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红燕，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讲师。

　　[摘 要]  本文构建了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理论模型，从战略互动视角阐释其生成机理和实现路径。该模型以四大战略为核心要素：区域重大战略驱动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均衡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筑牢生态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空间载体。四大战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优化—约束、传导—适配、补偿—修复三类互动模式形成协同机制。具体来看，在优化—约束型互动中，形成了“底线约束—集约发展—空间增效”的良性互动；在传导—适配型互动中，构建了“增长极培育—动能传导—空间优化”的传导路径；在补偿—修复型互动中，实现了“生态划定—补偿支持—内生发展”的良性循环。三大机制协同发力，能够有效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多维共赢，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经济新格局。为充分发挥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需依托目标协同、空间协同、动力协同和政策协同四大路径，推动区域战略从简单叠加走向有机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  区域战略 叠加效应 生成机理 国土空间 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１]这一战略部署为新发展阶段推动区域协同共进，培育强劲增长动能，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引。当前，区域合作中仍存在目标冲突、工具冲突、前后矛盾等问题，影响政策效力的发挥，也容易滋生恶性竞争，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２]研究表明，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位于“重庆—四川”交界地区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显著受到阻碍。[３]区域政策之间缺乏协同，不仅增加了经济社会成本，也使得部分公共政策的目标在实际执行中被相互抵消，制约政策的整体功能和实施成效。同时，地方政府为了尽可能降低对跨区域事务的管理投入，在政策设计时可能制造出“区域裂化”，突出表现为“政策打架”，流动人口一旦溢出行政区域，政策服务则难以落实。[４]即使加强政策协同，各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仍采取一种保持政策差异性的策略性协作。例如，江浙沪皖四省（市）在流动人口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采取差异性的规定，省份之间不互认，政策碎片化特征明显。这种“战略分割”不仅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也阻碍了先进经验的推广，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环境的差异和所得红利的悬殊，最终导致各地区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甚至加剧了区域分化。[５]

　　因此，亟需破除战略割裂的思维，促进各区域战略的有机衔接和一体协同，使其从“物理堆砌”走向“化学融合”，充分释放战略叠加的政策效应，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钻石模型”，通过分析战略间的协同互动来阐述其生成机理和实现路径。从“战略互动”的角度探讨“叠加效应”生成机理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化解战略冲突。简单的战略堆砌不仅不能形成政策合力，反而可能抵消政策效果或引发新的区域问题。战略之间的协调互动可有效识别矛盾冲突，使多元战略目标在更高层面上相互兼容，为叠加效应的发挥奠定基础。二是促进功能互补。区域战略的孤立运行可能会导致“资源碎片化”和“功能重复”，而战略互动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各地区功能优势互补，实现“1+1>2”的效能倍增。三是增强战略组合的韧性。各区域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动态调适与相互赋能，能够提升整体战略组合的适应性和恢复能力，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

　　二、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理论分析

　　为深入揭示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生成机理，需明确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内涵与特征，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一）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内涵与特征

　　学术界对战略叠加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张可云等学者认为战略叠加不是政策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目标—工具—空间—效果”的四重叠加，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战略协同、要素整合和效能倍增。[６]孙久文认为战略叠加是指一定区域内多个发展战略同时实施，通过战略之间的协同形成综合战略效应。但这种叠加不是政策的简单累积，而是通过战略间的集成、互补和增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由于战略叠加效应具有系统性、协调性和动态性，这就要求各战略之间形成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７]姜玲认为战略叠加是在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下，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核心战略之间一体协同、有机衔接、统筹推进，进而形成战略合力，推动共建高质量区域发展新格局。[８]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战略叠加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并达成高度共识，即战略叠加绝非多个战略的简单累积或拼凑，而是强调战略间的协同、集成、互补和增强，最终形成战略合力。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有益参考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多数研究仍局限于概念探讨，未明确回答哪几类区域战略可以叠加、哪类区域难题可被解决，以及效应最大化的边界在哪里；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于区域战略如何通过动态互动，化解冲突并最终实现效应最大化的内在机理尚未明确揭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区域战略叠加的界定如下：四大区域战略在明确自身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有机协同和动态互动释放政策效能，有效化解区域冲突，从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二）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分析框架

