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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学科前沿问题

时间 : 2014-02-17 来源 : 本网原创稿 作者 : 中国(南方)学术网 【字体:
        崔丕: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与亚洲冷战史研究的新课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政府档案的解密,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冷战史的研究逐渐建立在多国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这也是中国学者应当努力追求和积极利用的研究方法。

  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互证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解密有关历史档案的过程中,都按照“保护国家利益”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原则,决定是否公开有关历史档案。事实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国家利益”和“个人隐私”的理解又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有关同一主题的历史档案在某个国家不予公开,而在某个国家则可能解密。运用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互证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本文所说的“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主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6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1946—1960年》、《国务院机要中心档案1945—1969年》,以及在《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数字国家安全档案》等数据库中所见的解密文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陆续公开的24批《战后外交记录》;《英国外交部有关日本和战后远东的档案1952—1980年》等有关解密档案。本文所说的“亚洲冷战史研究的新课题”指的是,在上述解密档案中反映出来的新资料尚未被国际学术界所发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

  首先,关于亚洲太平洋岛屿主权争端问题。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地域纠纷特别是领土主权方面的争端格外突出。这些争端大体上可以分成为两种类型。其一,由于东西方冷战而使一些统一的民族国家被人为分裂,如朝鲜半岛形成朝鲜与韩国的并存与对立,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对峙、印度支那地区南北越南的并存与对立。中美关系的改善,拉开了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序幕,但并没有改变相互关系的基本格局。在这两个区域,紧张与缓和这两种趋向仍然交替出现,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越南战争的终结结束了南北越南并存与对立的局面。统一后的越南出兵柬埔寨,却使印度支那地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动荡之中。其二,亚洲太平洋岛屿主权争端,包括日俄关系中的“千岛群岛和库页岛问题”、日韩关系中的“竹岛、独岛问题”、中法日关系中的“南海岛屿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始终局限在双边关系的范围以内。美国政府在炮制《旧金山对日和约》的过程中,将这些问题直接与东西方对抗联系起来,使双边关系中的领土主权争端演化成多边关系当中的问题,具有更加复杂的性质。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问题”上,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在《雅尔塔协定》中的承诺,转向炮制“千岛群岛、库页岛地位未定”。在竹岛、独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美国政府由最初的同意将竹岛、独岛划归韩国领有,转向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删除有关条款。在琉球问题上,则使其从中日关系中的问题转变为美日关系中的问题。最初,美国政府决定对冲绳群岛实行战略托管的目的,本来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出现才使美国政府将冲绳群岛纳入其亚洲太平洋沿海岛屿防卫体系。1971年,美国政府正式将冲绳的行政管辖权返还日本政府,同时还将中日两国存在争议、但主权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政府。美日关系中的“冲绳地位问题”获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因此被突出,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在南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领有权,同时又接受法国的要求,将“斯普拉特利岛(Spratly Island)”由特指一个南海岛屿变成泛指所有南海岛屿(Spratly Islands),从而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南海岛屿主权归属中的矛盾发展起来。亚洲冷战时期形成的这些领土主权争端并没有随着亚洲缓和局势的出现而缓解。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惟其如此,才使得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地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仍然残存着相当浓厚的冷战时代的结构特征。因此,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亚洲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揭示东亚地区冷战的结构、特质及其发展方向。

