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18日，著名学者杨国荣教授新著《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研讨会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西南大学、上海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数十位学者，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专业，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等。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是杨国荣教授继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其“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之后又一部力作。本书以行动与实践为考察对象，但其进路不同于狭义上的行动哲学（行动理论）和抽象形态的实践理论。本书认为，对于行动与实践，既应当从逻辑的层面加以分析，又需要从社会历史之维加以把握。这种分析和把握在基于现实存在的同时，也关联着形而上的视域。对行动与实践的这种考察，既不同于经验的描述和语言的辨析，也有别于思维的推绎。本书可以视为杨国荣教授建构的“具体的形上学”在行动和实践领域的进一步展开。

整个研讨会共分7场，前6场为与会学者根据各自的兴趣点从不同的专业背景出发对杨著发表评论，最后一场由杨国荣教授给予回应。会议涉及的议题包括：《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的研究进路、作为哲学问题的行动与实践、实践哲学与中国视域、行动的意志与语言维度、作为实践哲学重要范畴的“势”与“几”、生活世界与实践智慧等。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杨国荣教授的这一最新成果，认为此书系统而深入地讨论了人的行动以及指导人的行动的智慧之间的复杂深奥的关系，堪称中国当代有关实践研究的里程牌式作品。围绕如何理解实践概念、实践哲学何指、实践哲学的功能、人类行动的结构、道德行动的自然性、势与因果关系等议题，与会学者与杨国荣教授展开了广泛的交流。比如，黄颂杰教授（复旦大学）提出，杨著以实践和行动为研究对象来为实践哲学下定义，未免太狭隘，因为，那样一来，现代西方哲学中很多流派都谈不上是实践哲学了。他自己主要是从与思辨哲学相对的那个意义来理解实践哲学的。他还认为，杨著在讨论实践哲学时也用到了思辨哲学的一些概念，比如主客体范畴，虽然作者做了一些改造，但是主客体的框架能不能用来说明实践的活动，还是需要再考虑。毕竟，在建构实践哲学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江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在发言中依次讨论了实践哲学、实践理性与实践智慧三个概念，他提出，实践哲学有以行动为对象的，也有以讨论行动的方式为对象的。关于实践理性，他指出，康德、罗尔斯与帕菲特的理解各不相同。关于实践智慧，他列举了亚里士多德、休谟与康德。胡军教授（北京大学）指出，杨著不同于一般行为心理学之处在于，它更注重于实践智慧对于人的行动的内在的指向作用。胡军教授还表示，对人的行动做这样的哲学解读无疑很重要，但对人类行动的结构或人类的集体行动做深入的研究与解析，也许更为根本，因为，不难注意到，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行动已与古代社会的人的行动有着很大的区别。王中江教授（北京大学）在发言中提到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不对称问题，他举例说，理性的行动可能产生不合理的后果。成素梅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从认知科学角度对行动的意向性问题做了分析，认为人类行动的意向可以分为两种：动作意向性与大脑内置结构的直觉反应。陈嘉明教授（厦门大学）结合杨著探讨如何重建中国哲学的问题，他认为，重建中国哲学的道路之一是通过对传统概念的再诠释使这些概念获得新的内涵，重新得到使用。而诠释又会发生究竟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中”这样的问题。俞宣孟研究员（上海社科哲学所）认为，杨国荣教授的工作是让形而上学走向具体化，这个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式的。西方形而上学的特点在于预设了一个“理”或“逻各斯”，而中国的形而上学是非概念的、非逻辑的，其主要的目的也是转化自身的生存状态。就实践问题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做到自然与自觉，而这并不需要西方的知识就可以完成。郦全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提出，杨著谈到了事件的因果性和主体的因果性，给人感觉，似乎存在两种因果性，可是，“主体的因果性”是否成立？不无疑问。黄其洪副教授（西南大学）主要就辩证法问题做了讨论，他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强调自身，二是中介性的思维，他想问的是：分开的基础上有综合，这个综合的“自身”是什么？进行综合的“中介”又是什么？杨国荣教授强调“合情与合理”的统一，这是否预设了情与理的统一？如果统一，其基础又是什么？究竟如何统一？颜青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在评论中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主体因果性的困境：对自由意志的威胁，二、意志作为“势”：意志自由和意志脆弱的双重形而上根据，三、实践知性为实践智慧奠基。陈立新教授（武汉大学）认为，社会如何可能是历史哲学的重大问题，康德将政治哲学置于历史哲学之中，人类行动、实践智慧的展开一定有历史的向度。常见人们将实践等同于劳动、做、行动、生产，并把它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将实践定义为感性活动。刘梁剑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提出，牟宗三曾经区分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和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 of Morals，类似的，实践哲学是否也能做出practical philosophy与philosophy of practice的区分？

杨国荣教授在回应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扼要说明。关于实践哲学的涵义，他认为可作如下理解：一是狭义上的以行动、实践为指向的这样一种哲学形态，其中又可以区分为具体实践领域的研究和跨越特定实践领域的元理论研究；一是将实践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础，后者有别于通常所说的思辨哲学或理论哲学。主客体问题本身有其复杂性，讨论认识论、实践哲学的问题在不同层面上都无法完全回避主体、客体等概念。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能否运用主体、客体、主体间等概念，而在于如何具体理解这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真实关系。关于实践哲学的对象，他认为，既要关注行动本身，也要注意有关行动的讨论方式。关于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他认为，首先，任何集体最后都要落实到个体之中，由个体来完成，而个体总是包含集体的层面，并以集体为依托；其次，集体与个体两者的作用方式不同。不过，个体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又常常事关全局。集体是抽象概念，它是无数个体连接而成，集体与个体之间存在互动。关于“理性的行动可能产生不合理的后果”，他的看法是，行动者不仅有理性，也有感情、欲望等理性之外的因素，后者可能导致并不十分合理的结果。另一方面，行动总是涉及具体的情景，再周密的计划也可能发生变化，并导致非预期的结果。关于从认知科学角度研究意向性，他认为，意向性总是属于观念层面，身体的活动只是意向性的表征，而非意向本身。关于重建中国哲学的路径，仿照“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的表述，他表示自己更倾向于“以今释古”。“今”一方面是指已经融入到今天的中、西思维中的内容，另一方面是指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古”是指过去的思想，它不限于中或者西。“以今释古”也可以描述为“中西互释”或“古今互释”。关于中西形上学的差异，他认为，中国哲学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与西方追求智慧固然有差异，但非根本不同。中国哲学也用概念来思考，既有实际的追问，也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兴趣。不能中西形上学截然相分。关于辩证综合问题，杨国荣教授认为，其根据或“自身”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与实践的现实过程，这种根据同时构成了中介。质言之，并无外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与实践的现实过程的另一种“自身”。人本身、实践过程本身的多面性，构成了在观念层面对其加以综合的根据。这里重要的是回到现实本身，避免思辨的幻觉。至于情与理冲突时，如何统一的问题，其重要之点在于注重具体情境分析。关于因果性，他坚持认为，因果的必然性无法否认，有A 必有B，这是“理有固然”，但A是否形成、如何形成，则存在各种偶然因素，这也就是“势无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