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图为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钟义见）10月30至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的“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闫坤，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珍等出席开幕式。刘庆柱和杨珍在大会致开幕词。开幕式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主持。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庆北大学、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并围绕“中国古文书学”这一主题展开大视野、多角度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刘庆柱致辞。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刘庆柱在致辞中指出，通过文书治理国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伟大智慧之一。近年来，随着更多出土与传世文书的发现及深入研究，越来越使我们认识到，文书行政与契约社会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公文书确保了政令的畅通，私人契约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文书是否畅通，契约是否得到有效履行，体现出当时国家的治理水平，反映出社会和谐的程度。古文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同时也是了解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手段的重要线索。以公私文书为研究对象的古文书学与文献学、考古学、档案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往有关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明清档案、徽州文书等出土或传世文书的研究虽已深入，也形成了若干新兴学科，然而，这些学科受限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及存在形态的差异性，形成不同的概念与分类标准，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能够将作为原始文献的古文书与一般编纂的典籍文献区分开来，进而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古文书的内在特点。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档案学等既有学科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参考国外古文书学的理论与经验，建立起跨断代的、涵盖公私文书研究的“中国古文书学”。这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学科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完善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
刘庆柱认为，建立“中国古文书学”，不仅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以往中国没有“古文书学”，所以西文“Diplomatics”常常被翻译成“古文献学”，实际上“Diplomatics”更确切的含义是“古文书学”。随着“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将有助于世界史研究者从古文书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东西方历史，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者进行对话提供了平台，这将会极大地推动整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珍致辞。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杨珍在致辞中表示，2014年10月2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上公示了“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名单”，以黄正建为首席专家的“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入围，此次会议也标志着这一国家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6月，历史研究所创立“中国古文书研究班”。创立研究班的目的是通过共同研读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明清档案等出土或传世文书，以打通断代、整合研究，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文书学”。在过去4年多时间里，中国古文书研究班举办39场研究会，并于2012年、2013年先后举行了两次“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可以说，“中国古文书研究班”这种跨研究室、跨断代史的研究模式，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创新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作主题发言。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在比较林聪明《敦煌文书学》、黄正建《中国古文书学：超越断代文书研究》、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等著作的概念、内容的基础上，对文书、文献、写本等概念进行分析，指出“写本”更能准确地描述敦煌资料中的文书部分。他建议对文书学的西语、日语的语言本源与其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做进一步的梳理，从而做出更科学的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黄正建研究员作主题发言。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黄正建研究员认为，虽然早在上世纪初，日本的学界就开始使用“中国古文书学”一词。不过，此后的日本中国古文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学者们并未自觉将其纳入“古文书学”的范畴。他指出，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成立时间点。虽然这一词语出现较早，也不断有人将其总结为“中国古文书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等，但似乎并未有人或某类人在某一时间段倡议或宣告建立“中国古文书学”。这一学科的发生发展是后人追溯归纳总结出来的。因此“中国古文书学”究竟成立于何时？未见有比较清晰的界定。换言之，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的成立，缺乏一个标志性事件或著作等。第二、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没有一个相对严谨的定义，比如所谓“中国古文书”何指？官文书之外，私文书、杂文书何指？又如，所谓“中国古文书学”何指？它所涉及的范围（广度）、时代（长度）何在？如此等等，都没有相对统一而严谨的说明。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中国古文书学”并没有成一门学科，其定义与研究范围都没有明确的界定。
韩国庆北大学历史教育科洪性鸠教授作主题发言。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韩国庆北大学历史教育科洪性鸠教授认为，韩国国内保存的满文文书均为满汉合璧文书。这是因为在韩国没有理由独自制作满文文书，现存的文书又都是赏给或外交文书，或任命高级官僚的诰命，是按照一定文书样式规定制作的满汉合璧文书。韩国国内保存的满文文书大致可以分为：朝鲜和清之间的外交文书和清朝的官吏任命诰命。作为外交文书的誥命，均为在册封朝贡体制下制作而成的仪礼性文书；实际在解决外交性悬案咨文这样的文书中，是没有什么满文文书留存于世的。在任命官吏的诰命中，由于都是按照规定的文书样式制作，因此从文书的内容来看，这些文书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性意义。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研究员作主题发言。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研究员则认为，实有文献生成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时代，尤其是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后的文献更是纯粹的白话文。但是，在太行山文书的年代构成中毕竟以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献为大宗，上世纪40年代以前，文言文和伴随着文言文形成的书写习惯、用语习惯、行文习惯、理解习惯在社会各阶层中仍然保存着巨大的影响，仍然渗透在各种文体之中，研究这一时期的文书文献，理所当然离不开古文书学的知识和思维，更离不开古文书学的方法和手段。即使是研究50年代以后的纯粹白话文简体字的文书文献，虽然在理解文书文献的文义上已经基本不存在文字障碍，然而在研究方法、研究原则和研究过程中也同样需要借鉴古文书学早已成熟的经验、做法和路径，因为包括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黑城学（西夏学）、徽学等在内的古文书学经过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提升，早已形成一套整理古文献行之有效、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经验和流程，太行山文书无论属于文言文的抑或白话文的文献，其本质上都属于历史文献的范畴。这就是以古文书学的视野审视太行山文书研究的原因所在。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古文书学”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同仁鉴于近年简帛学、敦煌学、徽学以及黑城学等新学问新学科获得充分发展而又各自为界、畛域分明，试图加以整合融汇以推进新资料新文献研究深度而提出的新思路和新视野。这一新思路新视野对于融入古文书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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