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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时间 : 2014-02-16 来源 : 本网原创稿 作者 : 中国(南方)学术网 【字体:

    内容提要: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主要方面。政治上,黄帝实现了“统一”,并为巩固“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经济上,黄帝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黄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权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远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实是司马迁兼采先秦、秦汉不同时期的史实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关 键 词:《史记》 黄帝 知识来源 历史塑造

  作者简介:许兆昌,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与中国古代史学史;杨龙,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系统记录其事迹的最早文献为《史记·五帝本纪》。①由于年代久远,《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事迹,很难考实。从知识史的角度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实际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心目中的黄帝形象。塑造这一形象的知识来源,既有古往不同时期的历史依据,也有汉代学者群体及个体的想象。其中的时代因素、真伪问题等都极其复杂。但这些来源复杂的知识通过参与黄帝形象的塑造,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象征,对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分析《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讨论这一形象的知识来源及文化意义,既可藉此探讨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历程,把握其数千年来延续、发展的基本线索,亦可以此为角度审视早期史家在中华文明基本特征奠基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下不揣谫陋,从三个方面试作探讨,敬请专家指正。

  一、政治“统一”形象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政治形象,是一位实现了“统一”,并为维护“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君主。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以前为神农氏统治,神农氏之末,出现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的政治乱象,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最终通过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击败了两个重要对手——炎帝与蚩尤,代神农氏而立:“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②

  黄帝成为“天子”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维护“统一”政权的措施。首先,是使用武力强化统一。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对不服从管理的地方诸侯予以武力征讨,“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③

  其次,是发展交通加强各地间的联系。《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④司马贞索隐:“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⑤在生活相对封闭,各地经济联系较少的中国古代,通过道路建设加强地区间的往来,可以有效地遏制地方的分离倾向,最终强化统一的政治格局。

  第三,是通过巡守申明天下共主对于地方诸侯的政治统辖权力。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完成了道路建设之后,即开始大规模的巡守活动: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⑥

  黄帝巡守各地,有大批军队随行:“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⑦显然,这里面亦包含以武力镇服地方,维持统一的意义。

  最后,是设置专门的官员统领并监视地方诸侯。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所任官员中,即置有“左右大监”,其职责是“监于万国”。⑧置监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加强对诸侯的管理,维持统一。

  以上四个方面,是《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政治“统一”形象的主要内容。结合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出《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这些内容,实为采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综合而成,其中还包括思想家们的政治设计。

  首先,关于“统一”的模式,《史记·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事实。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针对诸侯的“统一”战争,并不以兼并为目的,而是为了保证地方诸侯对天下共主政治权威的服从。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就会解除武力强制,即“平者去之”。⑨张守节正义云:“平服者即去之”,⑩这种“统一”模式,从知识来源上看,正是夏、商、周王朝时期国家“统一”模式的反映。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政权体制、国家结构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方面王朝“天子”被共尊为天下共主,王朝呈现出“统一”的形态;另一方面王朝内部又诸侯国林立,所谓“天子”实际并不能管理各诸侯国内的政治。

  司马迁虽然生活在汉代,但他并没有用秦汉王朝的统一特征描述黄帝的“统一”形象,说明他对不同历史时期“统一”内容的差异有着清楚的认识。不过,黄帝时期是否已能达到夏、商、周王朝政治的“统一”形式,并无确定的史料可以证实。因此,从知识来源看,黄帝的政治“统一”形象,实际是由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所塑造的。

  需要指出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描述黄帝时期政权的更替模式,在夏、商、周历史的基础上又做了一定的修正,并吸收了尧、舜、禹时期和平禅让的历史经验。夏、商、周时期的王朝更替,都是后一个王朝用武力推翻前一个王朝取而代之,而黄帝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虽使用了大量的武力,但其武力的矛头却不是指向前朝统治者神农氏,而是暴虐诸侯,并与之争夺共主地位的蚩尤与炎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又云,“炎帝欲侵凌诸侯”。(11)这与夏、商、周乃至秦、汉时期的历史都显然不同。此外,黄帝是在诸侯的拥护下成为天下共主的,“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明显又吸收了尧、舜、禹禅让方式中的原始民主因素。总之,在《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创建的“统一”模式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尧、舜、禹及夏、商、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事实。

