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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

时间 : 2013-11-11 来源 : 本网原创稿 作者 : 中国(南方)学术网 【字体:

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劳工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于2013年9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社会学系系主任沈原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余晓敏副教授,北京大学卢晖临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黄岩副教授和上海大学苏熠慧讲师担任点评人,来自复旦大学、上海行政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十几位青年学者就近期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坛由德国罗莎oo卢森堡基金会资助,基金会代表孙巍出席论坛并参与了讨论。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对公平和正义的关注越来越多,尤其是劳工方面。在这种氛围下,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劳工群体、研究劳动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她期望青年学者能通过此次论坛提高学术水平、激发学术思想,同时能进一步思考将学术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方法。

  沈原教授在开场白中指出,劳工社会学是社会学中很重要的分支,它不是单纯地研究劳动关系,而是站在工人的立场来研究劳工问题。劳工社会学的宗旨是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这个社会不可以总是中产阶级或者白领,工人阶级在推动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而言,青年学者的培养是最重要的。他希望通过论坛的方式,将劳工研究有成就的青年学者聚在一起,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发展。

  论坛分为"劳动过程与雇佣体制研究"、"劳工组织与劳工运动"、"劳工政治与劳工意识"和"工人的教育与生活"四个单元。在三至四位青年学者主题演讲之后,点评人和其他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随后演讲人回应并展开讨论。

 

  第一单元:劳动过程与雇佣体制研究

  在第一个单元中,薛红(华东师范大学)的论文《"技术"何以求?--外来工对"技术"的态度以及"学习技术"的过程分析》通过对电子和服装行业的工人访谈,来剖析工人们对"技术"的态度,以及他们"学习技术"的过程,并且指出"技术"和个人发展之间的鸿沟。"求技术"的过程(从工人挂在嘴上到真正付诸实践,以及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是跟工人的职业历程和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但是各种社会性的条件,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内部劳动力市场流动机制的匮乏,以及劳动保障的不健全,成为阻碍从获得技术到个人发展的障碍

  王星(南开大学)的论文《逐利动机、劳资分立与利益政治:清末民初学徒制工业化转型素描》指出,清末民初学徒制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学徒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制度形态:对学徒工群体而言,学徒制是一种传授谋生技能的教育制度;而对于资本家而言,学徒制实质上已经属于一种劳动雇佣制度一面是宗法家长制色彩浓厚的伦理性师徒关系;另一面却又是基于"自由契约"之上的非等价性市场交换。传统与现代在这个制度中被强制性杂糅嫁接在一起,形塑学徒制制度变迁独特演化轨迹的是背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政治行为。而学徒制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利益政治也给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

  来自上海大学的贾文娟通过在一家国有重型机械制造企业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中国国企改革和与跨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一种以"包工制"为基础的"入厂包工"生产模式开始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出现。贾文娟在其论文《入厂包工: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包工形态及其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发现,并探讨了这种生产模式出现的条件、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以及对工人权益保护的影响等问题。

  余晓敏副教授对三位青年学者的研究进行了点评。她认为,这三篇论文讨论的议题比较集中,都是围绕着"技术化"或"技术学习"这样一个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议题而展开的。把技术问题放在劳动过程中研究,会有总体性的视角和高度。不同的是薛红比较偏重从工人的视角出发分析工人在寻求技术的过程中的意愿和行动,而另外两位青年学者不同程度地关注资本或者管理者的逻辑。具体而言,薛红的研究提出问题的方法很好,她是从现实出发,从工人在市场中的体验和这种体验与官方话语的背离出发来提出问题。另外,薛红关心的"技术"问题是劳动过程研究的重要议题。不止是在中国,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纵观整个工业化过程,技术在劳工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工人学技术是在劳动过程中摆脱控制、争取权力和权益的重要的路径。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其他行业中,工人学习技术的状况怎样?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情况是否有差异?技术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是否存在与资本相比的对应权力的问题?资本如何控制技术?性别的差异?等等。王星的研究有国际比较的视野,还比较关注技术形成的宏观因素如国家政策等。这就与与其他的研究形成了宏观与微观的互补。有两个问题,一是学徒制度的研究对于中国现实有何意义?二是,如何理解"学生工"和"暑期工"问题?贾文娟的研究可以在理论上走得更远一点。她提出在同一家工厂的车间中出现了正式工与外协工两种不同的生产体制。如果说共性是都在专制体制下,那么两者的差异是什么?这种比较是更有意思的事情,更容易对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第二,如果从国际视角出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分析,这个个案会更有学术价值。第三,从拓展个案法的研究方法来说,案例选择可能遭遇背对现实的风险,或者说案例失去现实价值。入厂包工的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够反应跨行业的国企改革的现实?

