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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愚:我的文革记忆

时间 : 2013-11-10 来源 : 本网原创稿 作者 : 中国(南方)学术网 【字体:

那是一段贫穷、饥饿、焦灼的岁月。

   自我记事起,看到的便是一幕幕暴力景象。周围大都是一张张紧绷、发愁的脸,人们动辄吵成一团。在孩童眼里,成人的世界令人不安。

   1968年,我五岁的时候,随母亲去新疆找寻父亲,身为军官的父亲那时铁心抛弃我们,另觅出身好的配偶。在乌鲁木齐街头,一辆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呼啸而过,他们手握红缨枪,高呼口号,前往广场武斗。走着走着,一颗手榴弹噗地飞过来,击中了前面的女人,肠肚流了一地。母亲赶忙捂住我的眼睛,拉我快步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人血。在这之前,爷爷过年时曾经杀过一只羊,羊血盛满脸盆,做成了一锅血豆腐。死亡和血如此联结。但在我的心里,还不能把死亡与自己联系起来。

   我会死吗?有妈妈和爷爷在,我会长大的。死还是遥远的事情,他还恐吓不到我。

   1969年,母亲改嫁,把我和妹妹带到了另一个村庄。

   在我的记忆里,一伙带红臂章的年轻人,有的手握棍棒,有的手提喷枪,在村里横行。他们挨家挨户给门上喷标语,贴毛泽东像。他们杀了地主家的两条看门狗,给老地主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牌子,勒令其挽起裤腿,跪在玻璃渣子上。

   大队部屋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都放出铿锵的声响: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有一天晚上,说是来了“最高指示”,人们黑灯瞎火挤进“永红公社永红大队”院子,坐在光秃秃的硬地上,听完了传达,然后一齐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汉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好像过年一般。

   私塾里的石碑被拉出来一一砸碎,扔进城壕。娘娘庙庙里的神像被捣毁,祠堂里的牌位被劈成碎片,十几棵柏树也被折断。

   十字口是热闹的地方,大人们端着海碗或蹴或站说话。有一天早上,那儿突然燃起了大火,烟味弥漫村子。我好奇地赶过去,眼前是一幅奇异的图景:一大堆书刊熊熊燃烧,旁边有人用火棍扒拉,不准靠近捡拾。大人们说,这些书刊是几个二杆子红卫兵从二伯家搜出来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不愿跟随胡宗南南撤,留在家里务农,他是村里藏书最多的读书人,见人总是那么一笑,他很少跟人聊天。带头搜家的是一个烟鬼后代,为人奸诈,他乘机窃走了一大摞垂涎已久的好书。

   这把火烧了半天,书的名字在我多年后的梦里经常重现。

   大人们都在胸前戴毛泽东的瓷像。

   1971年秋天,一伙人突然闯进我家,径直扑进主屋,不由分说取下挂在土墙上的玻璃镜框,挑出一副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并肩而立的照片,用红笔在林彪全身打上叉,对发呆的母亲说:“再放回去”。

   那帮人走后,母亲嘀咕道:毛主席身边又出坏人了。

   春节过后,我要上学了。母亲把我打扮一新,吩咐道:去学校少说话,千万不能说共产党毛主席的坏话。

   课堂上学的全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好话。几年后,我从一本《朝霞》杂志上看到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本,上面写着1893年韶山冲出了个毛泽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才有了大救星。我年幼的脑子里在想:1893年之前世界到底黑暗成了什么样子?

   课外书几乎没有,在枯燥的课本之外,唱歌,忆苦思甜,学工学农学军。

   唱的大致是《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几首。党,祖国,革命,毛主席,在我心里就是同一个神圣的东西。

   忆苦思甜竟然与我外祖父有关。黑脸校长说,今天请贫下中农哭诉地主张义的剥削罪行,一个做过长工的老汉说了几句便跑了题,变成地主对伙计好,就被校长赶了下去。我不知道张义是谁,回去问母亲,母亲眼泪便掉下来:那是你外公。绛中村那帮人经常批斗你外公,你外婆被活活吓死了。

   清明节,学校让三年级以上师生徒步祭拜扶眉战役烈士。下双庙坡,穿过绛帐镇,沿陇海线一直往西走,腿软了,才赶到常兴烈士墓地。蹲在一个十八岁牺牲的烈士墓碑前,我心里想的是:你愿意用生命换取后代的幸福吗?

