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在Psychoanalysis正式引入中国百年之际，这门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说，伴随着国内学界对其关注度的日益提升，其标准汉语译名等问题再度引发学术争议。为了澄清相关争议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必要回顾psychoanalysis汉译的历史沿革，梳理相关翻译与理解的思想脉络，以充分彰显“精神分析”与“心理分析”这两种在当下最具代表性的译法各自的学理依据与利弊得失，并为重新思考psychoanalysis的学科定位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心理分析 汉译 历史

　　一、Psychoanalysis汉译的历史沿革

　　Psychoanalysis作为一门学说在国内学界的正式引入，[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距今恰好一个世纪。彼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百家争鸣，psychoanalysis作为一门在西方崭露头角且标新立异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等新兴思潮一道传入中国，并引起了章士钊、郭沫若、鲁迅等众多知识分子的兴趣与关注。[２]在国内学界早期引介弗洛伊德与其所创立的psychoanalysis的文章中，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朱光潜的《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汤澄波的《析心学论略》、吴颂皋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等尤为重要，[３]因其不仅初步引入和介绍了psychoanalysis的基本思想与核心观点，而且为psychoanalysis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汉语译名，包括“精神分析（学）”“心理分析”“析心学”等。

　　同一时期，高觉敷根据英译本转译了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五次演讲，即《精神分析五讲》，按英译本译名将其译为《心之分析的起源及发展》，并于1925年发表在《教育杂志》，这是首篇汉语学界完整翻译并发表的弗洛伊德本人著述的译著。此后，为了区别于当时法国心理学家让内的“心理分析”（analyse

　　psychologique），也区别于当时已在国内流行的罗素的“心之分析”（analysis of mind），高觉敷最终决定采用“精神分析”这一译名来翻译弗洛伊德的psychoanalysis，于是便有了后来跻身于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且对汉语学界影响很大的《精神分析引论》（1930年首版）。[４]几乎与此同时，张东荪出版了国内首部较为系统介绍psychoanalysis的专著《精神分析学ABC》（1929），在当时的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随着《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学ABC》这两部对psychoanalysis在汉语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的出版，“精神分析（学）”成为了psychoanalysis在汉语学界的主流译法。与之相应，除了“心理分析”[５]这一译名得到一定保留，且在文学艺术界得到一定支持之外，[６] psychoanalysis的其他译法几乎都相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无独有偶，“精神分析（学）”这一说法，早在20世纪10年代初便由日语学界提出，并被定为psychoanalysis的日语标准译法沿用至今。[７]如今，Japan Psychoanalytic Society与Japan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两大组织的日语名称，分别是“日本精神分析協会”与“日本精神分析学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汉语将psychology译作“心理学”（与physics即“物理学”相对）系受日语影响，然而无论是汉语学界还是日语学界，却不约而同地倾向于将与psychology共享“psych(o)-”这一词根的psychoanalysis译作“精神分析”，其中的原因似乎颇费思量、有待厘清。

　　二、Psych(o)-的词源考辨与语用分析

　　从词源学来看，“psych(o)-”这一词根源于古希腊语Ψυχή（psychē），后者意指使生命成其为生命者。起初，古希腊人将其理解为与呼吸有关的生命之气息（生者有呼吸，死者无呼吸），后来经古希腊哲学的逐渐抽象化，其被译作（生命）气息/精气、魂魄、灵魂、精神、心（理）等。就此而言，由其衍生出来的psycho-logy原则上可译作灵魂学、精神学、心理学，psycho-pathology原则上可译作灵魂病理学、精神病理学、心理病理学，psych(o)-iatry原则上可译作灵魂病学/灵魂医学、精神病学/精神医学、心理病学/心理医学，psycho-analysis原则上可译作灵魂分析、精神分析、心理分析等。就psychology而言，尽管据考证，该词在16世纪才出现，但关于psyche（灵魂）的“-logy”（学问）却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例如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关于灵魂的学说。随着笛卡尔以来物（物质）与心（精神）的二分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研究physis（自然）的学问physics逐渐演变为研究物之规律的“物理学”，研究psyche（灵魂）的学问psychology逐渐演变为研究心之规律的“心理学”。