  在自由提问环节,与会者对薛红的研究提出来的问题包括:不同行业、不同规模,技术重要性有何差异?"学点技术"是工人增权的真实故事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服务行业,技术是否会成为对于工人权益的抑制?对王星的研究提出来的问题包括:是否在学徒制历史变迁过程中发现历史性的规律?在学徒制和宏观社会制度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学徒制对于早期工人的反抗有何影响?对贾文娟的研究提出来的问题包括:外协工和正式工有没有发生冲突?"临时工"在国企中的出现是一个新现象么?外协工和正式工的用工成本比较是怎样的?外协工的存在对于正式工的影响是怎样的?在国际合作中,国企和外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薛红的回应是,不同行业对技术的需求不同,服装行业招工欢迎熟练工,电子厂不管这些,不管是职业技校的还是高中毕业,统统在这里变成操作工。另外,工厂的规模也是有区别的。中小企业的工人需要熟练工人。大规模的厂有完善的技术培训体系,不希望不规范的技术进入到生产中来。技术熟练会增强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学习技术后从事个体生产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个流程有一整套技术,工人很难习得全部。另外,就算是有技术的工人,把老板惹火了,还是可能被裁掉。在回应时,王星坦承,研究伊始并未考虑现实意义的问题。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去验证技术变迁和厂内技能形成的问题。不过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现实劳工抗争中的权利意识和技术意识的匮乏。劳工运动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对于学徒工的抗争也没有太多关注,这可能是其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贾文娟首先回应了做个案研究的意义问题。这个个案分析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出现包工制(这种常常出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生产制度)的状况,与以往的理论展开了对话。另外,以往体制外的东西进入到了体制内,并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个个案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反思关于包工制、弹性积累、外企进入中国、国企改革等问题的研究。第二,她认为入厂包工的研究一开始要对话的是组织社会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它认为企业外包的生产程序是边缘的,不要占用企业资源,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而外协工从事的生产确是核心的部门,而且不是外包,是让包工队进入工厂车间从事生产活动。第三,入厂包工的生产制度和国企中大量雇佣临时工的生产制度是不同的。前者是在2008年与外企合作的过程中,突然发展起来的。所以外协工的出现与资本的弹性积累和劳动控制手段的变迁密不可分的。第四,对于工人抗争的问题。工厂引进包工制度就是引入市场的鞭子,形成对正式工的威慑。正式工虽然也在不断抵抗,但是由于自身的软弱,不愿承担经济和政治风险,主要采取是长期怠工的方法。对与外协工而言,基本上不存在抗争行动。

 