  其次,《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开筑道路,加强各地联系,维护“统一”的举措,应主要是采用秦王朝的历史经验铺衍而成。前文已述,开筑道路加强各地联系,是巩固“统一”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劳动工具以木、石材料为主的远古时期,大规模的“披山通道”根本做不到。战国时期,在铁器冶铸技术取得飞跃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从事大规模的道路开筑活动。而要修建全国性的道路网,更需全国政令取得实质性统一为前提。是以只有到了秦统一天下后,才有条件修筑了广通四域的“驰道”。据《汉书·贾山传》:“(秦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2)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披山通道”,应是司马迁据秦统一之后的历史事实所做的想象。

  第三,《史记·五帝本纪》述黄帝为维护“统一”而巡守天下,应既有部分的事实依据,同时又有儒家的理想化设计。巡守制度是先秦时期为加强政治“统一”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尚书·舜典》即载帝舜的巡守: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13)

  《礼记·王制》亦载天子巡守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14)

  巡守制度除具有前文所提到的强调天子共主地位这一象征意义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统一各地的风俗、礼仪、文化及科技,如“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等。这些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地方的离心倾向,维护王朝的政治“统一”。夏、商、周时期,王朝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关系相对松散,为维护王朝的“统一”,推行这种制度十分必要。因此,传世文献记载的巡守制度,有其历史依据。但是,黄帝时期是否需要并能够实行这一制度,目前尚无确切资料可以证明。此外,巡守制度的记载又大多出自儒家文献,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增入儒家理想化政治设计的成分。例如,天子巡守的地域范围、所推行的政治举措、制度化的时间周期等,都可能是儒家根据后代政治发展的状况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增饰出来的,不可尽信。总之,《史记·五帝本纪》所塑造黄帝形象的这一部分,包含了历史的真实与理论的想象两个方面。

  第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应是依据西周故事推衍而成。西周王朝的统治体系中,确有置监一事,《汉书·地理志》载:

  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鄁,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15)

  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应监”、“艾监”等称呼。(16)在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中,监是由王朝中央派出,负责监督地方的特殊官员。(17)监的设置,是先秦时期王朝中央对地方控制日益加强的直接后果。西周以前,夏、商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还达不到直接设监的程度。王国维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而西周时期,情况发生质的变化:“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18)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置监,“监于万国”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及铜器铭文的记载,只能是据西周时期史实而做的拟构,不可能是黄帝时期的实际制度。

  综合上述,《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政治形象,可以说是中华早期文明众多政治实践及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 二、农业经济形象

  除实现政治“统一”之外,《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还在发展农业经济及推动远古农业科技发展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首先,黄帝非常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击败蚩尤与炎帝,做了各种准备,其中就包括发展农业经济,即“艺五种”。(19)司马贞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裴驷集解引郑玄:“五种,黍、稷、菽、麦、稻也。”(20)司马迁并没有把种植五谷的发明权归在黄帝名下,但无疑肯定黄帝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今按《大戴礼记·五帝德》亦记此段文字,原文为:“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21)而《史记·五帝本纪》则为“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前者为“设五量”,后者为“艺五种”。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汉书·律历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度,计量也。”(22)因此,“设五量”应主要与商业活动相关。两种文献比较,说明《大戴礼记·五帝德》的作者似乎更关注黄帝时期的商业发展,而司马迁创作《史记·五帝本纪》则更强调黄帝时期的农业发展。

  其次,推动历法进步。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历法知识的进步。《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能“时播百谷草木”,(23)张守节正义:“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24)能够做到顺四时之宜,必然是以制定更为精确的历法为前提。历法的进步离不开天文学的发展,《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及“迎日推策”(25)等,历来注家解释不一,但都应与大规模的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有关。