　　Psychology在汉语中被译作“心理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晚期。1872年，一位笔名为“执权居士”，真名可能叫作朱逢甲的秀才，在《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到了“心理”二字。1889年，中国基督教圣公会早期的华人牧师颜永京翻译了美国牧师、心理学家约瑟·海文（Joseph Haven）的著作，当时他把psychology 翻译成了“心灵学”，他也因此被视为第一个把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之人。实际上，早在1875年，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便已翻译了这一著作，译名为《心理学》，这是日本第一本心理学译作，也是“心理学”首次作为psychology的译名出现。时至1896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书中首次出现汉译“心理学”的名称，并沿用至今。[８]

　　除了psychology在汉语和日语中都译作“心理学”之外，“psych(o)-”家族衍生出的其他词语的实际命运则各有不同。Psycho-pathology在汉语和日语中常译作“精神病理学”，在汉语中也译作“心理病理学”；psych(o)-iatry在汉语和日语中常译作“精神医学”，在汉语中也译作“精神病学”；psycho-analysis在汉语和日语中常译作“精神分析”，在汉语中也译作“心理分析”。由此可以稍作总结：在现代日语中，除psycho-logy译作“心理学”（与物理学相对）外，“psych(o)-”在其他相关术语中通常较为一致地译作“精神（的）”；而在现代汉语中，除psycho-logy被公认译作“心理学”外，“psych(o)-”在其他相关术语中有时译作“精神（的）”，有时译作“心理（的）”，似乎显得较为混乱，缺乏一以贯之的原则。

　　尽管如此，据笔者有限的观察，似乎还是能够为“psych(o)-”相关衍生词的汉语译法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在现代汉语中，当涉及非病理或非治疗领域时，倾向于将psych(o)-译作“心理（的）”，如心理学（psychology）及其大多数分支学科（教育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当涉及病理或治疗领域时，则倾向于将总体性的或病症较轻微的领域译作“心理（的）”，如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disorder）、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等，而将病症较重的领域译作“精神（的）”，如精神病（psychosis）、精神病人（psychopath）、精神病学/精神医学（psychiatry）等。

　　不妨推测，上述这一不成文的命名倾向或规律背后的逻辑，或许是在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领域中，“心理”比“精神”更具广度，所以用“心理”来翻译和命名较为一般性的概念；而“精神”比“心理”更有深度，既更适用于表达各种具有崇高意味、作为理想信念的“某某精神”，也更适用于命名较为严重的病症，如“精神疾病”，因为“精神疾病”意味着病人不仅是表面上（某种）心理（功能）出现了问题，而是更为严重的（整个）精神（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一命名逻辑典型地体现在心理治疗与精神医疗领域虽不成文但约定俗成的区分上：有一般心理问题的人群可以寻找具有心理咨询师等专业资格认证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而不必前往具有医学背景和处方权的精神科医生处问诊；有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即“精神疾病”（如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的人群，则往往需要前往医院精神科，接受以生化治疗（精神类药物）和物理治疗（电休克等）为主的精神医学治疗。

　　倘若根据上述现代汉语现行的倾向或规律，psychoanalysis作为探讨人类心理的一般结构、机制与进程的学说，就其研究对象涵盖了各种正常和异常心理活动，而非仅限于研究病理现象并对其进行诊治而言，似乎更有理由被译作“心理分析”。

　　三、Psychoanalysis汉译的学术争议

　　将psychoanalysis译作“心理分析”，除了出于上文所揭示的现代汉语不成文的翻译倾向或命名规律的考量之外，还有思想与学理上的考量。受现象学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界有观点认为，应将psychoanalysis（重新）译为“心理分析”，以凸显其心理学的定位，并避免与德语思想文化语境下的“精神”（Geist）在内涵上产生混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当属倪梁康。按照他的观点：“由于‘精神’一词在德国思想史上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狄尔泰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因此，将病态心理语境中的‘Geist’与‘psych-’都译成‘精神’显然是不合适和不可取的。”[９]