  第二单元:劳工组织与劳工运动

  第二单元有四位青年学者讲演。来自中山大学的许怡首先报告了自己的论文《跨境行动与劳工保护:中港"反血汗工厂运动"研究》。她运用 "多点民族志"的方法,通过六个案例的参与式观察,提出了跨境社会运动的"回飞镖效应",探讨了中港两地跨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演变过程:从消费地转移到生产地的空间转移;从由消费地的行动者主导到消费地与生产地的行动者共同参与;从外压力到内动员的策略演变。她认为,中港反血汗工厂运动逐渐打破了工人与行动者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境外行动者之间的双重区隔。通过SAC组织作为运动的传递者和中间人,一个跨境反血汗工厂网络逐渐形成。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吴同汇报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珠三角劳工NGO的参与式观察,他认为伴随着以集体谈判为目标的劳工维权行动出现,劳工NGO的面临着从个体维权到集体谈判的转型这到底是工人意识的提升、 还是NGO 突破了外部制约还是地方政府在寻求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这对工人运动来说有着怎样的深层次意味?吴同在《工人团结的锻造与延续--劳工NGO行动的神话还是地方治理的转型?》一文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直关注工会动态的孟泉(清华大学博士后)在最近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新论文《修复关系与循环反抗:基层工会改革与工人工会意识演化》。他认为,工会与工人的关系是工会变革的核心命题。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变革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发展来看,工会一直在寻求动员工人生产(外部合法性)与维护工人权益(内部和发行)之间的平衡。尽管工会在努力塑造工人对工会的认同,然而仍旧会有三种工人组织化意识并存:工具理性、授权认同和父爱主义。多元化的工人组织化意识分别与以盐田为代表的工具型工会、以先端为代表的组织型工会和温情性工会互相建构,塑造了工会与工人关系多样化的形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窦学伟汇报了自己博士论文的最新进展。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卫工人的生计与组织化抗争》。他研究的是2012年底至2013年初发生在广州和佛山等地的环卫工人罢工潮。在他看来,这次罢工浪潮既不同于以往的环卫工人罢工潮,也不同于工厂中产业工人的集体抗争公共服务行业的特点,使得环卫工人的集体抗争具有极强的可见性,并且能够对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在关系自身命运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失去话语权,环卫工人的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城市美容师"越来越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在维权意识不断觉醒和自组织力量不断增强的条件下,环卫工人越来越娴熟于组织集体行动。

  作为点评人,北京大学卢晖临副教授认为这四篇报告的共同主题(关怀)是站在工人立场,争取工人团结和提高工人利益。许怡的文章研究了六个个案,对劳工运动的策略有很大启发。劳工运动不能完全依赖于消费者行动或公民运动,劳工的利益最终还是要靠阶级行动来争取。不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工人能力还需要显著提升的时候,需要广泛到员利用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工人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六个案例看似是外部行动对工人内部团结的引介。但是最核心的问题,以工人为主体的团结如何去达成?这些考虑的还不够。吴同的文章分析的是一个劳工NGO的个案,它的成长。对于题目,其实是有一点点问题,它似乎在说两件事情,一是劳工NGO对工人组织和团结的作用,二是NGO的成长。这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孟泉的文章讨论生产场所的唯一的合法组织,工会的情况。希望能够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工会的角色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工会平时是不作为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以它的特殊地位,如果想有所作为,那所起到的作用是很显著的。不能简单的说工会是没有作用的,然后就是另起炉灶提倡劳工NGO之类的。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渠道下,我们需要讨论工会问题,哪怕是看到一点点的变化和提升的可能性,那现实和理论意义也是很大的。窦学伟的环卫工人的抗争,应该是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还有一些想法。确实如你所说,环卫工人的罢工有一些不同。他们的工作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们一停工,市民马上就能感受到效果和威力。这个与产业工人的抗争不太一样,可以展开讨论。另外,对于环卫工人的生计,一个个的家庭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的特点,希望有更多的田野观察。

