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

　　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认为，当下文艺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是在学科前提反思缺位的情况下进行的，文学学科体系变革的滞后性、先验主义思想和教科书模式对体系性创新的限定、破解文艺学学科难题都体现出学科反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通过回顾1985年中国文学界和文论界的大事件，反思文艺学发展的得失，以求确立当代文论建设的原初动力。陈剑澜认为，中国的文论等进入现代知识制度后逐渐丢失了微妙的思想，我们应当通过中西比较和对照将之逐渐寻回。温州大学教授马大康认为，作为话语表现形式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研究之间存在断裂，只从话语的某个层次进行文学批评不能全面把握文学，因此关注话语对文学和文论的影响才能使理论更接近文学。中山大学教授王坤认为，文学理论去掉了文学本来具有的消遣性知识特性，造成了知识生产对文本性的收束，所以要适度将知识生产引入文学理论。中南大学教授欧阳文风认为，文艺学研究需要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打破当前学科界限分明的弊端，跳出学科本身，以宏阔视野进行研究。复旦大学教授周兴陆认为，传统文论并没有“失语”，而是通过不断调整姿态适应现代社会，虽然中国学术思想处于“受动”地位，但传统文论可以“能动”地补救当代文论中的偏颇倾向。

   西方文论参照下的中国文论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建平认为，只有基于当下文学实践，才能建立起既是当代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暨南大学教授危磊表示，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需要对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进行“批判与创造”相统一的全新审视超越与思想原创。深圳大学教授李健认为，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尚未形成，建构中国现代文论应以中国古代文论为主，适宜地融合外国文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彭修银认为，由日语翻译而来的“文学学”与“文艺学”不是同一学科，因此在借鉴西方理论时要注意中国和日本的学术渊源。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胡亚敏强调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意识出发重新审视当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中国也可以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扬州大学教授姚文放认为，福柯将“话语”生产的规则和实践放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考察，打开了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这种方法对文学理论既具有直接效用，也具有参照效用，而后者更具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永清从哲学、经济、宗教、技术和法律等层面探讨了作者理论本身的范式转换，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作者”经历了作为制作者、创造者、生产者和书写者的转换。南开大学教授刘俐俐认为，当下既有的“故事学”只是口头故事之“故事学”，无法涵盖书面文学乃至其他载体中的故事现象，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学重新界定故事的概念和故事的特性。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傅修延认为，当下人文学科的话语、术语以及方法都被技术学科规范，这使目前中国文论和文学研究陷入危机。《文学评论》副编审吴子林认为，我们必须反思理性的局限，打破学科藩篱，调整研究方式和对话策略，以适应对象本身的特点。暨南大学教授赵静蓉认为，个体要实现自我认同和族群认同，就需要将私人生活融入社会生活当中，消除“我”与世界关系的陌生化。

　　对文学史写作的反思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认为，翻译的本质是通过文字的转换实现文化的交际，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观，重新审视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史的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炳辉从文学观念层面和逻辑层面提出，翻译文学要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须对文学权属观念进行反思，同时引进“中介”和“不确定性”概念。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的出现，让文学固有的形态异动，作为历史性存在、价值性存在和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应写入当代文学史。中山大学张慕华认为，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需要对“文学”进行重新界定，进而打通文学史、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的界限，以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在世界开放的环境中展开。暨南大学教授苏桂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应对文本进行直接的分析判断，重新思考现下的文学史观。

   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文化研究

　　信息时代新媒介的参与改变了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批评模式，与会学者就新时期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化研究各抒己见。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德胜认为，“微时代”改变了当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的生产传播方式，同时直接带来了一种平凡叙事、文化共享、碎片化文化体验和“微”意义表征的“微时代美学”。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认为，当下的文化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下发展为基点，以文化研究为参考，还要有重构价值取向的追求，力求建立文化生态的平衡，立足审美以生产自己的理论话语。深圳大学教授李凤亮认为，“新创意时代”的来临使得文学从小众走向大众，从一维走向多维，呈现出极强的跨界性、商业性和多重开发性，只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创意时代”文学的变化，方能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四川大学教授阎嘉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为例提出，文化研究应从文本转向“活文化”的研究，要以跨学科的方法让文化研究表现出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阶级问题、价值问题的关怀。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赵炎秋认为，媒介不断进步导致的社会生活、科技、文学样式的发展，能否给人类带来幸福、使未来的文学和艺术形式更加高级，这个问题还不能过早下定论。

　　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现代转型

　　《文学评论》副编审王秀臣以“诗味说”为例，探索中国文论的古今对话和中外演变，认为“诗味说”是抒情本体论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锋杰认为，“五四”以来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将之简单地与“工具论”等同，过分强调其政治性而忽略了它的道德内涵。“文以载道”具有个体性、融合性和批判性，并非是政治动员的工具。暨南大学教授刘绍瑾认为，道家文艺美学不仅为中国现代美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还是中西比较视野下引介西方美学理论的“前在视野”和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形象大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陶原珂认为，在古代文学范畴观念的历史梳理中，一名之下的术语释义与多家思想的梳理远未完善，因此可以借鉴西方词典学中相关体例思想完善古典文学范畴概念。暨南大学教授闫月珍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器物之喻打通了技艺与文学的关系，容器的空间、意味、重量和错彩镂金的观念与文学批评思路相通，以容器喻文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文学认知的一种方式。

　　大会闭幕式上，高建平研究员对此次会议作了精到的总结，他认为：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和超越须吸取不同资源；在变动时代，文艺学的发展仍要坚持人文精神；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时要在整合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以批判的精神借鉴西方理论。蒋述卓教授表示，这次会议各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希望今后继续加深对话，在探讨中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