　　不过，也有观点与此针锋相对，坚持“精神分析”这一传统译法，以强调psychoanalysis与精神哲学或精神科学传统的深层关联，及其与日益偏于自然科学取向的当代心理学研究趋势之间的重要差异。此外，在语言的层面上，弗洛伊德作为Psychoanalyse的创立者，似乎不加区分地使用Psyche（灵魂）、Seele（心灵）、Geist（精神）等词，仅就此而言，将Psychoanalyse译作灵魂分析、心灵分析、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原则上似乎都无不可。不过，在汉语中，“精神”一词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且见于各家典籍，如《庄子》中有“精神生于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列子》中有“精神离形”，《礼记》中有“精神见于山川”，宋玉《神女赋》中有“精神恍惚”等。汉语中的“精神”一词在历史中积累的意蕴更为丰富，有精气、神志、精力、神采、精明、神通、精微等义。与之相对，“心理”则是19世纪末为翻译psychology而采用的词，历史意蕴相对单薄。[１０]

　　按照倪梁康的说法，“在德语心理学概念的汉译历史上，用‘精神’取代‘心理’的做法从一开始便频繁出现并一直传习至今，尤其是在心理病理学的领域。雅斯贝尔斯的‘心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本身就被译作‘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e）也被译作‘精神分析’……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心理学汉译过程中受日文翻译的影响所致”。[１１]尽管心理学的汉译过程深受日文翻译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并且汉语中“精神”比“心理”更具崇高意味这一点也符合事实，但由此得出“精神”与“心理”应分别严格对应德语中的Geist与“psych(o)-”，以及“精神”不宜用于描述病态心理领域的结论，则似乎仍缺乏论证，难以令人信服。

　　第一，正如上文所述，汉语中“精神”与“心理”之间的差别，似乎更多是历史积蕴上的差别，即“精神”意蕴相对更丰富、更有深度，能同时涵盖主观性与一定程度的客观性，[１２]且多用于描述更为崇高、深刻、严重的状态（如奉献精神、精神崩溃）；“心理”则意义相对单薄、较为扁平，一般只用于表达主观心理，而不具有客观性，[１３]且多用于描述较为浅层、轻微的状态（如侥幸心理、心理问题）。原则上，“心理”及其相应衍生词都能由“精神”及其相应衍生词取代，而不产生意义上的明显偏差（如可将“心理状态”替换为“精神状态”，意义无明显变化），反之则不尽然（如将“冒险精神”改换为“冒险心理”，语义则有明显区别；将“没有精神”改换为“没有心理”，更是语义不通）。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似乎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精神”只具有积极和崇高的意味，且不适用于表达负面的病态心理，也无充分证据表明“心理”不可或不适用于表达正面的或至少是中性的意涵。

　　第二，在包括德语在内的主要西方语言中，Geist以及与之相应的spirit、esprit、πνεῦμα（pneuma）等词，与“psych(o)-”之间似乎也不存在倪梁康所认为的那种意义上泾渭分明的差别。据韩水法的考证，一方面，“在德语《哲学历史词典》中，‘Geist’直接被对译和解释为希腊语的‘πνεῦμα（Pneuma）’……而‘πνεῦμα’在希—德词典中有如下几项义项。（1）‘Hauch, Luftstrom’，即‘气息、气流’。（2）‘Atem’，即‘呼吸’”。[１４]另一方面，“在《希—德学校词典》中，‘ψυχή（psychē）’有3个义项。第1个义项为：‘Hauch, Atem, Lebensfkraft, Leben’，即‘气息、呼吸、精力、生命’。第2个义项有2个支义项。第1支义项为：‘Seele, Geist’，即‘心灵、精神’”。[１５]由此可见，经过可靠的词源学考察，倪梁康Geist与“psych(o)-”在语义上泾渭分明且高下立判的观点恐怕难以成立，反倒更有理由认为二者乃是出于不同语源，即古日耳曼语和古希腊语对于相同或相近现象的不同表述。正如同汉语中的“精神”与“心理”，一个古已有之，一个近世新启，彼此间却并无立意高下的决然判分。不仅如此，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语境下，无论是古代汉语中用于表示人之灵魂或精神的由阴阳二气形成的“魂魄”，还是法语esprit与英语spirit所源出的表示气息与呼吸的拉丁语spiritus/spirare，抑或是古希腊语中同样最初表示气息与呼吸的πνεῦμα（pneuma）和ψυχή（psychē），灵魂或精神起初似乎都被认为与某种生命的气息以及与之相关的呼吸活动有关，由此也体现出人类早期对于生命奥秘的理解具有某种令人惊讶的跨文化的一致性。