　　为阐释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战略叠加效应的生成机理，本文构建了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钻石模型”（图1）。该模型将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视为钻石的四个顶点，各顶点之间通过棱边连接，强调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重大战略塑造“高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填平“洼地”，主体功能区战略守住“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载体”。通过全局—局部、板块—节点的功能嵌套，四大战略突破了传统分类治理的约束，形成开发维度叠加、开发空间立体、开发时序协同的“组合拳战略”，[９]协同化解国土空间开发中的结构性矛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

　　该分析框架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的整合。将四大区域战略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弥补战略间缺乏联系的不足，明晰战略间的互动逻辑，推动区域发展理论的深化。二是机制层面的协同。通过强调四大战略之间的协同互动，有助于构建更具适应性的区域空间治理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空间治理效能，为平衡“效率—公平—可持续”之间的关系提供可行路径。三是范式层面的探索。该模型尝试超越单一目标或静态均衡的分析思路，构建多维度、动态均衡的系统框架，为完善区域治理模式提供新视角。

　　三、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生成机理

　　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源于各战略之间的协同互动。本文构建了“要素—机制—效应”的分析框架（图2）：首先，明晰四大战略的功能定位，确定区域战略叠加的主体；其次，归纳三类战略互动的模式，并阐述其作用机制；最后，阐释战略叠加的预期效能。通过揭示不同类型战略互动的内在机理及政策效能，为优化战略组合、发挥战略叠加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一）要素分解：四大战略的功能定位

　　1.区域重大战略驱动经济增长。

　　区域重大战略是国家在特定区域实施的战略性布局，旨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极和创新高地，以此引领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发展动能的转换，是全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2024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以不足5.0%的国土面积，创造了约60万亿元的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比重接近45%，[１０]充分凸显了其作为国家经济增长极的战略价值。从空间维度看，区域重大战略聚焦“点”的突破，是非均衡发展路径在区域空间层面的核心体现。它打破了传统的均衡发展模式，以效率提升为导向，通过政策手段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核心地区集聚，发挥要素密集与政策红利的叠加优势，率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极，并通过产业链分工、基础设施网络、制度创新等途径，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同时，以流域为主体的区域重大战略，如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则从“线”的维度拓展了非均衡发展路径。该战略既强调生态保护，又体现经济发展，通过生态约束与发展动能的动态平衡，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１１]总之，区域重大战略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支点，以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为轴带，通过“点—轴”发展模式，以最小的空间成本，激活最大的发展动能，有效破除传统发展模式下的低效困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石。

　　2.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均衡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国家立足发展全局，提出的破解区域发展失衡的根本之策，其本质是以政策手段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四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国家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安树伟，2025）。该战略更加注重统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尊重区域差异、合理控制区域差距、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将区域间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收入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发展目标，着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公平、更广泛地惠及所有区域。具体政策手段包括：一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破除地理壁垒，畅通要素流通渠道，为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奠定基础。二是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优化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三是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与公共服务对口支援，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民生保障水平。以上战略性举措有效改善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条件，促进其增长动能的转换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2000—2024年，东部与西部地区的GDP比值由2.81∶1 缩小至2.43∶1，人均GDP比值从2.26∶1缩小至1.65∶1，区域发展差距呈持续收敛态势。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逐渐提升，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效果良好。总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公平为导向，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构建动态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筑牢共同富裕的空间基石。

　　3.主体功能区战略筑牢生态底线。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安排，旨在解决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空间开发失序问题。其核心在于，依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科学谋划其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１２]从本质上看，该战略是对传统粗放式开发模式的重大变革，通过功能分区和差异化的政策引导，约束和规范各类开发活动，加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从而缓解国土空间开发中的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主体功能区战略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是经济和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其核心目标是增强综合承载力，实现集约式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则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战略任务，其核心使命是筑牢国家安全底线，探索符合自身功能定位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总之，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明确的功能分工与空间管控，有效协调了经济集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多重目标，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保护的有机平衡，为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4.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空间载体。