  其次,关于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进程的认识与对策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引起美日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世纪末以来,美国政府率先公开有关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绝密档案,从而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美国与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的研究热潮。然而,作为中国的近邻同时又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日本政府究竟是怎样认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呢?美日两国政府究竟是从何时起交换有关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绝密情报并协商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这一重大事态的?美日两国选择的对策,对美日关系和亚洲冷战局势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美日两国的最新解密档案表明,在1959—1969年期间,美日两国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并根据各自的情报来源作出判断。直到1963年1月9日,美国政府才向日本详细通报其掌握的绝密情报。这些精确情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后来的判断。尽管美日两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就其认识逻辑来说,越低估中国核武器在军事战略领域的意义,势必越重视中国研制核武器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和心理影响。美日两国对华政策与美日两国相互关系领域的问题才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一时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核不扩散政策。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域构筑起相当完备的核武器攻守体系。当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直接摧毁中国核设施、美苏联合清除中国核能力、向日本转让核武器等对策构想以后,美国最关注的是怎样防范中国研制核武器可能在日本引发的连锁反应和怎样利用日本的科学技术能力对抗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日核保护政策与对日宇宙空间技术援助政策紧密相连。日本政府自觉地选择了将依赖美国核保护和美日宇宙空间技术合作,作为抵销中国研制核武器影响的重要手段。美日两国在安全保障领域建立的核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在宇宙空间技术领域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不仅抵销着中国研制核武器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影响,而且强化着美日安保体制。这种态势意味着亚洲冷战进程呈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因此,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美日安保体制发展的机制,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对日政策与对华政策的相关性。

  最后,关于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问题。在1960年1月美日两国政府签署的《美日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双方将随时就本条约的执行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将在日本的安全或远东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时,应任何一方的请求进行协商。”同时,日本首相岸信介与美国国务卿赫特在关于《美日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第六条实施规定的换文中确认:“美军在日本的部署、装备有重要的变更时,及从日本出动作战(不包括根据本条约第五条规定而采取的行动)而使用作为基地的日本国内设施和区域时,与日本政府进行事前协商。”应该说,《美日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第四条和日美双方关于该条约第六条实施规定的换文,只是原则性地约定了日美两国政府必须进行“事前协商”的三种事宜,并没有明确阐述“远东”的范围和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1998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档案解密以前,国际学术界在探讨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问题时,主要依据美日两国政府首脑的言论来加以论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解密以后,国际学术界主要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NSC5516/1文件执行情况报告,1960年5月3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第446次会议,1960年6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6008/1文件,1960年6月6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为国务卿出席国会听证会而准备的证词,“远东地域委员会”于1966年9月21日起草的文件残件《第五章:美国在日本本土和琉球群岛基地权之比较》,1969年4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5号》(NSSM5)的会议记录等史料,间接地论证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始终没有日本政府方面的解密档案加以验证。直到2010年3月,日本政府才解密有关档案。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1960年1月6日藤山爱一郎与麦克阿瑟大使在东京签署的秘密文件《关于事前协商制度的讨论记录》(Record of Discussion on Consultation Formula)。它表明美日双方曾经达成了秘密谅解:“当发生对驻韩国联合国军的武力攻击时,为反击这类武力攻击,在联合国军统一指挥下的驻日美军可以未经事前协商立即采取军事作战行动。”因此可以说,在有关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问题上,只有依靠多国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揭示美日两国政府秘密外交的过程及其影响。

  当然,除上述新课题以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越南战争的关系,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五国于1971年1月签署的《五国防务协定》,1967—1976年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的进程。这些问题反映了欧洲冷战与亚洲冷战的相互关系。因篇幅所限,作者愿另作申论。

  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体、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基本素材的研究趋势。我们开展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是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向我们提出的崭新课题,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在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走向世界。世界各国急需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急需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外交。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史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与现实,更无法为东方国家指出历史发展的路径。回顾近年的实践,我们对东方各国与地区既有的历史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与思考,既注意到各国交往的纵向发展,也注意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横向联系,形成一个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东方外交史。现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中国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作一总结与评估,好的方面要加以坚持和发展,不足的方面要加以改进与提高。

  一、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1.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召开了五次“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了对东方外交史的概念、内涵及理论方法的明确认识。2006年10月,外交学院联合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和《世界历史》编辑部,在外交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专题研讨会,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时空范围”“东方外交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东方外交的历史与现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获得了对东方外交史问题的深层次认识,许多问题被纳入探索的轨道。2009年9月、2010年7月、2011年10月和2012年9月,分别在澳门大学、辽东学院、重庆西南大学和四川大学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反映良好。2013年10月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召开。先后五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明,中国国内已经形成线索分明、体系完备和条理比较清晰合理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框架。