　　既然尚无足够证据表明，无论是德语中的Geist与Psyche，还是汉语中的“精神”与“心理”，彼此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语义差异，而只能够通过对传统和现行的用语习惯与倾向的总结归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语用差异，那么psychoanalysis到底该译为“精神分析”还是“心理分析”，似乎就更多成了一种语用学上的争议。如上所述，“精神分析”相对于“心理分析”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汉语中最早见于先秦典籍的“精神”比近世所采用的“心理”一词历史意蕴更为丰厚，与源于古希腊语且同样历史悠久的“psych(o)-”在义理上更相适切。不过，“精神分析”这一译法也会导致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是否应按照翻译的一贯性，将所有“psych(o)-”的衍生词统一译为“精神（的）某某”？倘若如此，心理学及相关领域涉及的以往被译作“心理（的）某某”的大量术语都需要重译。抑或按照某种更具体的标准或倾向，视具体指称对象或领域的差异而将其分别译为“精神（的）”和“心理（的）”？倘若如此，在某一明确并得到公认的翻译和命名原则被确立之前，相关领域的术语仍将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不过，倘若像主张“心理分析”的倪梁康所建议的那样，反其道而行之，将所有“psych(o)-”的衍生词一律译为“心理（的）某某”，也同样会冲击上文所归纳出的现代汉语中“精神”与“心理”约定俗成的语用学规则，进而冲击心理治疗与精神医疗相关领域现行的学科分类与行业分工，其可能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简言之，“精神分析”与“心理分析”的译名之争，以及可由此追溯的“精神”与“心理”、Geist与“psych(o)-”之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语言发展演化的复杂历史所导致的。正如现代德语同时吸纳了源自古日耳曼语的Geist和源自古希腊语的“psych(o)-”这两个语源相异但语义相近的词（根），现代汉语也同时吸纳了源自古汉语的“精神”和源自近代汉语及日语的“心理”，于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像“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这样不同的译法竞争psychoanalysis标准译名的现象。因此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除了需在概念与义理上作考辨之外，还需要充分正视并尊重语言发展演化的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翻译、命名等实际语用问题的复杂性。

　　四、从译名争议重思psychoanalysis的学科定位

　　尽管“精神分析”与“心理分析”之争短期之内恐怕难有定论，但相关争议对于重新思考psychoanalysis的学科定位却不无启示。争议双方除了在上文所列出的语用学上各自的考量和侧重有所不同之外，更根本的分歧其实还在于学理层面，即对于psychoanalysis作为一门学说或学科的理解和定位方面，并且还可以进一步上溯至对其所从属的psychology这门学科的定位方面。为了进一步阐明相关学术争议的核心关切，有必要先对psychology发展的历史稍作梳理，由此再引出作为当代psychology重要思想流派的psychoanalysis的学科定位问题。

　　如上所述，psychology这个到16世纪才正式出现的词，其字面上所表达的“关于灵魂的学问”的含义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并且一直到18世纪，这一学科都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到了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这一学科逐渐形成了以生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取代传统的思辨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或精神的趋势。19世纪末，冯特在莱比锡大学成立心理学实验室一般被视为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科学（脱离哲学）诞生的标志，这门新学科的基本立场就是以自然科学为取向。然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冯特本人，还是与他同时代的布伦塔诺等人，都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只适用于研究感觉、记忆等较低级的心理现象，而不适用于研究更高级、更复杂的心理现象。于是冯特所开创的民族心理学、布伦塔诺所构建的描述心理学等，便致力于从狄尔泰所说的精神科学的立场出发，对自然科学取向的心理学予以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心理学自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伊始，内部便存在巨大张力，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两种研究取向或范式并未如预期那样并行不悖、互通有无，而是在心理学内部激烈竞争，并导致所谓的“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之间出现了迄今难以弥合的裂痕。