  之后的提问环节,熊易寒认为对于大学生团体在工人运动中起到的作用需要进行更加细致和认真的分析。其他与会者对于许怡的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在六个社会运动案例中,影响工人动员模式的社会条件是怎样的?选择六个案例的标准是什么?对于吴同的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对于空间和容忍度的分析需要更抽象的概括;要分析劳工NGO在工人团结锻造过程中的作用,是否需要观察更加多元化的劳工NGO?NGO对工人的团结是制度化的团结还是个人性的团结?对于孟泉的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说和人型的工会与工人的三种组织化意识有何关系?是否需要更加明确研究对象为企业工会?对于企业工会领导人的角色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对于工会行政化的干预方法是否需要更多的思考?对于窦学伟的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对于环卫工人的特点、群体特征、劳动过程和职业历程等需要更多关注;对话的理论过于模糊。

  许怡对问题的回应是这六个案例的分析不是为了比较和抽象出一个模式,而是展示一个社会运动发展的过程。当然这几个案例也有共性,如在战术和策略上的共性。熊易寒老师提出的,文章中没有展示出社会运动和工人团结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这些运动存在的弱点。她也觉得这些运动对于工人团结做的还不到位。后来的运动虽然也有逐渐的动员工人,但是属于比较浅的层次。吴同回应了三类问题。一是主题不很明确,他认同这种批评,文章的初衷是回应李静君和沈原老师关于工人团结的讨论。第二,个案太单薄。吴同表示他的研究是集中于工运型NGO这一特殊类型的,其他类型的NGO不在研究视野之中。第三,制度化的团结还是个体化的团结?首先工人中有普遍的维权意识,劳工NGO采取导向型的介入手段,逐步地在工人中建立团结。孟泉回应了两方面问题。一是认同应当确定分类的标准和原则。第二是认同应当对工人方面的访谈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第三单元:劳工政治与劳工意识

  上海行政学院的刘建洲副教授在其论文《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基于社会学干预发现》中,尝试借鉴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进行社会学干预。他将干预过程分为三个环节:(1)阶级意识访谈。通过记录打工者的阶级体验,来展现其阶级意识在不同维度的表现形式与特点。(2)阅读、讨论劳工传记《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启发打工阶级通过审视劳工史上的经典人物的觉悟过程,反思"我们曾经是谁"、"我们将向何处去"、"我们该怎么办"等阶级意识发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3)观看、交流电影《美丽青年全泰壹》,促使打工者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更为深远的历史视角,来看待自身目前的处境和历史命运,反思该如何采取切实的行动来改变现有的结构。社会学干预发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尚处于"工会意识的萌芽期",其阶级意识发育的程度与表达的深度,要超乎学界的预计与想象。本研究能够为新时期的劳工教育以及国家劳工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份不同于以往注重"生态研究"而忽视"心态研究"的实验报告。

  复旦大学的熊易寒在其论文《集权化市场、弹性积累与劳工政治的转型》中讨论了,弹性积累的生产体制在集权化市场条件下的兴起,以及弹性积累的生产体制对劳工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市场不是平等的,只要存在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研发、设计和营销等)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生产制造)相结合,就可能形成集权化市场。产业环节的脱离使得工厂政体视角越来越有局限性,因为如今的工厂管理体制和权力结构不是在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中而是在整个产业分工中产生和延续的。集权化市场和弹性积累需要通过制造市场的等级制来保证利润,它不需要"功能性的中产阶级",而是需要"功能性的穷人"。只有制造功能性穷人的体制性贫穷,才能确保可以接受廉价的、不稳定的和无保障的工作的无产阶级存在。随着灵活积累的全球性扩张,一度稳定的工人阶级被"与分包商和临时就业中介机构之间的暂时和肤浅的关系网络"所取代。结果是,一个结构上被瓦解和缺乏组织的工人阶级形成了,他们更倾向于发展"怨恨政治",而非"传统的工人阶级工会和左派政治"。

  上海财经大学的苏熠慧汇报了其正在进行的研究成果《职业学校的"暴力文化"与学生工抵抗》。通过半年多的田野工作,她发现在职业学校中普遍存在着崇尚暴力的反文化。"暴力文化"一方面基于这些孩子的农村成长经验,另一方面基于职业学校内部小群体互动模式的巩固。暴力文化是学生最直接的感情表达方式,作为学生个性释放体现方式和学生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的"暴力文化"却与资本对驯服、乖巧等女性化气质的强调相矛盾。这种矛盾正导致了学生工进入学校后,无法接受工厂生活,从而引发抵抗行为。她认为职业教育中的暴力文化揭示了阶级再生产过程的断裂。