  2.作为研究成果,我们推出了代表中国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水平与动向的几部论文集与论文。国内第一部东方外交史专集《东方外交史之发展》已经于2009年由澳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第二届“东方外交史”研讨会论文集《东方外交与台湾》也已出版(澳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研讨会论文集正在出版中。一些论文也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中国学者对外交史构建的总体思考①。它们自觉地运用新理论,尝试新方法,发掘新材料,展现了中国学者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成果。

  3.突破传统外交史的政治史旧框架,将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纳入外交史的研究视野。传统的外交史多是政治外交史的框架,基本上是记述和叙事,缺少分析和深层次考察,这是最大的不足。我们已经尝试突破单纯的政治外交史的框架,关注国家与地区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力图在编写内容、体系上有所突破。近年的外交史研究已经有了中国人的史观,研究内容空前地丰富起来。重新审视和思考外交史,是当前东西方关系以及东方国家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的体现。现在,世界大国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所有重大国际问题都有中国的参与和作用。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误解、曲解的地方太多了,也太久了。我们现在有能力为当今社会提供一部信史和良史,尽到学者的责任。

  4.加强了国际间的横向联系,从单一的国别外交史研究走向对东方国家的整体研究。我国的外交史研究长期受苏联历史编写的影响,除了以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外,就是对国家间的横向联系关注甚少,这恐怕与苏联所处长期的冷战国际环境有关。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力图突出各国的相互联系与互动,从整体上把握东方国家历史的发展进程,只有如此,才能反映当今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映人类历史运动的外交史。

  5.东方外交史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某种程度的进展,许多问题被纳入探索的轨道。有的学者精于细密的考证,有的长于宏观的分析,使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尝试新方法,推出新成果,在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明显的进步,理论范式、概念使用以及分析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创新,出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快速发展的可喜势头。有的学者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走出了国别外交史研究的局限,在时间和空间上接长了自己学术的产业链。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在传统史学受到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其他历史问题未有新的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东方外交史可能成为未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6.确立了东方外交史编纂体系的基本框架。不解决外交史撰纂的体系问题,就容易把历史写成零碎材料的堆积,把历史看作杂乱无章的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找不到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与根本动力。就外交史而言,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各民族、各地区与国家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因此只有在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上开展研究,才能构成严谨、周密的编纂体系。所以,构建东方外交史编纂体系,可能要重新考虑以往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对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反思,如何发挥东方学者的长处和东方古籍材料的优势,重视使用近年考古发掘材料和档案材料,以及如何摆脱外交史编纂中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影响,等等。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但可以适当地加以借鉴和有选择地吸收,经过剖光磨垢之后再应用于东方的治史实践。总之,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东方国家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巨大的历史变革,应该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过去的历史,用全球视野撰写包括全人类在内的统一的外交史。

  二、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研究重点与努力方向

  正如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仍属于古老历史学科中年轻的学科一样,东方外交史又是我国世界史中的年轻学科。虽然我国史书很重视外交活动的记载,有丰富的材料,但是把它作为科学的学术研究,把它提升到关注人类社会命运并命名为“东方外交史”,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因此,就现有学术成果来说并不多,特别是在创建、引进、吸收甚至改编外交史著作方面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此外,原创性的东西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还没有出现为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引领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著作和领军人物。

  我们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运,提取和发现那些对当今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选题。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是王朝的兴衰更替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在今天看来只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够的了,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文明交流互动的成功经验予以总结,根据中国本土的史观与努力,对以往外交的理论、实践与外交模式作出概括与总结,发挥以古筹今的功效;除了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比较研究外,还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开展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和国别外交,把大国外交作为重点,真正体现大变革时代外交活动的全球性、区域性和丰富性的特征,探索撰写一部接近历史真实的东方外交史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注释:

  ①陈奉林:《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东亚区域意识的源流、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探索》,《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张倩红:国际学术界关于大屠杀研究的新趋向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关于“大屠杀”(Holocaust,也称纳粹屠犹)的沉默被打破,七八十年代形成研究高潮,从而形成一门以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为对象的学科。截止到2000年,已经出版的大屠杀研究著作达600多种(不包括回忆录)。①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大屠杀时代”(Post-Holocaust Period)的研究持续高涨,一大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新闻工作者,热衷于研究源于大屠杀并影响到后大屠杀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目前就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国际学术界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主要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向。

  一、大屠杀研究的“记忆转向”

  大屠杀作为发生在现代世界的大惨剧,给人们造成的心灵创伤是难以抚平的。随着对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开展,势必触及有关这场创伤的记忆问题。当前大屠杀研究的突出特征是文化史的转向,其重要体现为记忆史学的运用。具体来说,这股思潮主要受到法国记忆史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犹太裔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七卷本《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出版以后,有关民族历史记忆的研究便成为一项国际性议题。随后,由法国学者亨利·鲁索(Henry Rousso)出版的《维希综合症:自1944年以来的法国历史与记忆》②,探讨了二战后法国人对维希政府态度的转变,其中关注了犹太人问题。

  然而,真正对大屠杀进行文化史研究的先驱是美国学者詹姆斯·E. 杨(James E. Young),他在《记忆的结构:大屠杀纪念碑及其内涵》一书中,③对德国、波兰、以色列、美国等地的大屠杀纪念馆进行了比较分析,阐释了这些纪念馆与大屠杀的关联性及其所反映的不同历史记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的西比尔·米尔顿(Sybil Milton)的《合适的记忆:艺术与大屠杀纪念物的政治学》,着重从大屠杀纪念物的艺术形式出发剖析其所蕴含的记忆特征。④此后,记忆史学逐渐进入大屠杀研究的主流。近十多年来,有关大屠杀记忆的论著不断涌现。美国学者约翰·K. 罗斯(John K. Roth)与伊丽莎白·麦克斯维(Elisabeth Maxwell)主编的《为了未来的纪念:种族灭绝时代的大屠杀》第3卷的标题即是《记忆》,给予记忆主题在大屠杀研究中的特殊地位。⑤另一位美国学者阿伦·明茨(Alan Mintz)在《大众文化与美国大屠杀记忆的形塑》中,揭示了大屠杀影视艺术对于强化美国大屠杀记忆的重要作用。⑥

  值得深思的是,在后现代视域下,犹太学者或者非犹太学者以大屠杀为个案来建构记忆史学,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是什么?首先,“大屠杀记忆”代表的是过去被人们所压抑、所忽视的东西,这些创伤记忆即便没有实证主义、“学科化史学”的基础,也应当进入“公共历史领域”。对大屠杀时代的复原与反思,体现了记忆对历史的积极建构与修补功能。其次,以大屠杀为典型个案,建构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道德反思语境。学者们认为,大屠杀作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性遗产”,已不是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人群中的“特殊事件”,而是需要由全人类共同担负的罪恶,是世界各国不得不共同面对的历史。⑦美国学者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和以色列学者内坦·施茨内德(Natan Sznaider)分析了大屠杀对建构“世界性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的独特作用,特别肯定其在明晰道德规则、呼唤人性回归方面的启迪与警示作用。⑧内坦·施茨内德还以大屠杀的美国化为例,研究少数族裔超出民族国家的记忆形式所表现出集体身份认同对全球记忆的孕育。⑨这些从不同层面剖析大屠杀记忆全球化的研究,旨在说明“全球性话语”不是伪命题,“全球性记忆”绝非空中楼阁。