　　通常被视为现代心理学三大潮流或势力之一的psychoanalysis，自诞生伊始便呈现出同样的张力或双重面向。一方面，psychoanalysis从始至终都未彻底放弃对跻身自然科学的追求，其创立者弗洛伊德早年曾试图基于当时流行的神经元学说（他本人亦有理由被视为该学说的先驱）构建人的精神装置模型，并且这一努力在当代前沿的neuropsychoanalysis中得到了复兴与推进。另一方面，psychoanalysis更广为人知的贡献在于采用非药物的“谈话疗法”进行心理治疗，以及对于梦、症状、过失、诙谐等“边缘现象”的解释，即通过某种心灵的解释学为以往被认为无意义的现象赋予或创造意义，并由此达成心灵的重建与疗愈，而这一切都可以归于psychoanalysis作为精神科学的面向。Psychoanalysis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人的身心活动无法彻底还原为力或能量的运动，无法被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穷尽，而是同样包含意义及其背后的（无意识）意向性维度，因此需要精神科学研究方法的介入才能充分揭示其丰富性、复杂性与多面性。[１６]这方面的证据，前有弗洛伊德本人表示“Psychoanalyse首先是一门解释的艺术（Deutungskunst）”，[１７]后有梅洛-庞蒂和利科分别将psychoanalysis视为一种现象学和一种解释学。

　　既然psychology以及作为其重要分支的psychoanalysis都体现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某种跨界性、居间性或含混性，那为何不干脆参照“心理学”这一如今鲜有争议的译名，将psychoanalysis译作“心理分析”？[１８]从经典的胡塞尔现象学的立场出发，似乎很容易将同样诉诸某种表象主义的psychology与psychoanalysis作同质化处理，而一并称之为psychologism即“心理主义”；也很容易因此认定属于心理主义的psychoanalysis只在心理学的层面探讨问题，而对于心理活动先验的精神（意识）结构这类真正的哲学问题缺乏自觉与思考。为了显示其与关注具有某种终极性的“精神”的哲学或科学的区分，理所应当将其译作“心理分析”。然而，反对者亦可以通过对西方思想史进行仔细梳理，并结合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举出大量例证，以表明psychoanalysis虽然像其他的心理学一样主要探讨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学，因其有深厚的哲学渊源与严肃的哲学诉求。已有大量研究揭示了psychoanalysis及其创立者弗洛伊德在思想、观念与立场上，与特别强调Geist的谢林、黑格尔等德国思想家之间常被忽略或低估的密切关联，[１９]齐泽克等人甚至认为psychoanalysis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乃是德国理念论思想遗产的重要继承者。这一切使得人们有理由通过将psychoanalysis译作“精神分析”，以彰显其与德意志精神哲学或精神科学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

　　实际上，当今心理学的发展已逐渐摆脱了其最初的内在张力，而愈发一边倒地偏向自然科学的立场，一味追求量化和实证化的精准研究，愈发习惯于将人客体化和物化，而愈发忽视人的主体性和意义之维。与此同时，psychoanalysis的主流则依然坚持从精神科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将人视为能够表达意愿并创造意义的主体，承认人的现象无论多么琐碎细微都有其意义与动因，并通过对无意识的再发现与再发掘，自觉继承和深化“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哲学箴言，直至将其推进至“认识你所不（愿意）认识的自己”，从而难能可贵地复兴了古希腊以来崇尚人文精神的西方传统。就此而言，如果“心理学”在当今时代语境下更多意味着一种过度倒向自然科学范式，甚至要以各种“物”（神经元等）悖谬性地消解“心”本身的“关于心之理的学问”，那么psychoanalysis作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与之针锋相对，旨在回归作为主体之人及其精神世界的学问，为彰显其与前者在基本立场与旨趣上的重要区别，而为其选择“精神分析”这个译名，似乎合情合理，也名正言顺。[２０]

