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说《暴风骤雨》和纪录电影《暴风骤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不同视点讲述了尚志市元宝镇的同一土改事件。小说从革命立场出发，将地主叙述为集剥削者与道德恶棍于一体的负面形象，藉以确证土改的合理性与解放的正义。纪录电影则重返当年土改发生地，以大量当事人口述，展示了小说有意删除和遗忘的另一面，有力地解构了小说的“正典”叙述。然而纪录电影本身也存在难以为人注意的 对于权势者罪恶与底层不幸的大面积“遮蔽”。在相互对立的“革命”和“自由”的神圣名义下，它们以几 乎一致的记忆、遗忘的叙事机制，对历史和生命造成扼制，这种扼制是它们各自时代的“现代”文化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当代文艺要摆脱“现代”幽灵的缠绕，必须摈弃概念而直面广阔丰富的本土世界。

[关键词]《暴风骤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权力宰制 叙事机制

〔中图分类号〕006.7; J9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 (2012 ) 06-01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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