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 6.12 （週五）
地點：世新大學舍我樓S1204會議室

◇ 會議說明與徵稿主題

1815年傳教士馬禮遜於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開啟近代華文報刊的新頁，200年來在印刷、技術、文化社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地緣政治與民族國家的變化，使得報刊、新聞、廣播、影像、網路、通訊等媒介，不僅只是扮演傳遞訊息的角色，媒介與媒介行動造就了新聞學、傳播學等學科典範與媒介活動，亦是諸多學科知識不能忽略的關鍵議題。舍我紀念館2015年度國際研討會以「傳媒與台灣現代性」為主題，公開徵求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技術史、國族主義、市民社會、專業主義、公共領域、冷戰、東亞、移民、人權以及影像、勞動、鉅量資料等跨領域學者，以傳媒與現代性為主題的下列相關研究論文： 

1. 近代報刊中的積極與消極公民

清末民初的近代華文報刊，處於時代轉型的關鍵期，許多近代知識份子與文化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積極投入報刊事業，期望能夠透過知識啟蒙，改變閱讀大眾的文化素養，進而塑造新時代的公民。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與其「新民說」正是最具代表性的時代產物。然而，除了文人論政與知識啟蒙的視角之外，在消費廣告、奇聞議事、爭議案件之中，閱讀大眾觀看著他人也同時想像著自己。依此，我們發現了另一種意義的報刊經驗。私經濟領域中的消費主體，其目光不僅轉移至日常生活中的休閒娛樂，也開始觀看著公眾人物的私生活議題。另一方面，對於異國經驗與國際事務的報導，促使報刊讀者對於我群/他群之間的差異，透過比較心態形成了關於權利、利益的討論。簡言之，當觀察視角由文字的生產者轉向接受者時，報刊中可能浮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公民意象：讀者大眾們何時是「消極公民(消費者)」，何時又是「積極公民(啟蒙者)」？上述提問使我們進一步深化「文人論政」的理解，重新挖掘閱讀大眾的兩面性，與其體現出的積極與消極公民形象。

2. 傳媒技術與新聞專業

電報與海底電纜的建設，讓電報體成為新聞寫作的主流，並使客觀新聞成為當代新聞寫作的典範格式；印刷機具的發明使得報紙生產成本降低，促成知識普及化與文化民主化。在新聞史中扮演決定性角色的傳播與生產技術，對不同時期的新聞產製發揮怎樣的影響？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與專業地位是提昇或惡化？電子媒介與視覺技術的增生，又如何改變新聞生產的面貌？在不同的傳播媒介間，同樣的新聞工作所要求的技能與專業素養又呈現怎樣的差異？培訓專業人才的新聞教育機構，如何與新出現媒介技術互動？不同階段的傳播技術，如何影響、改變新聞教育的內涵與實踐，又如何形塑特定時期的專業想像？新聞教育是如何論述專業領域的必要性與自主性？

3. 日治時期的台灣傳媒與社會

1930年代的台灣，苦悶的殖民地文學家大量浮現，許多描述現實生活的重要台灣文學出現在幾份重要的文藝雜誌與報刊上，一方面吐露對自由、平等的渴望；另一方面，筆下出現繁華的都市生活、蓬勃的庶民文化、發達的觀光旅遊，或攝影、留聲機、廣播等媒介生活的中產階級品味生活。治理、殖民與現代性構成了當代社會的重要肌理，而都市、消費、媒介啟動並推進政治、社會、文化的多樣化與歧異。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可說是一個東亞現代性的縮影，相較於新聞史、媒介史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的媒介研究顯示出媒介與傳播的多重決定，更難只專注在一種傳播技術上，而是印刷、影像、電影、口語、歌謠、廣播等等不同速度、韻律、時間感的傳遞構成的現代社會。如何透過消費、媒介與群眾的觀點來研究社會形構與變遷，是本單元所關注的焦點。

4. 戒嚴時期的台灣傳媒與治理

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後，除須嚴控人民思想，貫徹反共抗俄國策外，尚須在思想、文化與生活等不同層面，清理日本統治者的殖民痕跡。思想整肅與文化治理施行於人民日常生活的所有空間，刊物查禁、逮捕審訊，是直到解嚴前台灣傳媒人士的共同記憶。近年台灣學界已累積數量龐大的口述史料，對描繪戒嚴時期統治者因箝制言論而出現的荒謬行為頗有助益。但在這些殊異的個案背後，是否存在一致的現代治術？統治者又是如何藉匪諜、台獨、叛亂等罪名，形成戒嚴時期的恐怖統治？存在於報端與大眾傳媒上的自白文本，又有何異同？新統治者又是如何剔除日本殖民統治的陰影，而宣稱統治的正當性？又如何利用殘餘的殖民因素，在大眾傳媒灌輸新的意識型態？