　　注释  

　　[１]因该学说迄今为止在国内的引入和翻译主要来自英语文献，故本文选择以英语psychoanalysis而非德语Psychoanalyse作为该学说的名称。然而，这种经由英语转介的翻译路径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笔者拟另撰文探讨。

　　[２]李亚明在总结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精神分析学说的引入，与当时中国社会反对压迫和禁欲、寻求革命与解放的诉求有关，从而印证并补充了前辈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参见李亚明：《精神分析与西方的现代性——评〈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和文化史〉》，《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3期；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

　　[３]上述历史文献的原文，均收录于吴立昌所编的《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４]据信，当时与弗洛伊德本人有过书信往来，且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自传》（当时译作《茀罗乙德叙传》）的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兼司法部长章士钊，曾有意翻译《精神分析引论》，且已定名为《心解》或《解心术》，后得知高觉敷已在翻译，便先搁置此计划。高觉敷译本出版后，章士钊既未提出批评意见，也未打算再译，似乎表示了对该译本的认可，而“心解”与“解心术”这两个提供给psychoanalysis的译法也就随之在历史的浪潮下归于沉寂。参见朱铭：《章士钊与弗洛伊德》，光明网：https://www.gmw.cn/02blqs/2001-10/07/16-BA0104DC7F77B20248256AE90032FD61.htm，2001年10月10日。

　　[５]申荷永等将“心理分析”“理解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认为其“不仅包括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及其后心理分析学者们的努力，而且作为汉字的‘心理分析’本身，便已经具有了中国文化的意义，既具有‘心之理’的内涵，也包含‘理心’之妙用”（参见申荷永、徐峰、宋斌：《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心理科学》2004年第6期）。据此观点，“心理分析”这一具有开放性的概念包含了应被译作“精神分析”的psychoanalysis，因此实际上间接支持了以“精神分析”作为psychoanalysis汉语译名的主张。

　　[６]国内文艺界一直以来对“心理分析”这一译名的支持和偏爱，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与最早采用这一译名的朱光潜在相关领域的深远影响有关。关于朱光潜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引介、吸纳、转化及其影响，参见王宁：《朱光潜与弗洛伊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７]据当代日本精神分析学者立木康介（Kosuke Tsuiki）所言，1909年曾在美国现场听过弗洛伊德演讲的日本心理学家Hikozo

　　Kaki，可能是日语学界最早提出“精神分析（学）”这一译名并对Psychoanalysis加以引介者。参见Kosuke Tsuiki, “La psychanalyse au Japon: Entretien avec Kosuke Tsuiki”, Psychanalyse, 2006/3(7), p.69。

　　[８]参见朱广思：《心理学简史100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页。

　　[９]倪梁康：《解题：现象学与心理分析（代序言）》，马迎辉主编：《现象学与心理分析研究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第2页。

　　[１０]不过，汉语中“心理”二字作名词连用，亦可见于历史典籍，最早或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成书的《文心雕龙》，其中有“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之说。末句中的“心理”，即前文“将欲明理”中所欲明了的“心之理”。后有宋代《朱子语类》中的“故体认得此心，而有以存养之，则心理无所不到，而自然无不爱矣”，以及“言心理流行，脉络贯通，无有不到”等说，其中“心理”亦指“（本）心之理”。以上与现代汉语中的“心理”语义虽有出入，但亦可通，故或可作为以“心理（的）”译“psych(o)-”的历史文献学依据。

　　[１１]倪梁康：《解题：现象学与心理分析（代序言）》，马迎辉主编：《现象学与心理分析研究文集》，第1页。

　　[１２]《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精神”设有两个词条，第一条下有两个义项，“①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②宗旨；主要的意义”。第二条下有三个义项，“①表现出来的活力。②活跃；有生气。③英俊；相貌、身材好”。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89页。

