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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哲学基础

时间 : 2013-11-05 来源 : 本网原创稿 作者 : 中国(南方)学术网 【字体:

时间:2013年6月22日上午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哲学系会议室2102室

报告人:高力克教授(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高瑞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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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论坛并发表评论与参加讨论的有:胡伟希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许苏民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李维武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陈卫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胡逢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顾红亮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李洪卫教授(河北工业大学)、刘广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以及江南大学、河海大学、东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以及本校的博士研究生二十余人。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哲学基础”。与会学者对激进主义思潮的评价、激进主义的内涵以及激进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浙江大学的高力克教授在“富强主义、启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报告中指出,经过上世纪90年代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以后,应当给予“文化激进主义”以“同情的理解”,在研究激进主义之时,需注意“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高力克教授首先讨论了富强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关系,认为富强的诉求是百年来中国思潮的背景,中国启蒙主义的目的与西方人文主义的诉求并不一致,而是国家的富强为目的。其次高力克教授讨论了转型时期富强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离合。为海外思想界视为80年代新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一开始与激进主义相合,组建市场利维坦,大政府和市场相结合,而进入到90年代,则转入保守,告别革命,批判激进,重新审视启蒙,启蒙主义与激进主义分异。第三,高力克教授讨论了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命运。高教授认为,专制主义和激进主义具有孪生性。社会越自由,改革越温和,反之,如果社会高度专制,激进的选择就难以避免。最后,高力克教授阐述了文化激进主义与中国启蒙运动的教训。高教授认为中国启蒙是富强取向的启蒙主义,本来就是一场救亡式的启蒙。文化激进主义的理论缺失有三:一是文化决定论的倾向,情绪化的表达。二是文化激进主义基于“进化论”,使得古今文化一分为二,将儒学化约为礼教,以偏概全。三是以富强的功利目标评价古典价值,道德缺位。

高瑞泉教授的报告是“革命世纪与哲学激进主义”。高瑞泉教授认为从思想的世纪来说从1895年到1995年可以说是“革命世纪”,革命世纪的思潮主流便是激进主义。他赞成对文化激进主义的积极作用有所肯定,不仅仅从文本的角度,还要从对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践中客观地评价激进主义思潮。而人们对激进主义的误解多半由于“激进主义”的定义的不确定性、“态度”与“主义”的混淆以及思潮本身的多层次性。所以应该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三角关系中来定义;同时要区别态度和主义,二者虽有关联但并非注定一致,应当区分一种disposition的激进-保守-自守,和作为系统化理论的主义;作为系统化理论的主义都有纵向分层,大略说来,可以从政治、文化和哲学三个维度来进行研究。在厘清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之后,高瑞泉教授分析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高教授认为在各种“主义”之争是现代性事件,在现代性哲学话语框架中讨论激进主义,它具有三个重要的向度,一是进化论及进步主义到社会革命论,它改变了传统的循环史观,确立了进步观念在现代性的基础地位。第二,对科学的信仰和科学主义的潮流,即将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人与社会的研究中之可能性的信仰。第三,是功利主义的兴起,它是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念的一个方向性的转变,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价值在“义利之辩”中的排序原则。

清华大学哲学系胡伟希教授认为讨论激进主义,必须区分激进、激进化和激进主义等概念的运用,必须区分作为手段工具意义的激进和价值目的意义上的激进。在对激进主义的定义中,必须区别设定式定义和辞典式定义。胡伟希认为高瑞泉教授从激进-保守-自由三角定义讨论20世纪中国思潮是有意义的,但是也内涵着某些困难。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许苏民教授认为,由海外发端的对五四运动的质疑颇有不足之处,没有注意到了维新时期、五四人物思想的复杂性。高力克教授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中国思潮原来越激进的原因,同时指出自由与温和改革的正相关性,尤为卓见。20世纪思潮背后的富强取向,很好地说明了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同时也似可更进一步地分析“双重变奏”之后,是“利益冲突”压倒“救亡与启蒙”。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胡逢祥教授认为高瑞泉教授分析20世纪思潮三角还值得斟酌。一般而言,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一组对子,将自由主义放入其中,似乎不够协调。他认为分析社会思潮,必须注意各种思潮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效果,从效果而言,文化激进主义是主流。同时必须注意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不同表现。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认为,在转型时期思想逐渐保守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客观地研究各种思潮,要区别具有动力机制和调节机制的思潮。对激进主义要“同情的理解”,对保守主义要“批判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思潮要“分析的认同”,对自由主义要“理解的同情”。在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分析上,除了高瑞泉教授所提及的三个向度之外,尚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人格的塑造,也即张灏所说的烈士精神在20世纪思潮中的作用;二是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与传统思想的关联。传统思想讲成己成物,革命之“革”,以及革命成为“正统”,其背后的细微处与传统的思想关联。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维武教授认为讨论激进主义,面对现时代对激进主义的批评,除了要注意中国自身的历史基础之外,还应当注意到世界历史的基础,世界历史中革命的兴起与退潮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顾红亮教授对“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果功利主义是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一,那么功利主义思想演进是否是激进过程?其次功利主义思想本身是否激进?第三,功利主义是否成为激进主义的基础?讨论思潮,前提是有思潮存在。存在着作为态度和主义的激进主义,寻求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涉及的是态度还是主义?最后,“革命世纪”是否是激进的世纪,社会变迁的激进与态度或主义的激进的关系如何?

与会学者相约在合适的时间对相关问题再度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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