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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风险预评估与防控对策

时间 : 2016-02-03 来源 : 本网原创稿 作者 : 中国(南方)学术网 【字体:

   “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及相互影响

   “十三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主要风险包括五大方面、九个类别,彼此相互影响(图1)。

   外部风险,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国际金融危机、海外经济安全等,主要通过外部需求和风险传染影响经济增长。除重点关注希腊等欧洲国家、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债务风险外,“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政治“不稳定之弧”存在交叉和重叠,海外经济安全值得关注,以输出方式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不能以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前提。

   人口老龄化风险,将导致我国劳动力短缺,养老金收支缺口和养老金结余投资不足问题更加突出。老龄化将直接减少储蓄,降低经济活力和创新力,影响“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养老金投资不足将侵蚀养老保险可持续运营能力,养老金收支失衡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产业风险,包括粮食风险、产能过剩风险和房地产泡沫风险三个方面。最大的粮食风险不是减产,而是统计虚报和倒卖储备粮、出租粮仓等投机套利。考虑到金融炒作和互联网传播的推波助澜,粮食风险的影响不可小视。房地产泡沫已较大,中小城市供过于求、购买力不足等,风险更加突出。房地产泡沫破裂会直接拉低经济增速,降低居民消费,影响地方政府收入和债务偿还,并大幅增加银行不良贷款。化解过剩产能有可能通过产业链和债务链条引发上下游企业大面积倒闭,带来失业,减少地方政府财税收入。

   财政金融风险,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可持续风险和金融风险三个方面,主要通过财政支持力度和金融服务能力影响经济增速。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大,债务透明度差,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财政风险爆发还会增加银行不良贷款。随着经济增速下滑,财税收入下降更快,养老、医疗、教育和环保等支出存在刚性,财政可持续面临挑战。银行不良贷款和不良率从“双降”转为持续“双升”,并仍在快速暴露;影子银行面临较大流动性风险,且风险爆发容易传导银行表内;互联网金融和民间借贷等监管不到位,虽规模小,但风险影响不可小视。

   经济下行风险,影响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趋势性因素,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递减、技术创新不足、部分行业“国进民退”、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等内生因素和外部条件都已发生变化,我国实际增速已经低于潜在增速,趋势性因素是当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是周期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三个的“改革周期”,即每当面临国内外经济危机时,都成功地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三是短期因素,“八项规定”和“反腐败”措施在政治上是正确和必要的,短期会对消费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审计束缚了政府投资,世界经济低迷导致出口发展较慢。

   通货紧缩风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持续多月保持在2%以下的低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6个月同比下降。在影响因素方面,经济增速放缓会增加通货紧缩预期,产能过剩不能及时化解会加剧通货紧缩,房地产泡沫破灭、抑制投资需求、国外输入型因素也会加剧通货紧缩。

   从风险的关联性来看,上述几类风险的爆发都会加剧通货紧缩和经济下行,同时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各类风险如不能平稳有序释放,当经济下行至某一节点时可能会集中爆发,产生更大的联动效应和交互影响。

   “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整体风险评估

   经济中各领域风险相互影响、 相互交织,各领域风险的独立分析并没有揭示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全貌”。 为提高风险评估的全面性和可信度,本章建立一个系统性的风险评估矩阵(见表1),

   综合考虑各类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递路径。风险评估矩阵横向代表九类风险爆发的概率和可能性, 纵向代表九类风险爆发后的影响。 相应地,矩阵中每个单元格右上角的数字代表风险爆发的概率,左下角的数字代表该领域风险爆发对其他领域风险的影响(该风险评估矩阵和评估框架详见魏加宁和朱太辉:我国中长期经济风险:一个新的评估框架,金融监管研究,2015年第6期)。

   第一步:判断风险爆发可能性及对其他风险的影响,填写风险评估矩阵。风险爆发可能性及评分分三个等级:较低为1,中等为2,较大为3。风险影响及评分也分三个等级:较小为1,中等为2,较大为3。由于风险存在“自增强”效应,加入各类风险对自身的影响。

   第二步:根据风险爆发可能性及影响,计算各类风险的相互影响。依照风险计算公式:风险=爆发的可能性×爆发的影响,计算出各类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表2)。

   第三步:计算各类风险对其他风险的影响,将每类风险的影响纵向加总,得到其“影响力”;将每类风险受到的影响横向加总,得到其“被影响程度”。

   第四步:加总各类风险的“影响力”或“被影响程度”,计算得出国民经济总风险评分为358。

   第五步:设定风险评估标准,评价总体风险状况。每个单元格的风险最小值为1=可能性1×影响1,最大值为9=可能性3×影响3。考虑九类风险存在81个(9×9)相互影响,因此总风险最小值为1×81=81,最大值为9×81=729(表3)。20160120104023

