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9日，首届“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研讨会”在与会学者意犹未尽的探讨中结束了，但关于如何创新中国政治话语及其传播方式的话题仿佛才刚刚开始。

　　这次会议由求是杂志社、中国外文局、中央编译局联合举办，旨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构建融通中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一思想所反映的重要议题，搭建一个全新的跨界交流平台，邀请政治话语创建、翻译和对外传播三方面专家，深入研讨中国政治话语的创新及对外传播。在这次思想的交流碰撞中，涌现出很多真知灼见。

　　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与会学者认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定为“中国政治话语传播”，抓住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传播好中国声音和中国价值理念，提高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与水平，意义深远。

　　1.话语权建设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必要环节。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研局副局长李鑫炜指出，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起点上，同时也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也是风险、挑战、困难甚至战略陷阱集中的阶段。我们既要为走向世界开拓进取，又要让世界认知、接纳进而欣赏，还要防止外部势力的干扰破坏。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构建我们的政治话语权、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于我国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积渐而成的制度体系，需要我们积极探索一套政治话语体系来对其进行阐述和介绍。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孔根红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迄今尚未有过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体量巨大、人口众多，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迥然不同的行为体，以其独一无二的国家治理体系、独具优势的执行能力、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进入国际体系中心，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成功，各国都在用自己的话语进行解读，并试图用自己的话语影响他人。因此，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是展示中国形象，阐释中国理念，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

　　3.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意义重大。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提法，给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指明了方向。融通中外，是能否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进一步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与会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在不断融入世界、形成自己话语权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突出的问题和挑战。既有意识形态等方面造成政治话语的误读，也有中外语言习惯、翻译技巧以及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等方面的问题。深入研究、全面认知这些问题，对于创新中国政治话语及其传播方式至关重要。

　　1.对于中国政治话语特别是关键词“五花八门”的翻译，造成国外受众对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成就等误解和误读。周明伟认为，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对中国的解读总体趋于客观，但全球话语体系仍为西方所主导，大部分是通过英语体系来表达，因此对中国政治语言的解读五花八门，甚至包括负面化、妖魔化的解读和翻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指出，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海外舆论对中国梦的各种误读上。比如，有的把中国梦解读为“帝国梦”，即复兴中华帝国之梦；有的解读为“威权梦”，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挑战了西方启蒙理性以及自由民主的传统，给西方主流学术界带来巨大冲击；有的解读为“敛财梦”，在海外财经报道中频频出现“中国把东西卖给全世界，然后再买下全世界”的话语；还有所谓“强军梦”、“雪耻梦”、“世界第一梦”、“超级大国梦”等等。这些误读已影响到中国国际形象。

　　2.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更容易遭遇话语权被挤压、形象被歪曲的情况。李鑫炜认为，任何国家发展到战略崛起阶段，都会面临形象被歪曲、被碎片化，话语权被挤压的情况，这在历史上已有许多先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何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认可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挑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苏长和认为，在国际交往中，国外在话语方面对我们有很多压制：有的对中国政治经济现象进行西方式命名，比如，说我们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是采取他们的道路；有的用过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强权主义政治中为人诟病的概念来说中国，比如说中国是对外殖民主义；有的不断抛出诸如“中国威胁论”、“不守规则论”等，让我们忙于做解释工作；有的对我们的政治话语故意装作听不懂，说我们不接轨、不兼容，似乎只有像西方一样说话才具有影响力，否则就是边缘；有的将我们好的方面都归功于西方政治文明，将不好的方面都说成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有的则利用各种民调机构和评奖活动等，不断抛出政治话语，引导舆情；等等。

　　3.社会制度、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给我国政治话语的传播带来巨大挑战。《人民画报》社社长于涛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外交往的增多，外国媒体和民众对中国的态度逐渐趋向客观，但挑战依然存在，并且因为交往频繁而产生许多直接的利益冲突，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更加严峻。例如，在对政党、政治主张和政治人物的态度上，我们对中央文件是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西方则习惯于对政府的政策主张提出质疑；我们注重集体、善于综合、关注整体，西方则注意局部、长于分析、关注个人；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广受赞誉，西方的政治领袖在成长过程中则饱受各方批评；等等。在语言文化方面，我国政治话语是高度概括的、抽象的，对内传播尚需解读、学习、领会，更何况要让外国人理解。有些词在中文里是褒义、中性的表述，但在英文里是负面的，比如“意识形态”，对我们来说是褒义或者中性词，英文的“意识形态”则指负面、有争议、有问题的内容。这种文化和语言的差异给中国政治话语传播带来许多挑战。