　　尽管新型城镇化战略不属于国家区域战略的范畴，但其为各类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空间支撑。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于构建集约高效、协调融合的现代化空间载体，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从空间形态的演进来看，我国城镇化载体经历了从小城镇、中小城市到（特）大城市，再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并进一步明确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发展过程。这体现了载体形态随发展阶段不断调整的内在逻辑，也推动城镇化建设从“物理空间”为主转向以人为核心的“非物理空间”。[１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在功能优化方面，新型城镇化战略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措施，使空间载体不仅能够“容纳人”，更能“留住人”并且“滋养人”，从而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并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2012—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88∶1缩小至2.34∶1，正是空间载体功能优化的直接体现。此外，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使有限的空间能承载更高质量的经济活动。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体系，全面提升空间载体的承载能力和功能品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理支撑。

　　（二）作用机制：战略互动的基本类型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存在经济过密导致的“大城市病”、中心城市发展动能不足导致的城市体系断层、生态退化导致的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总结了三类战略互动模式，并通过具体的案例，深入剖析在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战略互动统筹多重发展目标，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

　　1.优化—约束型互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地区承担了大规模集聚人口和工业经济的主体功能，部分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已临近甚至超过承载阈值。[１４]

　　2024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单位建设用地的GDP产出分别为23.10亿元/km2、26.55亿元/km2，说明在经济产出相同的情况下，京津冀占用了更多的土地资源。[１５]这种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加剧了生态环境问题，尤其在部分边缘欠发达城市表现尤为突出。[１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构成了国土空间治理的核心矛盾，其本质是在有限的国土空间内资源环境承载阈值与发展需求之间如何保持动态平衡。在实际发展中，开发强度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过度开发会削弱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引发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降低区域的生态效率；另一方面，生态效率的提升也有赖于合理的开发利用与适度的投入支撑，过于保守的开发策略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僵化。因此，在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国土开发强度与生态效率应被视为动态耦合的双系统，其良性互动是实现空间适配性的关键基础。[１７]为破解发展与保护的张力，需要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予以调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生态红线”，为国土空间开发提供空间指引；区域重大战略实现“重点突破”，在约束框架内实现集约式发展，进而提升经济效率；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优化城市功能，为要素集聚提供空间载体。具体而言，主体功能区战略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明确了区域发展的底线，确保任何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必须以不破坏整体生态格局和农业格局为前提，这也迫使地方发展模式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在此约束下，区域重大战略通过集约式发展形成强劲增长极，实现经济密度与生态效率的有效提升。新型城镇化战略是落实这一发展模式的关键路径，它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刚性约束与区域重大战略的增长效率相融合，共同转化为“精明增长”的城市发展模式，引导自然资本与经济资本在有限的地理单元内实现协同增值。三大战略的协同互动，既为经济增长划定边界，又将生态安全内化为发展前提，最终实现经济效率与生态安全的动态均衡。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长三角既属于东部率先发展区域，也属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区域，还是优化开发区，其发展实践充分体现了“优化—约束型互动”的内在逻辑。在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刚性约束下，长三角毗邻地区以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为底线，在对接生态环境功能的基础上，围绕重点片区探索跨省域产业技术高新区建设机制；跨界河湖地区，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探索跨行政区划的文化旅游廊道、都市圈建设机制等。[１８]同时，长三角以G60科创走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为抓手，共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在产业分工方面，上海聚焦金融科技与总部经济，苏州、无锡突出先进制造，浙江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安徽承接产业转移，逐步形成了差异化的分工格局。针对小城市和城镇，长三角地区强化了产业定位与功能特色，正在探索“紧凑型城镇”发展路径，逐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2.传导—适配型互动。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攀升，2022年已达到0.467，超过国际预警线0.4。[１９]区域重大战略与城市群布局高度重叠，导致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聚，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加剧了区域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２０]例如，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引擎，经济发展遥遥领先，而周边区（县）则发展相对滞后。同时，部分地区核心城市能级较低，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导致城市发展出现结构性断层现象。以中部地区为例，河南、湖北等6省份处于全国常住人口数量减少的省份前列，主要原因是它们缺乏高能级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辐射带动，人口流失问题严重。[２１]在此背景下，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这就需要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协同互动，使其形成政策合力，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区域重大战略以“发展”为导向，通过政策红利打造经济增长极，释放要素的规模报酬效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则立足区域关系的“协调”，通过产业转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手段矫正区域发展失衡，消除区域之间的市场封锁与制度壁垒，从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新型城镇化战略则通过引导人口、产业与公共服务在城市优化布局，实现发展红利在更大范围内的普惠共享。