  华南师范大学的黄岩副教授对三位青年学者的研究做了精彩点评。他认为刘建洲对阶级意识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同时阶级意识是理论性抽象性非常强的。如何进行测量和评估?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工人进行干预前后的访谈,或者对其志愿性的行为参与程度进行观察,要比单纯的问卷访谈更有效一些。另外,三种类型的研究对象:NGO的发起人,NGO的志愿者以及普通工人,他们对于干预的反应情况是否存在区别?熊易寒的研究试图从宏观层面对劳工政治进行研究,考察了弹性积累条件下工人团结的碎片化问题。但是他的研究涉及到的概念太多,如集权化市场、怨恨政治、功能性穷人等,这些概念并不十分明确。另外,一些具体判断的解释并不十分清楚,需要进一步的思考。苏熠慧的研究想讨论的论题太多了,有在职业学校的问题,有家庭社区的问题也有工厂中的问题。这一点还是需要明确。另外,性别视角是文章的主线,如家庭社区培养的男性文化和工厂学校规训的女性文化等。除了性别视角之外,地缘因素也是应当考虑的关键变量。

  其他与会者对刘建洲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包括:短工化和高流动对干预效果的影响是怎样的?如果条件不允许设置对照组,那么干预对象的选择应该着重考虑;把普通工人和NGO工作人员作为同质性的群体,这样的实验分组是否合适?不同阶段的干预前后是否做过前后测,对干预效果进行比较?工人阶级意识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可能不是一个干预过程就有显著效果的;与以前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干预有何关系和区别?干预的后果是否引发阶级行动?干预对象的属性特征对于干预结果有何影响?对熊易寒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包括:弹性积累导致劳工政治的转型的类型和机制是什么?弹性积累对于工人组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不应将讨论停留在制造业上还应当考虑服务业的情况;阶级政治和怨恨政治的异同是什么?对苏熠慧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包括:与之对话的理论落脚在阶级形成理论还是劳工政治理论?暴力文化背后隐含的更深的问题是什么?农村生活是不是暴力文化的根源?暴力文化是性别文化还是个性文化?暴力文化的解释链条过长;从暴力文化到阶级文化的跳跃有点大;如何看待暴力文化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孩子们的暴力文化,父母的态度和反应是怎样的?职业学校中参与打架的学生与不参与打架的学生进入工厂后行为有何区别?

  刘建洲在回应时提到,在做阶级意识的文献综述时,感觉到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他的感觉是实践是第一位的,经过实践之后,对于问题的理解会达到另外一个层次。研究之初也想到要做比较、分组设计和实验设计等,但是实践中难以兑现,可能在实验室中更容易实现。对于社会学干预方法的讨论在西方也有很多争议,他的研究是从这个范式出发去讨论利弊。干预之后能否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阶级意识获得提升?他试图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实践的发现和理论有所对话。工人的高流动性对于干预效果的评估确实影响很大。

  熊易寒在回应时承认题目比较大,以后会考虑将其分解,首先解释弹性积累在全球同时兴起的问题,然后再解释弹性积累对劳工政治的影响。汪建华和王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需要对后一个问题进行类型化,对机制进行解释阶级政治是基于工会和政党的,而怨恨政治丧失了组织性基础,更多的是个体性的,并且变成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而不是组织现象。

  苏熠慧认为大家的批评实质上是在帮助她梳理分析线索。她认同汪建华和许怡的观点,阶级形成的研究需要一个长时段的跟踪或文献收集,而她的短时间的田野调查放在劳工政治的理论视角下似乎更合适。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她希望保留阶级和性别(阶级气质)的视角。关于农村生活对学生的影响,她认为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了一种行为模式,进入职业学校后,又经历了一个再造的过程,某些方面受到加强。