  然而,对于记忆在大屠杀研究中的过度运用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有关大屠杀的话语及利用已经成为一种产业(Holocaust industry),其目的是为以色列的对外政策提供合法性,进而作为犹太人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通行证。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腐蚀了大屠杀记忆。⑩2009年以色列学者曼弗雷德·格斯滕菲尔德(Manfred Gerstenfeld)出版了《大屠杀记忆的滥用:歪曲与回应》,分析了西方世界对大屠杀记忆的八种滥用,认为保存大屠杀记忆与抵制大屠杀记忆的被滥用同样重要。(11)

  二、“目光向下”与民众角色的凸显

  与“记忆转向”几乎同步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屠杀学者将研究视角由单一的政治精英转向更为多元的普通民众。以往的大屠杀研究主要聚焦于第三帝国的国家战略、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生存空间论,以及纳粹帝国的战争机器、德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等等。但就整体而言,以往研究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大屠杀发生原因的民众视角。基于此,大屠杀研究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换,学者们由先前的“蓄谋派”(Intentionalist)与“功能派”(Functionalist)之争(12)转向分析德国普通民众在大屠杀中的作用,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集体罪责的承担者”。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在其引起激烈争论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民众和大屠杀》中认为,大屠杀是整个德国民族的计划,是德国民众内心最深层的渴望。(13)作者在书中指出,许多德国人并不支持纳粹政权,但他们却积极参与屠杀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屠杀犹太人不是为了纳粹主义,而是为了德国。纳粹施行的一系列迫害犹太人措施,包括大屠杀,都有德国民众的广泛参与。该书以犀利的笔锋起诉整个德国,严厉拷问了全体德国民众的人性。在该书基础上,许多学者围绕这一命题进行了辩论,形成著名的“戈德哈根争论”(Goldhagen Controversy)(14)。

  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Gtz Aly)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同样是一部讨论二战期间德国集体罪责的著作。它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戈德哈根的思路,运用翔实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纳粹主义、种族战争与经济意图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纳粹将从富人、犹太人及占领区掠夺来的资产不仅用于支撑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着力提高德国公民的经济待遇,以此换取德国人对大屠杀的默认与合作。与其说希特勒利用了普通民众在《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复仇心理,倒不如说是普通民众与希特勒之间实质上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被元首描绘的蓝图和提供的福利所打动,成了他的志愿合作者。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希特勒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15)的观点。

  第二,从“漠不关心”到“消极同谋”。英国学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通过解读纳粹德国不同机构编写的关于“民众情绪”(mood of the people)的报告,分析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民众对待“犹太问题”的态度。他在《希特勒、德国人和最后解决》一书中指出,第三帝国的德国民众远非以前研究中所认为的对“犹太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大量的证据表明,当时的德国民众优先关注的是物质性因素,诸如工资待遇、物价水平、生活条件以及社会不公等。正是对犹太人命运的漠不关心构成了大部分德国民众的立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通往奥斯维辛之路虽然以仇恨为基础,但却是由漠不关心铺就的。”(16)由“漠不关心”所产生的“道德冷漠”(moral indifference)是当时德国民众中普遍流行的态度。

  以色列历史学家奥托·德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及其学生阿隆·罗德里格(Aron Rodrigue)把“漠不关心”的观点推进了一步。他们考察1941—1942年的纳粹机构报告后认为,“漠不关心”的概念仅仅意味着缺乏关注,这在使用范围上极其有限,并不能全面传达复杂的民众意见,因而主张用“消极同谋”(passive complicity)来代替“漠不关心”。

  第三,“德国民众的盲从主义特征”。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德国民族性的角度来解读大屠杀,尤其关注德国民众的盲从主义特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Klaus P. Fischer)。他在《德国反犹史》中指出,纳粹统治时期是一个高度集权与全面战乱的年代,后人确实无法全面地勾画当时德国民众的群体心理,也无法准确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德国人完全接受了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因为憎恨、谬见、非理性等心理状态是很难被量化的。(17)但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足以说明,德国社会各阶层在野蛮的屠犹浪潮的冲击下均未能维护其文明理性的价值观,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德国民众把对犹太人的歧视当成了一种社会规范,这一点正是促成大屠杀发生的根源性因素之一。费舍尔还特别分析德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大屠杀的推波助澜。

