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宪法》首先确定了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即“遵循在中 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同时，新宪法还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范围。1984年， 《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进行了规定。1986年，根据新宪法修改通过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限作出具体规定， 进一步向地方下放权力。1990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1993年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专门就中央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进行了规范和界定。

自1981年至1996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陆续通过《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关于授 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 定》、《关于授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 特区实施的决定》、《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 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等5个决议或决定，就经济特区的立法权进行明确授权。

2000年，《立法法》作为国家专门调整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对中央的专属立法事项进行列 举，对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程序以及中央对地方的立法监督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事 权范围和立法职能划分更加明晰和确定。《立法法》的颁布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 为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合理划分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盲目 性和随意性，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朝着规范化和法治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从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目前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界定仍然过于笼统，在 实践中难以操作。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向地方的许多重要的放权往往依据的是中央政策和政府 文件，这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地方权限的变动缺乏法律约朿和稳定性，容易出现政策的左右摇 摆、前后不一，也容易削弱地方对中央的信任感、力卩大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在缺乏法律保障 的条件下，地方只有依靠自身，努力增强本地经济实力并以此来和中央讨价还价。中央与地方关系难以 实现良性发展，因此《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权限”。当前， 科学界定、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就必须将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步纳人法治化的轨道，以法制化的 形式将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事项范围、运作方式，以及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程序明 确下来，从而形成中央与地方关系良性发展的制度基础，并最终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等专门规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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