5. 文化冷戰的傳媒與政治

現代傳媒與民族國家約略在同時間出現，此一歷史機遇並非巧合而有其必然性。無論對內或對外，現代大眾傳媒始終發揮宣傳功能，對內鞏固國族認同，對外確認敵我差異，體制化的大眾傳播研究正是在二戰期間心戰宣傳所打下的基礎上，而於戰後成長茁壯，並於冷戰時期擴散至第三世界乃至歐陸各國。對中國而言，中日戰爭的前後，兩國為爭取西方各國的支持，紛紛在中國或英美各國上發揮顯著、密集的輿論戰。冷戰開啟，國共隔海而治，也在東南亞各新興民族國家、西方僑報上進行跨地域的宣傳戰，其中也包括各種在地與外國力量之間的協作與對抗。時至今日，中央電視台英語頻道、新華網，也擔負著同樣的任務。兩個世紀以來，華文報業、媒介，究竟如何在國際政治領域上進行各種輿論宣傳動員？他們與在地社群、華人社會及(前)殖民政府如何互動? 其成效、目的為何？

6. 多元現代性下的媒體宣傳

 現代性的一大特徵即民衆對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愈來愈大，而傳媒儼然成為不同群體、不同階層民眾之間不可或缺的溝通管道。 正因如此，諸多關於傳媒地位與作用的論述紛紛出現；其中，傳媒的「新聞觀」幾乎被視為不同政治體系、現代性世界觀、不同現代化「包裝」（譬如：蘇式社會主義現代性、國家主義現代性、世界性主義等等） 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在傳媒的思想光譜上，其兩極為「精英通過媒體引導民衆論」(自上而下的指導)與「民衆通 過媒體監督政治精英論」 (自下而上的監督)。對此，二十世紀華文界不同人群與政治團體對媒體的看法尤其有趣。相對於在共產國際的引導下所組成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宣傳機構，很多新聞記者接受的卻是美國或美式的新聞觀教育。本場次將以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 之概念來探索傳媒在中國與臺灣不同政治想像（Political Imaginaries）中的地位，欲探討的問題包括：全球化下不同政治體系和政治想象和政治想象中 「媒體觀」的共同點與差異衝突，其宣傳與傳媒的關係，黨和政府官方人與記者的關係，國民黨與共產黨對媒體與黨群關係的想像，民主化過程中媒體的地位與作用等等。”

7. 報人與社會變遷

傳統新聞史研究，多以報人為研究主題，名聲顯赫之報人也成為有志新聞事業學子的仿效對象。此類研究將報人視為政治菁英，討論報人與政治變遷的影響。但隨著資本集中化的現象日益明顯，20世紀初期已出現報閥（newspaper warlord）形容報人對政治時局的影響，晚近以來，全球資本的流動更是漫無邊際地恣意蔓延，復之以科技匯流的綜效更趨顯著，媒體大亨（media tycoon）已成為當前報人的具體形象。兩個世紀以來，華人報人固然在鼓動風潮、推動民主上卓然出眾，但在經濟逐利、社會衝突、文化價值上的影響，卻鮮為人所知。本次研討會，希望學界先進能夠從更多不同的層面，分析知名報人在社會、文化乃至經濟行為上，對華文傳媒生態所造成的影響。

8. 開放議題

亦歡迎各領域研究者，於規劃議題之外與台灣新聞傳播史相關之研究論文。

◇ 論文投稿須知

（1）研討會論文採摘要匿名審查，亦歡迎全文投稿。

（2）論文摘要截稿日期為2015年 1月19日(一)；2015年2月2日(一)於舍我紀念館網站公告錄取名單；2015年5月15日(五)繳交論文全文。

（3）請先至http://goo.gl/s2ZF3q 點選下載「論文摘要提報表」，將「論文摘要提報表」填妥後以docx檔上傳至http://goo.gl/a2dbBX，論文摘要3000字以內。

（4）摘要與論文格式請參照「中華傳播學刊」論文範例。/attachements/2019/09/10/71dfa4509a4cfd4eebb234275f615729.pdf

（5）其他未盡事宜，請參考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網站更新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