  第三,发展养殖业。农业社会,家畜养殖是最重要的经济补充之一,黄帝的事迹中也包括发展养殖业。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淳化鸟兽虫蛾”。(26)司马贞索隐:“言淳化广被及之”,并没有解释何为“淳化”。按《说文》云:“淳,渌也。”(27)“渌”,《说文》又作“漉”,“漉,浚也。”(2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浚,抒也”。云:“挹也,取诸水中也。《春秋经》‘浚洙’,《孟子》‘使浚井’,《左传》‘浚我以生’,义皆同。”(29)是浚有疏浚、疏通之义,引申则有治理之义。化,《说文》云:“教行也”。(30)因此,所谓“淳化鸟兽虫蛾”,显然不能是道德感化,而应是管理、驯养各种“鸟兽虫蛾”,即发展家畜养殖业。张守节正义释“虫蛾”云:“(蛾)又音豸……《尔雅》曰:‘有足曰虫,无足曰豸。’”按《史记·五帝本纪》云:“嫘祖为黄帝正妃”。(31)嫘祖,又作雷祖、螺祖、儽祖等。罗泌《路史》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32)是《史记·五帝本纪》“虫蛾”之说,或与儽祖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有关。

  第四,奠定农业经济的优良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保持良好和谐的互动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能够“节用水火材物”,(33)张守节正义云:“节,时节也。……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34)这说明黄帝已经在历法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环境要求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上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在农业科技方面所做贡献。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也可证明这一形象是由远古时期中华文明数千年农业科技的进步史实共同塑造的。

  中国是世界栽培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考古发现证明,距今1.2万年前后,原始栽培农业在我国的南北地区同时出现。(35)随着栽培农业的进步,家畜养殖也很快发展起来,在众多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迹中,即发现有华夏先民驯养猪、犬、羊、鸡、牛、马等家畜的证据。传世文献对此也有不少记载。如周人始祖弃,史载其“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号曰后稷”,(36)对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另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37)杜预注:“烈山氏,神农世诸侯。”这说明为发展农业做出贡献的并不只周人祖先弃。另外,黄帝之前的神农氏,既号“神农”,也一定与发展农业有关。驯养家畜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世本·作篇》云:“胲作服牛”。宋衷注:“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作篇》又云:“相土作乘马”,(38)宋衷注亦以为黄帝时人,但据王国维考证应皆为商人祖先。(39)《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艺五种”、“淳化鸟兽虫蛾”的形象塑造,其知识来源正是我国早期栽培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

  制历科技的进步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40)根据候鸟的行踪判断季节,应是人类制定的最早历法之一物候历。《左传·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41)以观察大火星(心宿二)的运行判断季节的更迭,古称“火历”,相对于物候历而言,在精确度上已经有很大进步。由于“大火”星的观测比较简易,因此在先秦时期,“火历”可能已经成为普通百姓判断季节的基本技能。《诗·豳风·七月》即已出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42)之习语,毛传:“火,大火也。流,下也。”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发展,最终导致太阳历的出现,即通过观测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长来确定一年的长度,并判断季节的更迭。《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期曾令羲和四兄弟通过观测日至制定太阳历:“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伪孔传:“永,长也,谓夏至之日。”(43)“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伪孔传:“日短,冬至之日。”(44)帝尧时期是否已经能够制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45)的太阳历,学术界一直有争论。2003年,山西襄汾陶寺距今约4000年遗址中发现了“最早观象台兼祭祀台遗址,它是由观测点、夯土柱和柱间狭缝组成,用于观测日出方位变化,确定回归年长度来制订历法。”(46)可以证明帝尧时期人们已基本掌握了通过观测太阳运行来制定太阳历的技术。《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迎日推策”及“旁罗日月星辰”等,反映的正是我国远古时期历法科技进步的史实。

  先秦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很早即认识到与自然保持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并根据这一认识发展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济模式。《国语·鲁语上》:

  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设穽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47)