 

  第四单元:工人的教育与生活
 

  最后一个单元有三位讲演者。华南师范大学的黄岩副教授报告了近期的一些思考《宿舍劳动体制的再思考》。宿舍劳动体制是任焰和潘毅在2006年的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她们指出宿舍劳动体制反映了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安排,即将产品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以适应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和灵活控制工人的需要,目的是保证劳动产出的最大化。在实践中,宿舍劳动体制降低了工人对工资的要求,同时抑制了工人社区联接的可能性,代表着一种强制性的劳动和居住方式。随后的几篇文章延续了这个基本观点。但是,事实果然如此么?新生代工人对于宿舍的选择或认同是基于理性考虑的么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工人选择住宿舍的理由是什么?黄岩老师提出了这些正在思考中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汪建华报告的题目是《新工人社区生活的社会政治意涵:基于经典理论视角的阐述》。从涂尔干、马克思和波兰尼的理论出发,他回顾了经典研究中的劳工社区生活,讨论了社区生活对于劳工阶级的意义。基于经验研究资料和相关文献,他讨论了新工人的社区生活形态,并指出了三种考察其变化趋势的维度:代际变迁、工业化经历和产业区域转移。最后他讨论了从上述三种经典理论视角出发,如何看待新工人社区生活形态变迁的趋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黄斌欢报告的论文题目是《猪圈的争夺:客籍养猪工人与地方政府的治理之战》。他以珠三角城市边缘的客籍养猪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围绕着生猪养殖权力的争夺过程。这些边缘养猪场是扎根于城市市场体系的,但却遭遇政府部门的干预,不能获得合法身份。在养猪人和地方政府之间上演着一出"政府拆除、重新开张、政府再次拆除、再次重新开张"的剧目。

  上海大学的苏熠慧讲师担任第四单元的点评人。她认为三位演讲者的一个共性是转向工人的生活,将工人的生活与生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黄岩老师的思考基于两个问题:第一,选择住宿舍是工人自愿接受的认同的行为,还是工厂强制的控制?第二,宿舍是工厂控制的场所还是工人团结或者再造社会关系的场所?汪建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从生活角度分析工人政治的视角。但是在引入三个经典理论的研究视角时,是否也应该对其背后各自要回应的问题进行一个讨论?黄斌欢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将产业与生活的契合描述的很清晰。但是与波兰尼的理论展开对话是不合适的,波兰尼讨论的政府是一个左右摇摆的形象,在黄斌欢的研究中,政府的角色不是这样的。黄斌欢的问题似乎更接近一个社会治理政治的问题。

  其他与会者对汪建华的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对工人的社区生活的研究,为何没有单位制的讨论?对黄斌欢的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这些养猪场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研究问题不是特别清晰;政府治理的逻辑和养猪人的生活逻辑是怎样的?围绕着养猪场的利益格局是怎样的?

  三位演讲者先后回应了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与会的青年学者和沈原老师等人一起围绕着汪建华和黄斌欢的研究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整体而言,青年学者对劳工问题的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其研究方法既有田野观察,又有文献研究、干预研究和理论思考;田野观察的地点既包含工厂和社会组织,又包含职业技术学校和街头;研究对象既有产业工人又有公共服务业工人和工人阶级后备军;研究问题既涉及到生产过程又涉及到生活领域和集体行动。从深度上来说,这些研究不是简单的应用经典理论来解释中国劳工问题,而是从现实出发设定议题,通过经验观察、理论对话和反思,寻求对中国劳工状况和劳工问题的本土解释,努力探索改善现状的方法。这些研究有助于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代表了劳工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十几位学生旁听了主题汇报及讨论。

        (根据录音和笔记整理。整理人:窦学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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