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没有一部小说的研究像《红楼梦》一样曾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1954年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俞平伯是这场大风暴的中心人物，引发这场风暴的却是两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他们挥斥方遒，指点红楼，激扬文字，因一篇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文章而跃上浪尖风口。

　　红学，1954，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梦魇”……

　　小人物引发批判俞平伯导火索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弟子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1948年底，天玄地黄之时，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俞平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表现积极，从其公开发表的诗歌可见一斑，如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以及赞颂抗美援朝的诗，“千里青山变了黄。终教胜利归吾党。”

　　1952年，俞平伯应文怀沙之约，在上海的棠棣书店出版了《红楼梦研究》。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俞平伯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但在惯性的作用下，治学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李希凡和蓝翎，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挑战。此文发表在1954年9月1日出版的山东大学报刊《文史哲》第9期。

　　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到了高层手里，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了。随后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两个“小人物”的预料。

　　江青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文章大为赞赏，就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邓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商量的情况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蓝翎，让他们将文章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岂料，文章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转载一事搁下了，似乎不了了之。

　　历史充满了偶然，又有超出想象的必然。短暂的停歇，好像表面平静的深水，正在积聚着惊涛骇浪的能量。中宣部、《人民日报》、中国作协等有关领导，刚开始也没有参悟到转载此文背后的玄机。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这次参加谈话的有周扬与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正副总编邓拓、林淡秋等人。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9期，说毛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林默涵、何其芳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周扬说：“很粗糙，态度也不好。”“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

　　“文革”前，周扬对毛泽东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江青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江青的话往往忽视。解放后，江青当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毛主席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江青很聪明。

　　学者徐庆全从信札研究人手，分析了周扬与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的关系问题，周扬和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开展批判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最初都有不同的看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这就引发了与其中很有关系的江青的矛盾冲突，也为后来周扬、邓拓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李希凡、蓝翎谈话时说：“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于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还加上了由主编冯雪峰撰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这篇按语，连同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所加的按语，均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本来他听了江青关于文章转载过程的反馈，就有些生气；等看了这些按语，更认为“问题严重”，“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广？”

　　10月16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了中国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的阅读对象竟有28人之多。毛泽东在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风暴中心的俞平伯以及两个“小人物”，直到1967年5月27日，报纸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这封信，才得以了解内幕。不知俞平伯看到此信是否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而两个“小人物”当时也只是听说，直到十余年后才读到这封事关两人一生命运的信的原文。袁鹰自1953年供职《人民日报》文艺部，曾在领导的授意下撰写批判俞平伯的“檄文”，晚年他的回忆录记录下初次读到此信的感受：“这封信写得如此严厉，如此明确，使人有点不寒而栗。”袁鹰还指出“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质”。

　　俞平伯的红学梦魇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作者王若水回忆说：“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原来，是邓拓找到负责理论的王若水，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报纸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邓拓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俞乎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于是，王若水查找资料，连夜突击，这篇文章便很快见报了。

　　风向又变了。批判胡适与胡风之风骤起，意味着批判俞平伯由高潮转向尾声了。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

　　这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批判，让俞平伯尝尽了人世间的苍凉，这个全国性的大批判，就像一个时代的梦魇，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从此，老君堂前门可罗雀，只有老友王伯祥、顾颉刚可慰心情。

　　当批判胡适的文章劈天盖地、绵延不绝而来时，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他随即又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苦罪。”

　　俞平伯倦说红楼

　　1954年大批判后，俞平伯对昆曲的兴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专门请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对其晚年的学术生涯曾用“只有旧醅，却无新酿”八个字来概括。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200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的举行，标志着1954年对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俞在80岁后得句云：“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并加注：“十二年为一纪”。白发老人回首前尘旧事，真像梦幻泡影，正如《红楼梦》中的偈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都已过去了。可是，那历史的伤疤，时代的风雨，批判的阴影，真的能被时光的流水全部带走吗？

　　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载俞平伯晚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但在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却念兹在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的遗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