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不到20年间，我国文论界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最关键的标志，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对本质论思路的再思考。结合西学演进历程来看，这与“去黑格尔化”密切相连。

　　在思维视野与思维方法上，我国当代文论经历了“黑格尔化”的规训，注重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感与分析研究对象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辩证法，始终围绕着先在的绝对理念展开，其无所不包而又精致无比的庞大体系正是以此为基点建构起来的。为了完满地表达他的体系，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也顺理成章地是这一先在绝对理念在人类感性领域的发挥和推演，由此，“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如此一来，艺术作品的构成必然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理念是内容，感性显现是形式。对艺术来说，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为表达内容服务。或者说，最关键的是本质，也即理念，形式不过是现象。无论现实生活还是作品本身，现象是表层的，本质才是内核；而对艺术本质乃至世界本质的探究，必将指向并通达万物的基始，即同一性。相应地，绝对理念对文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这三大部分：二分法、本质论、同一性。

　　站在新世纪的学术平台上，回顾西学演变轨迹可见，早在黑格尔在世时，西方学界在受到黑格尔影响的同时，已经开始反思黑格尔的观念，表现出“去黑格尔化”性——无所不包的黑格尔理论恰恰忽视了鲜活的个体生命。就此而言，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类似，以充盈生命色彩和个体特征的意志对抗理性的压制。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的矛头直指忽略个体的同一性、整体性，而用以抗衡的理论武器就是对差异性、个体性的大力发掘和无限张扬。

　　就二分法的影响而论，西学在艺术理论领域里的“去黑格尔化”，可以追溯到索绪尔，他关于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划分，从认识论角度看，把由来已久、被绝对理念系统化、定型化的二分法向前推进：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本质还是现象，都只是人们面对现实世界，抽象、概括、提炼出来的概念、范畴，它们必须通过符号才能得到表达。自索绪尔正式开启符号学研究后，西学开始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俄国形式主义对艺术的研究，之所以集中于诗歌语言，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越过黑格尔的先在绝对理念，面对当下最直接的对象，即诗歌得以表达的语言符号。他们集中批评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代之以对艺术语言能指与所指内涵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

　　我国当代文论的“去黑格尔化”，迄今主要体现在对本质论思路的探讨上。国内对文学本质的探讨从工具论到意识形态论，从观念论到活动论，历经曲折。90年代受后现代思潮反本质主义思路的影响，出现以下观点，认为一味地追究文学是什么，恰恰限制了文学的鲜活与多样。

　　总体而言，绝对理念对文论的影响，因对人的个体性限制最大，以同一性为最，所以对“去黑格尔化”的最早表现是对同一性的消解。而二分法与本质论，直接关乎对艺术的看法：二者若推至极端，则有可能或简化文学，或僵化文学。而对它们的反思又多少保留了其合理因素，表现出融化后的特色。抛开绝对理念的先在性，着眼于当下，则我们的文论可从中吸取的东西很多。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而论，其虽有简化艺术的弊病，但仍有现实的生机。美与艺术离不开内容与形式，后者必须是 “具体可感的”。在黑格尔看来，“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教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正因如此，美与艺术的表现形式必须是生动活泼、直观可感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论与 ‘去黑格尔化’研究”（13BZW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