  《五帝本纪》中黄帝“节用水火材物”的形象,正是由这种和谐共生的经济模式所塑造的。

  上述文献所载及考古发现所揭示的我国远古时期农业、畜牧业、制历科技等发展史实,正是司马迁确立黄帝农业科技形象的知识来源。三、宗教神巫形象

  《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还是位具有神巫色彩的人物。首先,黄帝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神异能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初生,即有异于普通人:“生而神灵,弱而能言。”(48)裴骃集解:“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49)此外,黄帝深通阴阳五行及占卜之事,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50)张守节正义:“幽,阴;明,阳也。占,数也。言阴阳五行,黄帝占数而知之。”(51)

  其次,黄帝统一天下的军事活动,多有神异“故事”。《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52)所谓“治五气”,裴骃集解引王肃注:“五行之气”。司马贞索隐进一步解释说:“谓春甲乙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53)气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同时也构成了巫术交感影响的基本依据,通过对气施加影响,从而对某一事物作法施术,是中国古代巫术的重要方式。(54)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说明黄帝在发展政治势力、积极备战的过程中,曾使用巫术。除此之外,黄帝还“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55)前人注释或以为是驯兽作战,但实际可能性并不大。张守节正义以为是对士卒的命名:“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56)此说虽然合理,但对其意义的解释还不够完整。实际上,所谓“教熊羆貔貅貙虎”,即训练士卒模仿猛兽的行为,或者还要穿上用这些猛兽兽皮制成的“戎服”,通过巫术的“交感”来获得这些猛兽的勇力。这种“威敌”,不仅仅只是命名,在上古社会,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第三,黄帝的神巫形象,在制度建设方面亦多有表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57)此段记载亦出现在《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58)说明是相承已久的远古传说。裴骃集解引应劭云:“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59)《史记·五帝本纪》又载黄帝时,曾“获宝鼎”。(60)鼎在上古三代的政治语言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61)张光直先生指出:“商周的青铜礼器是为通民神,亦即通天地之用的,而使用它们的是巫觋。”(62)因此,《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获宝鼎,描述的也是黄帝形象中的神巫特征。此外,黄帝巩固政权的政治举措中,还包括大规模的封禅典礼:“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63)这是通过早期宗教巫术活动确认并巩固宗主(或盟主)对于天下万国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加强诸侯之间的联系。

  第四,黄帝的农业科技举措,也和巫术及早期宗教密切相关。如制定历法,《史记·五帝本纪》载为“迎日推策”,即除了观测天象,进行推算之外,还应包括对太阳举行一定的巫术仪式。《尧典》载羲和观测太阳,制定历法,就有“寅宾出日”、(64)“寅饯纳日”(65)等活动,伪孔传:“寅,敬。宾,导。……东方之官敬导出日”,“饯,送也,日出言导,日入言送,因事之宜。”(66)这是因为,远古时期人们虽然掌握了不少科技知识,但却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表达,因而使这些科技活动往往披着宗教巫术的外衣。

  宗教神权是早期国家权力赖以形成并得以巩固的重要力量。人类学家弗雷泽在研究多个地区早期文明基本特征时曾指出:“在世界很多地区,国王是古代巫师或巫医一脉相承的继承人。”(67)早期宗教神权之所以能够成为处于发轫阶段之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一方面是因为权力拥有者披着神权的外衣,可以恃神权发号令;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早期宗教的实践者——巫师集团,同时也是知识的拥有者与传播者。知识——通常是在早期宗教外衣包裹下的知识——的垄断构成了社会经济以及社会权力垄断的实际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史记·五帝本纪》针对黄帝神巫形象的塑造,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但是,这些具体的史实却不一定都真实地发生在黄帝身上。由于年代久远,而早期史家一般仅注意政治、军事历史,因此今天很难一一确指《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神巫形象的史实来源。但结合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仍能发现司马迁所创造的黄帝神巫形象,实际也是不同时期历史的叠加。

  例如,黄帝获宝鼎。据考古发现,夏代的鼎都还比较罕见,规格也很小,不足以承担沟通天人的神圣意义。青铜鼎的制作在商周时期才充分发展起来,周代各种礼事活动中,以鼎为中心发展出所谓的列鼎制度,说明鼎在宗教神事活动中已经居于中心地位。《史记·五帝本纪》强调鼎在黄帝神权中的符号意义,显然是以商周以来的史实为根据的。