三大战略协同发力，形成了“重点突破—全域协同—成果共享”的完整闭环，共同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区域重大战略以政策手段吸引优质生产要素集聚，在核心区形成技术、资本与制度的创新势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承担“适配者”的功能：一方面，通过构建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实现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如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铁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了香港、澳门与内地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共建合作园区、结对帮扶等措施，促进发达地区的技术、资本、产业和公共服务持续向欠发达地区延伸扩散，以“点”带“面”，激活欠发达地区的内生活力，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均衡。新型城镇化战略是落实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载体，它将两大战略发展要求落地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实践，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湖南为例，作为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叠加区域，其发展实践充分体现了“传导—适配型互动”的内在逻辑。在两大战略的叠加的背景下，湖南既面临中部地区普遍存在的“核心城市辐射能力有限、人口外流”的共性挑战，又肩负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使命。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生态保护为前提，通过设定环境底线倒逼产业转型，并引导资源要素向绿色增长极倾斜，湖南由此大力推进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质升级、湘江科学城建设、“4+4科创工程”、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等，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全面推动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另一方面，湖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通过构建贯通内外的物流体系，全面提升竞争优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将这一互动落实到空间层面，通过推动长株潭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引导人口和产业在城镇空间高效集聚与合理分布，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3.补偿—修复型互动。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一现象在生态脆弱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空间分布看，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空间上呈现高度重叠现象，80.0%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位于生态脆弱地区。[２２]这些县域承担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能源安全等重要职能，也长期受“人地约束”和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影响，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诉求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以怒江州为例，作为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其工业发展被严格限制，2024年人均GDP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77.3%。同时，“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复杂地形导致其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铁路网密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交通瓶颈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针对这类地区，要充分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叠加效应，切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全面提升欠发达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嵌入度、贡献度和价值链地位。具体而言，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指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为欠发达地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硬件支撑；区域重大战略为欠发达地区特色产业培育和产业转型明确发展方向，并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引导人口与产业向城市群等适宜区域集聚，减轻生态敏感地区的承载力。四大战略相互支撑，既守护了欠发达地区的绿水青山，也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生态安全的多维平衡。以云南为例，云南作为我国西南边疆省份，是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区域，全省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9%，[２３]这一约束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也限制了区域开发强度，导致其整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立足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云南深化生态补偿机制，将转移支付资金精准投向森林生态系统保育、石漠化综合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巩固绿色发展的基础。同时，云南积极推动与黔、桂、川、藏四省交界区的区域合作，以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共建跨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合作。在此基础上，云南引导特色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实现错位发展与优势互补，促进资源、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与高效共享。目前，云南已逐步构建了以高原特色农业、生态文化旅游为主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还成功打造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理标志品牌，实现了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转化。[２４]在空间布局上，云南深入推动昆明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培育曲靖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强核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人口和产业向重点开发区集聚，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相得益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三）预期效能：战略互动的叠加效应