　　[１３]《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心理”词条下有两个义项，“①人的头脑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如感觉、知觉、思维、情绪等。②泛指人的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二者都将“心理”限定为主观活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第1455页。

　　[１４]韩水法：《“心灵”语词的历史—因果关联——唯心主义与“Mind”“Geist”“Idealism”及其他》，《学术月刊》2024年第9期。

　　[１５]韩水法：《“心灵”语词的历史—因果关联——唯心主义与“Mind”“Geist”“Idealism”及其他》，《学术月刊》2024年第9期。

　　[１６]弗洛伊德本人曾表示，不同于Psychoanalyse这样一种在当时而言新颖的深度心理学（Tiefenpsychologie）或无意识心理学（Psychologie des Unbewußten），传统的学院心理学（Schulpsychologie）无法对包括梦在内的心灵生活（Seelenleben）的意义给出解释，因此甚至不配科学之名。与之相对，“起初只想为心灵的病态现象做出解释的精神分析，最终得以发展出一种关于正常心灵生活的心理学”。参见Sigmund Freud, “Die Frage der Laienanalyse”, Gesammelte Werke(Band XIV), London: Imago, 1948, S.219-220, S.303。

　　[１７]Sigmund Freud, “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Gesammelte Werke(Band XIII), London: Imago, 1940, S.16.

　　[１８]关于弗洛伊德与其所创立的psychoanalysis体现出的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或者说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这种内在张力，王宁曾从朱光潜的相关分析中推出一个可谓精辟的结论：“弗洛伊德的出发点在科学，而落脚点却在哲学”，并且在一处注释中指出，“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试图建立一门独立的精神分析科学，以独立于传统的理性主义心理学；一些后弗洛伊德主义者也多次强调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与心学（psychology）的区别。”实际上，早在psychoanalysis最初引入国内学界时，在一篇作者署名为“Y”的文章《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1920）中，作者开篇便指出psychoanalysis作为一种新心理学相对于传统心理学的革命性，他认为：“新心理学即所谓心理解析法。（Psycho-Analysis）自佛洛特（Sigmund Freud）发明以来，心理学显已入革命时期。旧时学说，大半都受动摇。此与恩斯登之发明相对律，同为现代科学界一极堪注意之事。故佛洛特之心理解析法，亦有人比之哥白尼及达尔文之学说。盖其影响于既往学术之大，颇相同也。”参见王宁：《朱光潜与弗洛伊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Y：《佛洛特心理学之一斑》，吴立昌编：《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国》，第5页。

　　[１９]Cf. Matt Ffytche,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conscious Schelling, Freud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Psych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eresa Fenichel, Schelling, Freud, an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Uncanny Belongi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Jon Mills, The Unconscious Abyss: Hegel’s Anticipation of Psychoanalysis, Albany: SUNY Press, 2002; Molly Macdonald, Hegel and Psychoanalys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２０]孙飞宇援引美国学者贝特海姆的观点，表示以弗洛伊德文集为代表的psychoanalysis经典文本，在其核心概念等方面转译为英文“标准版”的过程中，存在值得注意的科学化和理性化现象。如将Seele译作mind，这弱化甚至抹消了弗洛伊德原文中的人文主义色彩，由此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思考（即psychoanalysis）“转译为一种抽象的、去个人化的、高度理论化和机械论的关于人之心理的复杂科学工作”。他提到，“贝特海姆将英译本的系统误译置于20世纪初期发生在德国的关于科学性质的思想史争论背景中，认为英译者将弗洛伊德的工作仅仅理解成了自然科学（ Naturwissenschaften）”。（参见孙飞宇：《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精神分析理性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然而，由于汉语世界现有的包括弗洛伊德本人著作在内的绝大多数psychoanalysis经典文献译作都是从英文转译而来的，而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对相关问题又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反思，这导致在将英文转译为中文的过程中，翻译问题变本加厉，由此引发的误解与混乱层出不穷，令人担忧。有鉴于此，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系统考察与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原文出发，对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进行严谨而系统的重新汉译工作，对于psychoanalysis的理论与实践在国内未来的健康发展而言势在必行，也任重道远。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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