   经评估测算,“十三五”期间国民经济的总风险评分为358,为风险最大值729的49.1%,处于中等水平。如将风险大小平分为三个等级:81-216为风险较小;216-432为风险中等;432-729为风险较大,则“十三五”期间国民经济总风险亦处于中等水平。

   第六步:根据各类风险的相互影响,锁定风险传染路径。从影响力看,外部风险、粮食风险分别为28和11,风险较小;房地产泡沫破裂和产能过剩风险分别为66和54,风险较大;人口老龄化、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通货紧缩和经济失速风险在40左右,风险中等(表4)。

   从被影响程度看,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通货紧缩、经济失速风险的评分在50左右,易受其他风险传染;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产能过剩风险和外部风险的评分在33-42之间,受传染性适中;人口老龄化和粮食风险的评分均为20,不易受其他风险传染。

   从传染路径看,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通货紧缩和经济失速风险之间的传染性较大。房地产泡沫破裂,不仅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速,还会通过加剧产能过剩、放大财政风险、引发金融风险、强化通货紧缩等,对经济增速产生间接影响。“十三五”期间国民经济的风险传染主要路径可能为:房地产泡沫破裂、产能过剩风险→财政、金融风险→通货紧缩、经济失速风险(图2)。

   综合看,“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总风险处于中等水平,结构性风险较大,房地产泡沫破裂和产能过剩风险显著,且传染性大。

   风险防控与改革对策

   各类经济风险之间具有极大的关联性和传染性,我国“十三五”时期的风险防控与化解需要多措并举,关键是要大力推进改革,提高综合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

   在总体防控思路上,一是“十三五”规划要注重风险导向,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制定规划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二是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源上化解风险;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负责动态评估风险演变,及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三是切实加强政策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效力、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建立财政政策委员会等,提高风险协同防控能力。四是提高统计部门独立性,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加大信息透明度,根据数据敏感性和保密性分层分级对外披露,夯实风险防控的基础。

   在外部风险防控方面,一方面,针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债务危机风险,要指定专业金融机构进行国别债务风险评估,做到提前预判;加强国际合作,适度地参与国际救助机制,缩小波及效应;采取灵活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减少可能带来的正面冲击;针对日本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要加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机制,减少其对整个区域金融稳定的直接冲击,适当收缩对日风险敞口。另一方面,为保障海外经济安全,建立国家层面的海外经济安全协调机制,全面负责海外经济战略规划、统筹协调与应急处置;强化海外经济发展的金融保障,完善“走出去”企业的融资、保险渠道;完善涉外法律体系,研究出台对外援助法、对外贸易和投资保护法等法律,依法保护海外经济安全;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在人口老龄化风险防控方面,一是完善生育政策,保持必不可少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二是采取“小步慢走”的方式,分行业、差异化提高退休年龄,对延迟退休的人员增发养老金,对于雇佣60岁以上劳动者的企业予以一定的政策优惠。三是加大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力度,提出并落实加大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投入的综合措施。四是建立合理有效的投资管理体制和风险控制机制,确保养老金安全和保值增值。

   在粮食风险防控方面,可分为预防和缓解两个方面,一个重要原则是要避免市场一发生剧烈波动或突发事件就回到计划经济并长期化。预防型对策上,改变农业支持政策,包括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实行目标价格制度,提高农户生产粮食的收益;研究制定关于休耕轮作的长期规划,对有国内增产可能的供给减少品种实施紧急增产措施;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尽快全面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鼓励发展规模经营;从功能、布局、品种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利用企业行为和市场办法来调节粮食储备;根据国际国内农产品供求和价格变动趋势,建立农产品国内生产和进口稳定衔接机制;增加粮食统计信息的透明度和真实性,以稳定公众的合理预期。缓解型对策上,当出现供给不足状况时,适当、高效地运用粮食储备,确保当下粮食供给;稳定市场价格,调查、监控价格以及需求动向;严重时实施适当的粮食配给、价格统筹,同时制定干预的退出机制。

 房地产风险防控方面,一是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经济的转型和改革的推进需要慢慢降低房地产行业的地位,但房价在短时间的大幅下跌也会使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式,将改革的推进和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同步进行。二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要使房价回落到可承受的水平和稳定房地产市场,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通过收入二次分配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三是完善地方债体制和机制,建立完善“自发自还”地方债体系,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成本更低的融资新渠道,降低地方政府收入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