　　4.翻译能力跟不上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政治话语传播渠道和方式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治话语和文化走出去。周明伟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翻译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尤其是一些核心政治词汇的翻译很不统一，影响到境外受众的准确理解。我国一些重要文件，没有便于外国人理解的简写本，并且外文版的翻译大多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翻译，很少关注注释和相关背景。比如“小康社会”、“科学发展”等概念，要让外国人准确理解和接受，就必须加入相关说明和阐释。孔根红认为，目前我国的对外宣传呈现自话自说、自我欣赏、自娱自乐的现象，虽然国人能懂，但不能让世界听懂。对外传播的思维、观念显得陈旧，传播方式概念化、理论化，惯用政治口号，平实生动的语言不够。史安斌指出，我们的传播渠道仍然极为单一。以越南为例，美国在越南设立了42家不同类型、以新媒体为主的媒体，而中国只有两家，传播效果和美国网站相比有明显差距。

　　对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建议

　　如何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与会学者提出许多极富见地的建议。

　　1.加强政治话语翻译的研究和创新，建立政治话语的创建、翻译、传播三方沟通工作机制。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谦认为，政治话语的翻译应该有一些原则，比如以我为主，简洁，标准化等。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王刚毅、中国译协副会长陈明明等专家建议，要从国家层面上加强重大翻译项目的策划，建立话语翻译标准的研究和发布机制，召集翻译方、高校的专家和媒体机构，与文件起草部门一起研究核心概念、表述及对外翻译传播。要建立重要话语产生过程中的咨询机制，在重要文件起草时邀请翻译界或传播界的专家参与，同步考虑如何使翻译的文件能更好地为国际社会了解和传播。要建立翻译文件概要的策划机制，在起草中文全文的同时写好中文概要，翻译好外文简读本，便于向国际社会推出我们的核心观点。在发布重要文件时，在重大问题、重要事件上要提前发声，在对外发布中文版本的同时发布权威外文译本，抢占舆论制高点。

　　2.实事求是地介绍“复杂”的中国，寻找政治话语中的交集，不断丰富传播内容。《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等建议，要把我们的外宣基调放在传播一个“复杂”的中国上，实事求是地跟外国人讲述真实的中国，既说我们的巨大进步，也不羞于和害怕“揭短”，让外国人看了可信。要更加务实地研究关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切实问题，寻找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点和利益交汇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国际上的智库在重新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向，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我们要了解别人怎样考虑中国，了解国际话语权的环境。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认为，要对政治话语进行分类，分清哪些是适合对外传播的，哪些是不适合对外传播的，寻找有说服力的对外传播内容。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崇防等学者指出，要把刚性的国内政治话语转变成柔性的学术话语，转化成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实际做法和生动故事。比如，在传播中国梦时，要从利益链接层面来看，抓准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于安全利益、发展利益等关切，把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的理念、群众路线的原则、小康社会的目标等同西方社会分化加剧、西方社会对于物质的认知等连接起来，这样才能让中国梦在精神层面跟国际主流社会的诉求连接起来，让外界更容易理解进而接受中国梦。

　　3.在对外传播方式上要注意去宣传化，增强对象意识和亲和力。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严文斌认为，政治话语对外传播中要注意去符号化，去概念化。孔根红等专家学者指出，当前要着力实现以下转变：一是从内宣到外宣的转变，摆脱以内宣代替外宣的现象；二是从政治论文的翻译到外宣原创性产品的转变；三是从被动解释到主动引领的转变；四是从国际体系的融入到主动塑造的转变；五是从零和思维到包容共存、共赢思维的转变；六是从居高临下到平易近人的转变；七是从习惯中文化表达到国际化视野下融通中外的转变；八是从概念罗列到问题设置的转变；九是从复杂概念到简单明了化的转变；十是将核心政治话语形象化、故事化、案例化。非政治化的政治传播才能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要用西方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设置议程，多用浅显、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切入对方关心的话题。要主动应对移动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迅猛发展带来的挑战，综合运用网络、视频等新媒体，了解并推动别人对我们的认知。

　　4.以自信、平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外宣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认为，话语建设和传播关键是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交流也要交锋。建议推动真正认同中国道路的民间社团建设；支持原创研究，不做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建设有影响力的时政网站。胡锡进等与会专家建议，做外宣工作心态要放松一些，不能总是害怕说得不准确。要允许对外传播工作者在探索上“走弯路”，给对外传播工作者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潘玮琳认为，政治话语传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文化上有根本的心理距离，很难达到百分之百有效的沟通，这就需要靠不懈的努力和持久的耐力，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尽可能地扩大共识。苏长和指出，要敢于按照我们的叙事，把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原理和逻辑讲清楚，这是政治话语走出去的核心问题。要积极帮助外国人翻译我们的成果，这样既能够通过更原汁原味的翻译让当地读者容易懂，又能培养一批海外研究中国问题、传播中国政治话语的学者。要敢于用我们的价值和逻辑深入研究他国，这种视角比较容易帮助我们自己走出去。可以设立课题用我们的概念和制度去研究当地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救灾体系、减贫、降低文盲率方面，他国一旦觉得有效，我们的概念、道路就会慢慢被他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