  又如,黄帝封禅。据各种史料记载,司马迁之前真正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只有秦始皇与汉武帝。有关封禅之礼的各种说法,大多出自战国儒生和方士,而他们也都是“议各乖异”,(68)《管子》中有《封禅篇》,今已佚,而《管子》是战国时期及以后作品。孔子居于鲁,紧临泰山,未尝对弟子言及封禅。《左传》中也从未记载封禅一事。说明封禅当是战国所造之说,而至秦汉才真正实行。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封禅一说,应是杂糅秦汉事实及战国儒生、方士之说而塑造出来的。不过,封禅之事虽然晚起,但祭山活动很早就已出现。据《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69)春秋晚期,季氏旅祭泰山,僭越诸侯之礼,引起孔子的不满。(70)从这个角度看,黄帝封禅,或又可在更古老的名山崇拜中寻找到知识来源。

  以上分别从政治、经济及早期宗教三个方面分析了《史记·五帝本纪》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及其史实来源。就具体的人物考证而言,《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黄帝的“记载”,大多难以信据;但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角度看,所述又往往言之有据。不难看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其实是一个文化符号的存在,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这些早期成就,经由司马迁所塑造的黄帝形象而获得强化性叙述,最终又在后人的不断叙述过程中发展成一种文化传统,其中如追求统一的政治模式,强调与生态保持平衡和谐的经济模式,政权垄断神权的宗教模式,等等,对中华文明其后数千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透过《史记·五帝本纪》,我们可以突出地感受到史家在“重建”人类过去的活动中所拥有的支配能力。这种针对过去的“支配”性重建,借用福柯的论述,实际正是在追求“连续的话语”的过程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71)历史知识因而损失了宝贵的有效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反对传统史学那种通过文献重建过去的种种努力,主张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使文献本身“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72)从而获得有效的历史知识。本文通过《五帝本纪》分析黄帝形象的塑造,也是这种为追求历史知识的有效性而做的一次小小尝试。

注释:

  ①太史公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述黄帝事迹,一部分源自孔子的传述,参见《大戴礼记·五帝德》,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先秦史料。

  ②《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页。

  ③《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页。

  ④《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页。

  ⑤《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⑥《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⑦《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⑧《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页。

  ⑩《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1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页。

  (12)《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13)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页。

  (14)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6-329页。

  (1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7页。

  (16)李学勤:《应监甗新说》,《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1期。

  (17)耿铁华:《应监甗考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

  (18)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19)《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页。

  (20)《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页。

  (2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8页。

  (22)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118页。

  (2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24)《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8页。

  (25)《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26)《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27)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7页。

  (28)许慎:《说文解字》,第236页。

  (2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61页。

  (30)许慎:《说文解字》,第168页。

  (3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0页。

  (32)罗泌:《路史》卷一四《后纪五·黄帝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25-26页。

  (3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34)《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9页。

  (35)胡效月、安成邦:《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综述》,《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25期。

  (36)《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12页。

  (3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1512页。

  (38)秦嘉谟:《世本辑补》,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58页。

  (39)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第211-213页。

  (40)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1361-1362页。

  (41)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866-868页。

  (42)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43)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44)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30页。

  (45)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30页。

  (46)李维宝、陈久金:《中国最早的观象台发掘》,《天文研究与技术》,2007年第3期。

  (4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8页。

  (48)《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页。

  (49)《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页。

  (50)《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5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8页。

  (52)《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页。

  (5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页。

  (54)参见许兆昌:《先秦乐文化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24页。

  (55)《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页。

  (56)《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5页。

  (57)《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58)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1360页。

  (59)《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7页。

  (60)《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61)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602-603页。

  (6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一),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2页。

  (6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页。

  (64)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29页。

  (65)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30页。

  (66)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第29-30页。

  (67)[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68)《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6页。

  (69)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

  (70)事见《论语·八佾》,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71)[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页。

  (72)[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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