   在产能过剩风险防控方面,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在供给面,严控新增产能,即便确有必要的转型升级新建产能,必须与淘汰已有产能相置换;淘汰落后产能,按照环保、能效等标准,采用技术准入、融资限制、差别电价、土地审批、环保准入等方式坚决淘汰;鼓励兼并重组,推动生产要素从产能过剩的产业向优势和新型产业转移;向海外(如亚非拉欠发达地区)转移一批过剩产能,相当一大批产能虽然在中国是过剩产能,但绝不是“落后产能”、对于欠发达地区可能仍然是急需的产能。在需求面,应积极探索拓展需求,加大产能过剩行业产品的合理使用;提高产业层次和产品档次,结合企业实际发展“高、精、尖、特”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此外,中央层面还应有两大配套政策:一是积极改变地方官员的评价考核体系,加强民生、环保等方面考核,使得各地官员不再有GDP冲动去新建过剩产能,而且有动力去削减存量产量以改善环境;二是积极出台化解产能过剩的善后政策,在金融措施上鼓励兼并重组,在人员再就业安置、技能培训和财政支持上为破产淘汰产能做好善后工作,同时中央财政对部分地区因去产能造成的财税锐减应给以适当补偿或加大转移支付。

   在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可持续风险防控方面,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更加突出和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削减地方政府的投资性支出负担,是治本之策。二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既扩大税基和增加财政收入,又直接降低负债率。三是完善地方税体系,加快以不动产税为主的地方税建设,结合房产价值评估,对存量房产实施累进不动产税,为市县地方政府建立主体税种和稳定税源。此外,改革完善与防范财政风险相关的制度建设,完善债务监管体系,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或指定)专门监管机构,在地方政府层面设立自律组织;增强地方财政的规范化和透明度,地方政府应该如实公布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税收增长预测和财政支出预算方案及其他相关信息;加强社会和金融市场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监督。

   在金融风险防控方面,合理规划改革推进方案,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等改革,进一步提高资金价格在资金配置中的作用;坚持“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双轮推动加快银行业改革,促进广覆盖、差异化、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建设;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多层次股票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优化融资结构。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制定出台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解决好监管不合理、不一致、不到位问题。尽快建立独立运作的存款保险机构,尽快推出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机制,完善金融安全网。

   在通货紧缩风险防控方面,一是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及时的数据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前提,必须要切实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二是对内应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同时建立起有效的企业清算和破产机制,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或再培训机制,维持社会的稳定,对外应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将过剩的产能有序地向外输出;三是通过改革来进一步理顺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利率传导机制,保持市场合理的流动性,以应对可能引爆的风险;四是当前中央政府的债务规模和赤字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应通过永久性的减税政策刺激居民消费,对企业采取永久性的减税可以缓解企业因物价下降造成的债务负担,给予企业充分的时间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在经济下行风险防控方面,一是处理好“输血”、“止痛”与“动手术”之间的关系。目前有三种思路:主张“输血”、“打激素”,依靠加大货币信贷和财政资金投放刺激经济;把经济“新常态”理解为不用着急,适应一下就好,类似“打麻药”和“止痛针”;赶紧“动手术”、“止血”,通过推进改革来调结构和提高潜在增长率。如果为“动手术”,“输点血”和“打点麻药”可以理解,也必需。但若只“输血”、“打麻药”而不“动手术”,就会加大经济风险,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时间“动手术”。二是加快推进改革,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全面放开的人口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大学及研究机构去行政化来提高科技创新水平;通过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完善存款保险配套措施降低风险;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政垄断,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三是通过思想解放和创新研发,应对经济下行周期。过去30多年每当经济陷入谷底时都是通过思想解放来推动改革开放,再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这是过去30多年的基本规律,当前仍然适用。如果我们当前不赶紧加快解放思想,改革就无法顺利推进,经济回暖就会遥遥无期。四是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理性看待短期因素,“反腐措施”及“八项规定”等措施的制度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也会常态化,而不会带来新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和劳动的浪费,甚至对于减轻环境污染等方面也会带来积极的正面效应,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风险评估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研究和工作,本文借鉴投入产出表的理论原理和风险计算公式,构建了一个经济风险综合评估矩阵和分析框架。该风险评估矩阵考虑了我国“十三五”时期各类风险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传染,不仅可以对经济整体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和结构分析,而且可以梳理出各类风险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是对现有经济风险评估方法的重要补充。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关于风险大小评估仍然是初步的,需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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