　　1.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提升核心竞争力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其核心在于通过区域战略叠加，将静态优势转化为动态能力。一是战略叠加促进资源要素从“分散布局”向“系统整合”升级，夯实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明显，往往自成体系、封闭运作，导致资源难以跨区域流动、整体协同效应不足。区域战略的融合互动，能够突破行政壁垒，促进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具体表现为构建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形成功能互补的产业链与创新链网络，使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二是战略叠加推动区域创新从“点状突破”向“网络协同”演进。单一城市的创新资源有限，难以支撑重大的创新突破。而战略协同能够将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相互连接，构建跨区域的协同创新共同体，不仅加速了知识和技术扩散，更催生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融合，从而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三是战略叠加推动区域发展环境从“政策洼地”向“制度高地”转型。战略协同能够促进各地区在规则标准、市场监管、政务服务等方面实现无缝衔接，进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增强对高端生产要素的吸引力。

　　2.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

　　区域战略叠加是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关键。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这种不平衡集中体现在区域、城乡和收入三个方面。从区域层面看，2024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123868元、79261元、75230元、66783元，其中东部地区人均GDP是东北地区的1.85倍，区域发展梯度明显。从城乡层面看，2024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2.34∶1，二者的绝对差距达到31069元，说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突出。从收入层面看，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809元，折合8234元/月，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542元，折合795元/月，前者是后者的10.4倍，说明居民收入分配仍存在较大差距。[２５]区域战略叠加可有效缩小区域差距，缓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推动区域发展由极化走向一体协同。一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制度环境。区域战略叠加能够打破市场分割，营造规则统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畅通区域经济循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二是优化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区域战略叠加能够推动跨区域的综合交通枢纽、信息网络和物流体系等“硬件设施”的优化升级，有效压缩时空距离，降低流通成本，强化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功能互补，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物理支撑。制度协同与设施连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软硬基石”，推动区域发展成果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实现普惠共享。

　　3.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多维共赢。

　　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协同互动，构建了区域治理的框架，为实现经济高效、生态安全与区域公平的多维共赢提供路径。在经济维度，区域重大战略通过打造核心增长极，激发创新活力与规模效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要素跨区域流动与产业梯度转移；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和资源集约水平，三者协同作用，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区域协同水平。在社会维度，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依托多层级城镇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和城乡融合，有效缓解要素单向集聚导致的区域差距扩大问题；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共享水平。在生态维度，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为基础性的约束框架，明确生态保护红线与城乡发展边界，确保区域开发强度控制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其他三大战略在此约束框架下，协同推动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统一。四大战略通过功能互补、空间适配与制度协同，构建了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运行、从增长激励到底线约束的治理体系，不仅有效破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的多元共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空间治理支撑（姜玲，2025）。

　　4.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经济新格局。这种韧性不仅是指抵御外部冲击的抵抗力，更是涵盖快速恢复、主动适应乃至转型升级的能力。为此，必须通过区域战略的叠加，塑造一种深层次的“结构韧性”，以系统性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一是增强产业韧性，巩固发展基础。产业韧性是经济安全的核心支柱。战略叠加旨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通过在空间上构建关键产业备份体系，形成“平时互补、战时互备”的产业网络。这要求我们依托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推动核心产业在多地域布局，筑牢我国产业发展的安全根基。二是优化制度韧性，提升治理效能。战略叠加效应的持续释放，依赖于富有弹性的制度体系。这种“弹性治理”模式，要求在保持核心政策稳定的同时，预留动态优化空间，并建立跨区域政策协调与经验共享机制，以化解政策摩擦，形成刚柔并济、支撑长远的根本保障。三是强化市场韧性，筑牢安全防线。激活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畅通要素流动，培育多层次消费市场以形成需求“缓冲带”，这种基于市场深度整合的战略叠加，为经济稳定运行提供安全保障（张可云和冯晟，2025）。

　　四、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实现路径

　　为实现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需构建以目标协同为引领、空间协同为基础、动力协同为核心、政策协同为保障的实施路径。四大路径协同联动，为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提供制度支撑。

　　（一）目标协同

　　区域战略体系涵盖多领域、多区域、多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政策重叠、目标冲突等问题，具体表现为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冲突、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区域之间恶性竞争等，导致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呈现“碎片化”和“空泛化”倾向，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要构建目标协同机制，确保不同战略目标之间的有效衔接，推动各类战略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政策合力。一是建立自上而下的战略联动机制。各类战略必须与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紧密衔接，明确统一的总目标，确保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在问题定义、目标设定方面保持协调性和一致性，且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精准对接，避免目标离散和实施冲突（姜玲，2025）。二是强化多元目标的平衡。战略目标的协同不仅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更在于通过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多元治理目标，实现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因此，应将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生态保护等多维价值目标纳入战略设计中，缓解不同战略目标之间的张力，实现多元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

　　（二）空间协同

　　空间协同的本质是通过多尺度的空间治理嵌套实现跨区域、跨省域、跨市县、跨城乡的纵向贯通与横向联动，进而构建网络化的空间治理体系。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主要体现在空间格局的重塑上。这种叠加不是简单的平面重合，而是将地理空间、功能空间、制度空间相互融合。在地理空间方面，北京作为首都，既是东部率先发展的重要引擎，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枢纽，更是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多种角色的叠加造就了其“一核两翼”的战略空间布局。在功能空间方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将上海的创新功能、江苏的制造功能、浙江的数字功能、安徽的承接功能有机融合，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生态链”的功能复合体。在制度空间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通过“跨境通办”“资格互认”等规则衔接，打造了制度型开放的叠加空间。未来要以系统思维推动三大空间协同共振，让战略叠加从“物理共存”上升为“化学融合”，真正释放空间重构的倍增效应（张可云和冯晟，2025）。

