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雨楠）5月10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的“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出席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李丕光主持会议。

“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现场 本网记者 张哲/摄

　　回顾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的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壮大，国际影响力也随之增强。中国的文学研究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亟需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机构院校的知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学术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指出，文学研究要充分体现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来源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国文学理论等等。现在文学研究相当丰富，但确实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一个是虚无主义，第二个是消费主义，还有一个以西解中忽视了中国文学自身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和它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范式等。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席卷而来的时代，文学研究需要重新思考并回答一些理性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文学，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的本体，文学的认识，文学的审美，文学的架构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认为，学者要用中国话语阐述中国立场，保持开放的心态，加强对自身的认识和对西方的认识。很多古典作品例如《水浒》翻译出去的版本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不能赢得很多国外读者的喜欢？这就是中西价值观不同的原因，需要反思。重新研究中国话语问题，一定要打开格局，对我们自身进行总结，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中国话语，有一个文化生态的问题，我们要努力使中国话语本身多样化，这样才能发出多样化的声音，让文化更有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指出，一个新世纪以来，大量外国文学，包括流派、思潮涌入，我们确实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也有人在批判，但这部分人的声音被淹没了，包括社科院的很多学者。比如说袁可嘉先生，编了许多现代派作品，现在发现他对现代派的批判是最早的，例如他说西方现代派简单地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这种概括非常到位，实际上学术史要体现这些精神。这个学术史要做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再带有一点批判的眼光那就更不容易。并且，所有的理论、概念都要放在一定的语境里，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去判断、攫取、批判和借鉴，所以有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研究员认为，谈及中国话语体系，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古代的才是中国的，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文学理论，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0世纪的中国，是有很多的创建、创造的，要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话语，就一定要重视现代的中国，现代的创造。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学理论而言，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是唯一的源泉，一切理论、方法，都必须立足于今天的文学经验和成果，离开了今天的文学实践，一切理论都成为无源之水。在文学实践的基础上，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梅新林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谈及20世纪话语权的问题，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梅新林教授指出，首先要思考和理清怎么失语的、为何失语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有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第一个是定位问题，我们如何失语，为何失语，主要本位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一直觉得西方比我们高。第二个是理论的问题，理论基本上是在沿用西方的理论。第三个是范式的问题，文学史的范式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大概有2000多部了，这些范式我们梳理一下，对西方的印象比较明显。第四个是研究方法，走极端的是新世纪的新方法论。当然也要辩证看待问题：有失语的时候，但也有我们强大的声音发出。同时在古今和中西演变的过程中也有成功的经验，例如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哲学阐释中国的传统经济，闻一多借用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理论解释神话。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陶东风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陶东风教授认为，在讲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时有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文学是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建构起来的概念，它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不是中国话语。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是典型的现代命题，但是它又具有一种反现代的意味的现代命题。如果中国不进入现代，就不会有这个命题。进入现代后，如果完全接受西方主导的知识系统，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体现了我们跟现代之间一种很微妙的纠缠关系，归不进去，拖不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不能简单化地来理解，反现代化这个反，不是彻底的拒绝，也不可能彻底拒绝。实际上是保持一种自觉、反省的态度，在一种张力的关系中，进行一种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