  综上所述,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影响下,近年来的大屠杀研究超越了早期的问题意识与单一化的思考路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记忆史学”的转向与“民众视角”的引入对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广作用,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推进了研究的纵深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大屠杀研究者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民众心理的观察、边缘群体的关注等方面的研究,致使大屠杀所关涉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更好的阐释,并且在研究思路与话语表达上切合了后现代史学的本质。

  注释:

  ①详见唐纳德·尼维克、弗朗西斯·尼科西亚:《哥伦比亚大屠杀指南》(Donald Niewyk & Francis Nicosia,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Holocaust),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373页。

  ②亨利·鲁索:《维希综合症:1944年以来的法国历史与记忆》(Henry Rousso, The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詹姆斯·E. 杨:《记忆的结构:大屠杀纪念碑及其内涵》(James E. Young,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四比尔·米尔顿:《合适的记忆:艺术与大屠杀纪念物的政治学》(Sybil Milton, In Fitting Memory: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Holocaust Memorials),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约翰·K. 罗斯、伊丽莎白·麦克斯维编:《为了未来的纪念:种族灭绝时代的大屠杀》(John K. Roth & Elisabeth Maxwell, eds., Remembering for the Future: The Holocaust in an Age of Genocide, Vol. 3: Memory)第3卷,纽约2001年版。

  ⑥阿伦·明茨:《大众文化与美国大屠杀记忆的形塑》(Alan Mintz,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赵静蓉:《全球化话语与历史记忆:真命题还是伪命题》,《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⑧丹尼尔·利维、内坦·施茨内德:《全球化时代的大屠杀与记忆》(Daniel Levy & Natan Sznaider, The Holocaust and Memory in the Global Age),费城2006年版。

  ⑨内坦·施茨内德:《犹太记忆与世界秩序》(Natan Sznaider, Jewish Memory and the Cosmopolitan Order),剑桥2011年版;乌尔里希·贝克等著,刘倩、杨子彦译:《全球化的美国?——全球化的文化后果》,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⑩诺曼·芬克尔斯坦:《大屠杀产业》(Norman G. Finkelstein, 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伦敦2000年版。

  (11)曼弗雷德·格斯滕菲尔德:《大屠杀记忆的滥用:歪曲与回应》(Manfred Gerstenfeld, The Abuse of Holocaust Memory: Distortions and Responses),耶路撒冷2009年版。

  (12)前者认为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势力从一开始就计划歼灭犹太人;后者认为对犹太人的歼灭决策形成比较晚,尤其是最后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是在种种外部因素所迫下决定的。参见罗尼·兰道:《对大屠杀的研究:议题、读本与文献》(Ronnie S. Landau, Studying the Holocaust: Issues, Readings and Documents),伦敦1998年版,第153—154页。

  (13)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著,贾宗谊译:《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民众与大屠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4)韦勒:《戈德哈根争论:苦恼的问题,学术失败与政治维度》(Hans-Ulrich Wehler, "The Goldbagen Controversy: Agonizing Problems, Scholarly Failure, and the Political Dimension"),《德国历史》(German History)第13卷,1997年第1期,第80—91页。更多关于“戈德哈根争论”的情况,详见罗伯特·桑利编:《不情愿的德国人?戈德哈根争论》(Robert R. Shandley, ed., Unwilling Germans? The Goldhagen Debate),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吉奥夫·伊雷:《戈德哈根效应:历史、记忆与纳粹主义——直面德国的过去》(Geoff Eley, ed., The Goldhagen Effect: History, Memory, Nazism-Facing the German Past),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格茨·阿利著,刘青文译:《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6)伊恩·克肖:《希特勒、德国人和最后解决》(Ian Kershaw, Hitl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耶鲁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7)费舍尔著,钱坤译:《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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