   紧接着,北京出了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教师不敢管了,学生也不学了。学校里乱糟糟的。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老师让我办黑板报,无非是抄一些报纸上的话。让我参加学校批斗会,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尽管都是抄的大批判的话,还是紧张得变了形,结结巴巴读完了发言稿,红着脸跑下台子。

   “打倒共产党!”有人发现了刻在河渠淤泥上的“反标”,荷枪实弹的公安控制了学校,几个出身不好的郭管村学生被留在学校交代检举坏人,我们每个人的作文本都被收走了,每人都要书写“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供他们检查笔迹。那几天,我心里非常紧张,生怕他们把坏事栽赃到自己头上。有人在外公家窑洞前的土墙上,写了诅咒文化大革命的话,小舅舅就被工作组用绳子捆起来,硬要逼他承认。“现行反革命”是死罪,绛帐镇治安派出所门口的布告栏里,定期会有处决反革命的通告,收听敌台,写反标,破坏生产等等都可以获此罪名。

   平时上厕所,用报纸擦屁股时,我都要看看上面有无毛泽东的照片和语录。

   小学毕业,我们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我读的课外书极少,家里放柴火的阁楼上,有一本没皮的正体字油印本《红楼梦》,生字太多难以读懂。跟高年级同学用馍换的,有《家》《林海雪原》《艳阳天》《金光大道》《三国演义》,其他来自于姑婆家和小妗子,大致有《朝阳花》《乡村巨变》《红旗飘飘》《四世同堂》《三千里江山》。《毛泽东选集》到处都是,喜欢看红军长征路线图,熟知各方面军编号,幻想重回战场,做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身边有一个白茹般的卫生员或宣传员。

   “九州”何谓?“尧舜”何人?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身处其中的“中国”是什么,“大庆”“大寨”是二伯刷在墙上的名字,“农业学大寨”,适合种玉米、棉花的渭北台地种上了高粱,红高粱好看但不宜消化,吃了高粱搅团,一公社的人都拉不出来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看到的胜利场景是:一个个坏蛋跳出来,最终逃不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手掌。至于外面的世界,我们知道几个“友好”国家的名字:苏联(后来也背信弃义,做了社会主义的叛徒)、古巴、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我们知道地里打的许多粮食送给了他们。“赶英超美”,我们知道美国最强大,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村里人说,挖一个洞下去就能跑到美国。

   认识的汉字不会超过五百个,造句,大都是报纸大批判的语气,不会写文章,也不知道写什么。我们有心里话要对世界说么?没有。我学到的只有服从、斗争和恐惧。

   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我就明白自己没有前途。

   这个国家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后代。成分好的初中毕业生,大都是大队干部子弟,他们或参军或读师范学校,由此吃上商品粮,成为公家人,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1976年,在饱经气鼓病折磨之后,耿直的外祖父撒手西归。这一年,家里花了八百块为我订了同龄女子当媳妇,他们怕瘦弱的我成年后打光棍。

   这年秋天,回家取铁锨的我,在池塘边听到高音喇叭传出毛泽东的死讯,眼泪夺眶而出: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我感觉自己在那一刻成了孤儿。

   当年十月,政局突变,毛的遗孀及其同伙被军人所执,欢呼声响起,但我心里并未高兴起来。

   第二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才依稀看见了今生的曙光。

   这么多年,我和家人好像一直爬行在黑暗的隧道里,不知何时是尽头,1977年,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丝亮光,但我不知道,我和我的祖国何时才能爬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我期待作为一个自由公民享受正义的祖国所给予的无上的荣耀。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故乡在童年那头》系列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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