕、潘威：《近百年来渭干－库车绿洲灌渠变动对地表水系格局的影响》，《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0期；苏绕绕：《20世纪初新疆地表灌溉渠系数据集重建与个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７９]万智巍等：《近百年来鄱阳湖南部湿地景观生态格局演变》，《生态环境学报》2018年第9期；李冰等：《近百年鄱阳湖湿地格局演变研究》，《湖泊科学》2022年第3期；张莉等：《近百年来江汉平原湿地景观演变及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5年第7期。

　　[８０]何凡能等：《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主要进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4期。

　　[８１]尹昌应等：《晚清以来上海市建成区边界扩张过程与特征》，《地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12期。

　　[８２]李爽、张晓虹：《1843—2020年上海城市扩张时空过程及机理分析》，《地理学报》2024年第5期。

　　[８３]万智巍等：《民国时期江西省城市用地与城市化水平》，《地理学报》2018年第3期。

　　[８４]万智巍等：《清代晚期中国城市用地规模重建与城市体系特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2期。

　　[８５]白淑英等：《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时空分布100年数字重建——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例》，《地理学报》2007年第4期；杨园园：《吉林省镇赉县历史时期土地利用空间重建研究》，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８６]万智巍等：《基于1∶5万地形图的民国时期县域土地利用全要素重建——以江西省清江县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4期。

　　[８７]冯莹莹等：《基于1∶5万地形图的历史土地利用重建及其时空演变分析——以梅江流域为例》，《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年第2期。

　　[８８]万智巍等：《民国时期江西省城市用地与城市化水平》，《地理学报》2018年第3期；万智巍等：《清代晚期中国城市用地规模重建与城市体系特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2期；李爽、孙涛：《基于多源数据的清末民初城镇空间分布及现代经济活力评价——以黄河流域为例》，《数字人文研究》2022年第1期。

　　[８９]江伟涛：《基于地形图资料与GIS的民国江南城市人口估算》，《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江伟涛：《民国1∶10万地形图及其所见江南市镇数量——兼论常熟、吴江市镇数量的巨大反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期。

　　[９０]柴宝惠：《基于机器学习和图像形态学的彩色近代地图数字化——以近代上海地图地表水体信息提取为例》，《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2期。

　　[９１]杨绪红等：《1950—2020年东北地区林地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地理科学》2022年第11期。

　　[９２]李爽：《基于OpenCV与ArcPy的民国大比例尺地形图批量配准方法——以汉珍数位民国时期五万分一地图集为例》，《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

　　[９３]白江涛、潘威：《宁夏近代水利地图数据库构建及应用——基于TGIS的古旧水利地图信息化建设实例》，《数字人文研究》2024年第4期。

　　[９４]任玉雪、邓发晖：《〈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所收地图来源分析》，《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

　　[９５]双静如、张萍：《民国时期日本制印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研究》，《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

　　[９６]杨洵奕：《20世纪50年代美军编绘1∶25万中国地形图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3期。

　　[９７]李振德、张萍：《清至民国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基于古旧地图及数字化的分析》，《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2期。

　　[９８]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编：《中华民国新地图》，上海：上海申报馆，1934年。

　　[９９]龚泽仪等：《基于中国近代地图的城镇体系演变信息图谱》，《测绘科学》2014年第8期。

　　[１００]徐建平：《基于地图数字化的民国政区复原——以1934年版〈中华民国新地图〉为例》，《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

　　[１０１]参见王哲、刘雅媛：《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研究——基于多版本邮政舆图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

　　[１０２]根据“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http://map.rchss.sinica.edu.tw）的查询，2024年8月6日浏览。

　　[１０３]王哲、刘雅媛：《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研究——基于多版本邮政舆图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王哲：《中国城市体系的“成熟”——基于近代多源数据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2期；刘雅媛：《近代长三角邮政空间的演化——兼论长三角基层市场网络》，《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2期；王哲：《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的“国进民退”》，《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2期；王哲、郑法川：《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特征——基于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分析》，《地理学报》2021年第8期；侯的等：《历史时期信息传播网络的重建——以近代黄河流域若干省份的邮政网络为例》，《数字人文研究》2022年第1期；王哲、侯的：《近代中国邮政网络与信息可达性（1907—1936）》，《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5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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