　　（三）动力协同

　　动力协同在于将区域重大战略的创新驱动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平衡推动力、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绿色约束力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要素集聚力有机融合，形成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新动能。具体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增长极在创新驱动的作用下，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转移，为欠发达地区创造就业机会、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则依托东西协作、转移支付等机制，引导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有序流动，激活其内生发展动力，逐步缩小区域差距。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型，同时依托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制度，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为区域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通过集约式发展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过吸纳农村转移人口释放消费潜力，为区域重大战略的创新成果提供应用场景和转化空间。最终，通过多源动力的系统整合，共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四）政策协同

　　政策协同的关键在于打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分割与冲突，构建统一、系统的政策框架，将不同的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区域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强化政策衔接。在横向维度，要着力消除区域战略之间的政策冲突，明确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功能定位与协同关系，推动各战略之间的有机融合。在纵向维度，需打通国家宏观战略与地方落实之间的传导机制，既要通过顶层设计确保政策方向的一致性，又要给予地方政府适度的调整空间，鼓励其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差异化的探索，从而构建“上下贯通、区域适配”的政策协同体系。同时，政策协同要推动跨领域与跨周期的统筹。跨领域的政策协同强调各战略在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城镇建设等重点领域之间的政策配合，通过资源整合与政策联动，提升战略整体实施效率。跨周期的政策协同强调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避免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冲突。要根据区域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对政策进行动态优化调整，确保政策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需求（姜玲，2025）。

　　注释  

　　[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２]吴光芸、李培：《论区域合作中的政策冲突及其协调》，《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３]董雪兵、崔宁：《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困境及形成机制研究——来自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经验证据》，《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４]郭宏斌：《区域公共政策协同的生成与策略——长三角流动人口医疗和劳动政策比较》，《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５]范恒山：《大力促进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经济导刊》2022年第7期。

　　[６]张可云、冯晟：《发挥多重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经济新格局》，《天津日报》2025年6月9日第10版。

　　[７]孙久文：《发挥区域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８]姜玲：《多重战略叠加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4期。

　　[９]和云：《“三个支撑带”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5年第4期。

　　[１０]根据相关城市统计公报、统计摘要、政府官网数据计算得到，下同。

　　[１１]安树伟：《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中国投资（中英文）》2025年第Z5期。

　　[１２]杨伟民、袁喜禄、张耕田、董煜、孙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美好家园——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总报告》，《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

　　[１３]孙国民：《新型城镇化：发展嬗变、战略构想与制度供给》，《经济学家》2025年第3期。

　　[１４]樊杰、伍健雄、高翔：《近十年我国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实现的空间表现特征与未来布局优化》，《经济地理》2024年第1期。

　　[１５]根据《2024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到。

　　[１６]胡美娟、孙萍、李在军、侯兵：《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脱钩效应》，《世界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

　　[１７]杜文娟、喻新安：《河南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区域重大战略的空间适配性研究》，《区域经济评论》2025年第5期。

　　[１８]潘秋晨：《以区域战略叠加释放发展活力》，《解放日报》2025年4月8日第9版。

　　[１９]本书编写组：《领导干部基本统计知识问答》，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年。

　　[２０]杨益波：《三个“重大”引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25年10月15日第1版。

　　[２１]程必定、陈耀、秦尊文、杨兰桥：《新时代站在更高起点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区域经济评论》2024年第4期。

　　[２２]昌敦虎、张泽阳、杨瑄、马中：《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土地价格与绿色发展——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准自然实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年第3期。

　　[２３]《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云政发〔2018〕32号。

　　[２４]齐美虎、刘伟：《整合区域战略资源释放叠加效应》，《云南日报》2025年4月23日第5版。

　　[２５]国家统计局：《2024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1/t20250117_1958332.html，2025年1月17日。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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